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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词与文化自信

2018年02月12日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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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文化作出重要阐述:“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唤起国人对既往传统的回望。古典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再次回味时发现,它的美深隐于我们的文化基因之中,是中国传统文化兴会、玲珑、蓬勃的精神动力。籍借这“文化自信”的号角,古典诗词冲霄遐举,并向世人呈现中国文化的意识、审美和情怀。

  古典诗词彰显中国文化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既是人类对自身命运和存在状态的思考,也是人类意识中原初的、核心的意识形态,它包括情感和智慧两种内涵。

  华夏民族的情感最初形态就是以诗歌形式记录下来的。《尚书·尧典》载“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是人类真善美、知情意的综合情绪,它没有偏见地记录着华夏子孙情感历程的变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情感的核心灵魂是“天真”。这里所谓的“天真”不是任性,更非懵懂愚钝,而是真性情,它体现的是“自然”精神与“家园”意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将“自然”、“田园”作为生活的终极追求。“竹林七贤”的灵魂人物嵇康曾言“越名教而任自然”,而嵇康本人“精光照人,七格凌云”的人格魅力更成为后人的榜样。有“自然”必有“田园”,“田园”与“自然”相依相存。陶渊明的“田园”来自对老庄自然美学的崇拜。陶氏生于凡尘,却于红尘之外开辟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田园”世界,欣然捕捉“自然之美,真实志趣”,他超然物外的心性不仅开辟了中国诗歌平淡自然、抱朴守拙的美学境界,而且成就了中国古典诗词的田园范式。于是,田园与自然逐渐成为中国士大夫的情感家园。

  智慧,是某地域内的文化积淀内化于人之后的执行力,也就是人在某种特定文化熏陶之下的思维及其行为。“智慧”,为“智”与“慧”的集合。智是聪明,聪明与生俱来;慧为慧通,需要勤学精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体现出“慧通”之内涵。中国人的“慧通”外显为“温柔敦厚”,内置为“圆融贯通”。无论儒家还是道家,他们的主要观点都集中在塑造“和合”的人生气质,这是追求融合与和谐生活志趣的根本方式。在这个熔铸过程中,诗词发挥着根本的施教作用。孔子认为若不诗教,“君子”二字不过徒有其名。因此,就不难理解《诗经》为何成为儒家“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基础了。

  集体智慧,是华夏文明与自然相处过程中碰撞出的“相合”智慧。汉乐府民歌《江南》看似写采莲,其实在歌颂江南风光之余,想要传达人的活力,表现在与大自然的关系中,人与人之间那种相互合作、相互爱护、兴味盎然的集体主义精神。个体智慧,考验的是人在得与失的人生道路上的达观精神,并彰显个人的承受能力。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但于此逆境,他并没有与外界发生冲突,而是选择接受。一如他本人所言:“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无论人生如何苦痛,无论多少酸甜苦辣,最终必将风烟俱净,而永恒存在于人生的,还是我们面对生命起伏时的那份坦然。“相合”、“和谐”,这些坚韧镌铭的生命意识,恬淡、合乐、自在。

  古典诗词承载中国文化“风骨”“气韵”的审美观照

  风骨与气韵,来自中国古代文论术语,指的是文章内容和文辞方面明朗、刚健的风度。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有“风骨篇”。风骨,彰显内容的坚韧本质;气韵,反映文辞的感染力。气韵衬托风骨的劲健,风骨支撑气韵的光华。

  风骨之气度,莫过于观照岁月的能量,中国古典诗词对岁月的描写是最具亲和力的。建安“三曹”之曹操慨叹“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初唐王勃诵“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而盛唐王之涣则歌“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宋代李清照叹息“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这些人生,或庄或谐,或爱或恨,或疏或痴,它们在风骨之内,气度之上,演绎出中国美学精神“蕴藉隽永”的意味。南宋词人蒋捷作《虞美人·听雨》,用观雨的心境将“少年、壮年、而今”和盘托出,突出了人生——这位高明工匠——雕刻出的岁月力量。岁月如雨,时光亦醉。痴于“醉”的,莫过于“谪仙人”李白。他的《客中作》,以酒告慰时光。李白酒入诗肠,狂歌“不知何处是他乡”。几百年后,苏轼作答“此心安处是吾乡”。在与时光对峙的人生中,诗词是唯一的安慰。这岁月的“沉著之致”积淀了风骨,凸显了气象。

  风骨之韵味,莫过于古人对“物”的执着。刘勰言:“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古人写物,其旨在“物我两忘”。王国维谓:“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即便是不起眼的花草,相对诗词作者而言也仿佛具有“明心见性”的品质。南宋诗人陆游,晚年隐居山阴(今绍兴)乡村,寒冬中偶见梅花怒放,兴之所致提笔作《卜算子·咏梅》。他虽没写一朵“梅”,没着一枝“花”,但读后却有幽咽的暗香扑鼻。“物”的淡雅之外,亦有浓郁气韵弥漫在诗词世界。“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李白的牡丹如此;“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真珠红”,李贺的美酒如是,就连柳永的“别恨”也浓得化不开——“杨柳岸,晓风残月”。古人观照“物”、珍视“物”的思想意度,是古人对“诗性”的自解,信手而出,奇崛有致。

  综合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与西方哲学饱满的逻辑思维相反,它始终带着深深的隐秀色彩,内力隽秀,外显圆融,这是中国哲学以“道”为核心的“言有尽意无穷”。而最终,它落实到了“意蕴无穷”的艺术气质上,其效果就是“不在场的出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古典诗词昭示华夏的家国情怀

  北宋哲学家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既是先贤圣道,亦隐喻家国大义。因此,家国情怀也是中国古典诗词从未缺席的主题。诗词中的家国,既有“边塞况味”,也有“忧国忧民”。

  “边塞况味”,莫如盛唐四大边塞诗人王昌龄、王之涣、岑参、高适,他们开启了中国边塞诗词的巅峰之门。王昌龄有感于汉将李广的英雄气概而作的《出塞》句句宣誓,字字慷慨,尽显盛唐人保家卫国的决心。王之涣留存于文学史的诗作已不多,但《凉州词》的余响不绝于耳,尤其是那两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羌笛与杨柳,春风与玉门关,离家已经平添几分忧思,而更为堪忧的是,面对这茫茫荒漠,连表达思念的杨柳枝都找不到。玉门关,自古就隐喻着边塞情绪,诗人把它放在这里,更显回乡之路漫长悠远。忧愁虽然有,但比忧愁更强烈的是慷慨,乡愁之上,还有家国荣誉,这远远高于个人悲情。边塞将士们的坦荡着实令人叹服。于是,我们不难理解,王之涣的《凉州词》为何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悲壮却不凄凉了。

  “忧国忧民”诗词所体现的则是国与民在争战中的苦难。忧国,既有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又有辛弃疾“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更有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捐躯赴国难”这面旌旗下,辛弃疾一腔热血奔赴《破阵子》,陆游逝前留下“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殷切期待。忧民,最深情的则非杜甫莫属了。朱熹论杜甫人格,将他与颜真卿、诸葛亮、韩愈、范仲淹并举为“君子”,意为“品格高尚”的人。朱熹认为他们“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杜甫的“磊磊落落”是他对民众生命的人道关怀。他的“三吏”、“三别”像一部史诗,记录着战争中百姓的艰辛。“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的年轻人,“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的老人,“存者无消息,死者为沉泥”的受难者,这些形象直指人心。杜甫爱民之情丹心耿耿,情义相照。

  生命意识、风骨气韵、家国情怀,这三者合而为一,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于文化中的审美基因。它们深隐于华夏灵魂深处,昂而不傲,光而不妖。它们内敛、融达,成就了中华文化昂扬的自信:“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种文化自信与古典诗词偕隐同行,玲珑剔透,流光溢彩,超越了空间,点亮了时代,烛照千秋,辉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