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在皇帝岗位上工作出色，是个素质全面的最高领导人。文治武功自不必说，在文艺方面也有相当深的兴趣和造诣，《全唐诗》小传称他“天文秀发，沉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当然有点夸饰，但还不算离谱。做秦王时，他在府中开设了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做了皇帝之后，又设置弘文馆，让学士们轮番值班，办公之余就探讨学问、吟诗作文。

　　他在书法上也下过工夫，据说弄到《兰亭集序》真迹之后，爱如拱璧，在戎马倥偬的年代也从不离身。

　　唐太宗《帝京篇》组诗自序说“予以万几之暇，游息艺文”，表明自己只是业余写作，自觉地和热衷于文艺活动却把国家搞垮的陈后主、隋炀帝之流划清界限，声明自己写诗是为了“明雅志”，而不是像陈叔宝、杨广那样迷恋奢侈靡丽、醇酒妇人。他是个好皇帝，所以得时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注意不落把柄。但如此一来，写作题材很受限制，除了表达政治抱负、忧国爱民情怀，就只能一本正经写写风景、静物。

　　梁陈以来流行一种宫体诗，描写宫廷生活和男女私情，格调不太高，但形式华美、音调柔婉，对作者和读者都很有吸引力。

　　好皇帝毕竟也是皇帝，唐太宗生活在宫廷之中，佳丽众多，渐渐地就不满足于只在诗歌里“明雅志”了，对宫体诗也跃跃欲试。有一天他找来文学侍臣虞世南，假装漫不经心地说：“我写了首艳体诗，玩玩而已，不当真的，你来唱和一下吧。”

　　虞世南早年曾得到宫体诗高手徐陵的称赏，在隋炀帝时也曾奉命写过这类东西，但这与他沉静好学的性情不合。入唐之后，他就收手不做，成为集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法于一身的当代名臣、道德模范。他看完唐太宗的宫体诗，恭恭敬敬地递回去说：“皇上的诗做得真好，不过请恕我斗胆直言，内容可有点儿不够雅正，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这诗一传出去，只怕天下人都要争相效仿，后果不堪设想。我绝不敢奉诏，也请您今后不要再下这种命令。”

　　兴头上被浇了一瓢凉水，李世民不免扫兴，但也只得赞许说：“其实我也只是试探试探你罢了，我哪能把心思花在写这种东西上头呢！”他赐给虞世南五十匹绢。得了这个教训，他此后就不再动宫体、艳体的念头。不过私心里面，他对陈叔宝、杨广的生活方式多少有些艳羡吧。

　　后来，他写了一首讲述历史兴亡的诗，自觉不错，想找人讨论一下，才想起来虞世南已经死了，遂叹口气对左右说：“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啊！”于是命令另一个文学侍臣褚遂良把诗稿拿去，在虞世南灵前焚化。

　　李世民最好的一首诗，大概是有格言诗风味的《赐萧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后世的评论家说，唐太宗的诗主要还是沿袭陈隋遗风，这是不错的。他爱用些细碎而不免雷同的小巧意象，比如《秋日效庚信体》中“珠穿晓露丛”和《月晦》诗里“穿露晓珠呈”之类，确实不大高明。《唐诗三百首》这样的通俗选本不选他的诗。明清易代之际，大思想家王船山编《唐诗评选》，倒是选了唐太宗好几首诗，还称赞他的《咏桃》诗为“绝代高唱”。但王船山的欣赏口味常常和普通读者不同，这首诗到底为什么是“绝代高唱”，看过他的评论仍然不容易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