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晓松这家伙！

　　提到校园民谣，高晓松这个名字还真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绕过。

　　现在看来，上世纪90年代初一起在草坪上弹琴的人已经纷纷散了，上班，经商，养家糊口。留在人们视野中的只有那么几个人。曾经恃才傲物的高晓松脸也已经有原来的两个大了，青春痘在旺盛了十多年后终于有所好转。他曾几度宣布退出音乐圈，却又永远屹立在“校园民谣”这面旗帜之下。多年过去，虽然他老想着离开并且已经意志坚决地离开过。即使他渐行渐远，他也把自己的铜像留在那儿了，供从过去到现在曾经热爱和依旧热爱校园民谣的人们瞻仰膜拜……

　　和几乎所有经历、参与过“草坪时代”的人聊天，回忆起那个年代，充斥他们口中的，永远是激情、不羁、爱谁谁……聊到那些人、那些事，除了欷不已，还是欷不已。在“草坪歌手”中公认有才气的只有高晓松一个，至于其他人，或多或少都会因“文人自古相轻”这个知识分子的臭毛病遭到其他人的质疑。从这点来看，高晓松无疑是成功的——用自己的才气征服了圈内圈外的所有人。

　　今天谈及他，已经被人在名字面前冠以著名导演及音乐人称号的高晓松老师，依旧是那个有不错音乐才华，脑子里面想法儿不断，没个正形满嘴胡侃的典型的北京孩子。无论是通过《同桌的你》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认识他的人，还是近些年来看多了他的媒体生活重新听他谈及过去、现在及未来的人。最近的媒体表演，应该是和超女的合作吧。他在新浪上的博客点击率也直线上升，写过去的日子，写和老狼去海南卖唱，写1990年他流落在厦门大学和当地文艺青年拉帮结伙，谈着理想和恋爱……

　　他写的东西让人有很强的阅读快感，除了他自己写，其他各处都能看到。有关高晓松年轻时候的生活在石康的小说《晃晃悠悠》中能看出些许的影子，比如小说里有一段写某人和朋友到厦门的酒吧里演出（当然影子是从他们去海南演出扒来的），然后在那儿谈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石康和老狼是大学同学。他把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故事扯到一块儿，凑巴凑巴就有了1998年最火的小说。他以一个流浪歌手的身份在厦大待了将近一年，喝酒，唱歌，泡姑娘，谈了一段后来持续了四年的恋爱。在清华西阶的演出上，唱完歌的高晓松从台上一跃而起，冲到第一排，抱着他从厦门带回来的女友亲了一口。1991年这也算是激情之作，为他博得了满堂喝彩。

　　这件事是清华老大哥邱柯爆的料，他在说完后由衷地感叹了一句：“从这可以看出他当年是个有激情的人。”有一张高晓松那场演出时的现场照片。除了当年的朋友，任谁也想不到这个纤瘦的人居然就是高晓松！

　　说到激情，在高晓松的眼里，是那段日子使他这样的孩子不得不激情。前段时间在旅游卫视的某档谈话栏目中，他聊起那时候他带领清华的孩子上北大打架的事。起因是他的某个哥们儿因为球场纠纷在北大被人打了，于是少年冲动的高晓松及一帮哥们儿杀到北大找回了面子。想不到这事后来闹大了。因为在打架事件前没多久，北大的一个学生在颐和园校区让农民给打死了，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于是没两天在北大三角地贴出了大字报，用的是“XXX尸骨未寒，校外流氓再造流血事件”的字眼，球场纠纷变成了流氓寻衅，性质一下子就严重了。没多久，海淀分局就把参与打架的人都拘了。

　　不过让高晓松感到莫名愤怒的是，海淀分局在当天夜里就把他给放了出来，而其他哥们儿依然没信儿。这让他觉得很委屈，很没面子。老在想朋友们是不是怀疑他当了叛徒甫志高才得以安然脱身。

　　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高晓松唯一的任务就是用行动表现自己，疯狂捞人。当时清华的校规是治安拘留十五天肯定开除。他那帮朋友都是刚进校没到半年的学生，家里的谢师酒还余温未散呢，如果就这么让回去了，情况之严重可想而知。

 
　在他们被抓进去的那个夜里，有个姑娘在海淀分局外守了一夜。那是在1988年的冬天，滴水成冰。高晓松说：“那时候我挺操蛋的，早上从分局出来，看见她坐在地上，靠着电线杆睡着了，虽然很感动，但还拿着劲儿呢。说，你回去吧……”

　　到第十四天的时候，所有人都出来了。学校的处分一直没下来，这继续让他们忐忑不安。当时他们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真被学校开除了，他们也不会回家，而是集体创业去，首选就是特区深圳。

　　不过还好，最后学校给他们定的处罚是留校察看或记大过，而且据说在毕业的时候学校又把这个污点从档案里抹除了。可惜这事没轮得上高晓松，因为没等毕业，他就退学了。

　　这就是那时候、那个年龄的生活。朋友、面子，而爱情让到了后面。

　　在接受各类媒体采访的时候，只要提到那个年代，高晓松总会回忆起那个时代的姑娘们不为外貌和金钱所动，只爱文化人的良好氛围。据说当时清华有个校花傍了一个大款，居然觉得特别羞愧，每回被人用车送回来的时候都让停在离学校一站路之外，然后再坐公车回来，生怕别人知道。不像现在，姑娘们跟上了有钱人，宝马、奔驰恨不得开到宿舍楼底下……

　　他说他的经历很简单。在草坪上玩，到各个大学串联，拍广告，然后有钱了。然后就到了1993年，黄晓茂要弄《校园民谣》，一下子就火得不行了，一没留神就成了名人。最风光的时候是1996年在南京的五台山体育馆举办了“高晓松个人作品演唱会”，再以后就开始玩，旅游。当了导演，出过书，到搜狐当高级白领……后来忽然之间变得颓了。离婚了，也没了钱，也没发现太多的工作乐趣。再后来……他又拍了第二部电影。

　　高晓松这些年来走得也不是一帆风顺。2000年他处于媒体口诛笔伐的浪尖，最后开始和全国各地的媒体打官司，同时也和一个小女孩儿打官司。那年歌手筠子自杀死了，筠子的母亲认为和高晓松有直接的关系。而高晓松那种事不关己的态度彻底激怒了老太太，首先在《音乐生活报》上发表了《致高晓松的一封信》，一时间国内各大报纸转载……紧接着，原来和他合作的一个叫戴粼的女孩儿因为劳资纠纷开始向媒体诉苦，说高晓松的种种不是。高晓松被媒体围追堵截，焦头烂额。

　　这两件事我无从分辨是非，毕竟过去那么多年，媒体也淡忘了。当时我刚刚从记者队伍中出来，但朋友还很多，在和他们的聚会中多少也听到各种言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年他们说过的话，细节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中国人那种搞臭名人的习俗总是保持着的，不管如何，扳倒了再说的心态昭然若揭。

　　这件事没多久他就离婚了，也没了钱，用他的话讲，是有点儿灰溜溜地搬回了清华居住。他回忆刚搬回清华的日子，车也没了。冬天半夜两点多打车回家，出租车到了校门口不让进去，他就只能立着领子走一段很远的路回去，身上冷，心里也是凉的。写到这里，突然想起1999年他住在力鸿花园时我去他家采访，那时候他刚出了小说，刚结婚，一副天下我最幸福的样子。哪知世事变幻如此之快。

　　不能再写了，弄得我好像幸灾乐祸似的。

　　这个属鸡的男人，用三十多年的时间，经历了别人一辈子都经历不了的生活。他认为也就那样。据我的想法，其实他并不在乎结局如何，他只是喜欢那种“在路上”的感觉。

　　·关·于·校·园·

　　提问：你在校园里组织过乐队？

　　回答：那时候北京的各个大学里存在过很多口头上的乐队。就是几个人聚在一起说，我们搞个乐队吧，大家一同意，于是乐队就有了。没有乐器，没有作品，更从来没排练过，只要给乐队取了个名儿，大家就到各个地方盘道儿去了。这种乐队成长和消亡的速度都很快，有的连吉他都没摸过就宣告解散。和老狼，还有科技管理大学、邮电学校的几个朋友看国外的MTV，觉得应该搞一个乐队。搞乐队其实就是虚荣心，我们当时就是因为这些才组织起来。首先是定乐队风格，不用说，肯定是重金属啊！动静大，来劲儿。也不管有没有技术就敢往上生努。搞“青铜器”乐队的时候特别穷。那时候我们排练有时在清华大学，全住在我们宿舍，有的睡桌子，有的睡椅子，大清早的时候都到楼顶上去。有一回夏天大家都睡在天台上，早上就看着一轮红日从天边升起，印象特别深。不过我们也挺惨的，因为乐队扰民。我们在清华大学最北边，排练的时候外面就有人拿气枪打过我们。没钱买鼓槌，拿刷子。贝司是一个哥们儿卖东西买的。音箱是北邮那哥们儿的女朋友发动全体宿舍的女同学集体为我们捐款。买的那天从西单一直拖到北大。抱着那音箱我们就一直推着那车，下午四五点钟推着开始走，到夜里快两点了才到。快到门口了实在太累，音箱从自行车后座上掉下来，那哥们儿下意识就拿脚垫了一下，结果砸在脚上。那时候没顾得上脚，就心疼那音箱了。因为太珍贵。

　　后来就不是单纯的满足虚荣感了。就跟谈恋爱一样，你最初的冲动过去了以后有更多的感情在里面。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这样，你玩过乐队这个阶段对你今后搞音乐有特别大的作用，你不管怎么做音乐，没有经过乐队的阶段，没有经过大家一起的过程，了解各种乐器，确实不一样。和经过再搞音乐的我的两个阶段特别不一样。
 
　　提问：草地和大学里的音乐。

　　回答：别的学校有事干，清华没恋爱可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的，有一些女科学家，我们不认为女科学家是可以谈恋爱的，只能仰视。我们连脸都不洗，不知道给谁看，洗完脸也没用，每天穿着破军装，剩下的事就是组乐队。闲着没事就写歌，一块大草坪，两把老吉他，三个人，四瓶啤酒。

　　年轻的时候过的是少有的那种幸福的沙龙生活，那时候没有酒吧，没有卡拉OK，什么都没有，娱乐就得自己锻炼，就得自己练琴娱乐。现在在卡拉OK里面点歌就唱了，所以现在会弹琴的人越来越少。原来大家玩都是靠激情的，现在，激情这东西和我们那时候味道不一样了。

　　大学里面的音乐这些年来的发展，不是大学音乐变了，而是大学这两字变了。大学在我们那个年代是象牙塔，是社会极少数特权阶层在校园里面搞士大夫活动的场所，现在大学成高中普及了，像西方一样是一个很好的进步。大学不再属于极少数士大夫阶层，一群国家供养闲着没事吃饱了撑的人在那儿忧愁，一部分人忧愁，一部分人忧患，也不知道为什么忧愁，不但不花钱上学国家还花钱。现在大家都得努力找学费来上大学，还得找工作。那时候大学毕业还不用找工作，国家不但管你上学，还管你分配。大学音乐的变化是因为大学的变化，大学的变化导致大学里面没有什么独特的大学音乐。过去士大夫阶层有诗词歌赋，后来没有这个阶层大家就不写诗词歌赋了，我们那个大学时代还比较诗词歌赋，现在大学里面的音乐就是社会的音乐，没有什么别的，大家都是大学来的。现在所有歌手都是大学毕业的，也不再说这个人是校园什么什么的。那时候因为没有大学毕业的，我们来到音乐圈就我们几个读过书，现在大家都读过书，以后有一个没读过书的就来一个斯普林斯汀，蓝领歌手。有可能最后变成反而是社会上来的歌手是少数人，会一下子火起来，刀郎就是最典型的。

　　这些年最大的变化，从大学生是稀有动物，来到这个行业一下子火了，到现在变成所有唱片公司从老板到员工到歌手全都是大学毕业，而且很多唱片公司都是清华、北大来把持的，比如宋柯、许晓峰这类的。没上过大学的成了稀有动物，蹦出一个刀郎，不经过知识分子的检验直接就行了，这挺好，社会就是这样的。读大学的人少的时候，我们来了，现在都读大学了，来一个没读大学的。

　　提问：为什么校园民谣一推出就大火？

　　回答：那时候的人比较饥渴，那时候的人等于是刚失恋的人，听一个黎明的歌也会哭。那时候城市里几千万人感到失恋，急需这样的歌，现在的人这种状态少了。换句话说，那时候的人夜里听音乐，现在的人不是夜里听音乐。那时候虽然没有好的音响，拿破磁带翻录，但是大家觉得好，大家现在拿CD听音乐是在嘈杂的环境里面听。那个时代可以听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你会感到冲动，我五年没听到自行车铃声，这个城市太嘈杂。清脆的铃声，以及远处的下课铃声……那些东西早已被嘈杂的城市淹没得一塌糊涂。当年的歌相当于自行车铃声，现在这个嘈杂的城市里面当然已经听不见了。

　　有人说，最初校园民谣赢得人们的注视和喜爱很大程度上源于给人一种真诚。我倒认为最主要的不是我们诚恳，而是我们之前大家太不诚恳了。我们之前的大陆音乐一种是极不诚恳的晚会歌曲，特别不真诚，歌功颂德；还有一种是诅咒的摇滚。摇滚其实也是讲社会的，这两种音乐当时占据主流。我自己叫御用跟反御用，御用跟反御用的音乐都是讲社会，没有音乐讲一个人是怎么成长生活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我坚信一个观点，也是我每次导演阐述观点写进去的，你的惆怅跟这个社会有关吗？你生活在最理想的社会、最梦想的城市，你会初恋到死吗？你会不失去你的朋友、你的爱情吗?不会，你一样会失去，这与社会无关。我们那些音乐特别简单，为什么打动那么多人？我们的态度特别中性，我们不歌功—我们不觉得这个社会有多好，也不觉得这个社会有多恶劣，我们跟这个事没太大关系。我就是在巴黎也会十九岁谈恋爱、会失恋，也会把十九岁的朋友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写的是那种东西，跟这个社会无关，人是最重要的，社会不重要。不管社会变成什么样，年轻的时候也要谈恋爱，社会变成什么样，八十岁也写不出歌来，这跟社会有关系？等于在我们之间没有人谈这个事，我们之前所有人谈的是你不重要，你是社会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当好一颗螺丝钉就可以了。我螺丝钉也可以惆怅，我螺丝钉也可以看着落叶哭一会儿。这几十年来，30年代有过比较有意思的东西，那算是大家第一次听到一些很关心个人的生活，很关心个人的细小的幸福的那些歌曲，当然会动人。把那些歌拿到现在不一定，我们那时候每个人的心灵多饥渴，每个人被教育成螺丝钉，这个螺丝钉有情感，螺丝钉也是一个人，也值得被歌颂，不光是时代、社会被歌颂，每个人都值得被歌颂。那时候其实跟校园或者别的什么没关系，只不过当时大学首先有了这种思想，当时社会处在被要求统一的状态。大学首先开始思考是在80年代，思考导致了民谣，导致了愤世嫉俗、对社会的忧患以及当时对民族巨大的忧患意识。另外一种思考就是个人的能力和权利，个人的幸福也受到关注，等于这些东西都出来了。

　　《校园民谣》是十几年来卖得最好的唱片，按说是最商业的。那时候商业的对象是另一拨人，那时候买唱片的是那么一拨人，卖的正版就一百多万张，那时候大陆还没有一张唱片卖得过那张唱片。商业不是坏事，就像虚荣不是坏事，只是看你觉得什么是荣什么是辱。那时候男生给女孩儿唱歌弹琴是荣，现在男生觉得长得帅是荣。今天的商业的东西恶心得要死不是因为唱片公司的关系，因为大家都要听那个，唱片公司没有错。校园民谣就是唱片公司成功的策划，他认识到这是一个商业市场，所以找来这样的歌。今天唱片公司意识到这样一拨人在听歌，他就找来这样的歌，唱片公司没有错，大众就这样了，那怎么办？

　　提问：现在的大学里还有校园民谣吗？

　　回答：没有什么校园民谣。大学变成社会，三教九流的人都在大学里面，不是在名校就是在民办大学，根本就是一种社会形态的多元化，大学里面的音乐是各种各样的。会有民谣，会有另类，会有摇滚，不太会出现呈群体式的士大夫阶层的反动。我们就是属于士大夫阶层的一次反动，人家都拿白话，我们非得拿一点文绉绉的东西，今后可能会有极个别的个人，就在名校里面。跟西方一样，名校里面保持士大夫的传统、伯爵夫人沙龙式的东西。今后可能没有这样一些概念。

　　·关·于·自·己·

　　提问：谈谈你和老狼。

　　回答：我做的歌手很少，大部分都是北京的，除了阿朵。老狼、小柯、朴树、叶蓓，我比较喜欢做不用我给别人讲很多事就能懂我意思的人。我用演员也是，像李小璐、陈道明、周迅，尤其老狼跟我的成长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老狼比我大一届，我们俩都是大院孩子长大的，都在著名中学读了六年，我的初中、高中在四中，他在八中，都在上大学的时候颓了，组乐队，都对爱情这个事情有执著的信仰。我们在一起根本不用说什么，我录音时听他唱歌没觉得这个歌是我写的，就觉得是他写的，特别默契。

　　1993年秋天录完，1994年初出完《校园民谣》。到了夏天，我和他看球，突然发现好多人不看球看他，抓着签名，挺奇怪的感觉。然后我俩的内心开始膨胀了。当时录完《校园民谣》以后，我跟老狼说，你肯定会签唱片公司。当时他不敢相信，说不会因为唱了一首歌就能签约唱片公司。而且当时大地是最好的唱片公司。这是老狼的梦想，是小时候做梦想的那种事，当歌星。他还要求去大地工作。后来黄晓茂跟他说，别干别的，签约当歌手吧。

　　《同桌的你》后我们开始到处领奖。就在这一年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到了1995年的时候，我就变成烧包了。烧包已经晕了。找不着北了，忘了自己叫什么。你想1993年发财，1994年出名了，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什么人，包括圈子里的人，也没有什么坐头等舱的，到哪儿都是这酒店不住，住那个，特膨胀。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简直就不得了了。从那会儿我们两个就不好了。

　　至于原因，一个是因为烧包，一个是录《恋恋风尘》的时候老狼跟黄师傅打起来了。其实是为了艺术，没什么更多的，但是就是打起来了，挺严重的。首先是我膨胀，我容不下任何人，我觉得我好极了。后来弄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在于他膨胀之后，他有点那种觉得自己什么音乐都可以做。尤其在1995、1996年的时候，我们这个行业刚兴旺起来，乱七八糟的声音特别多，媒体上说另类特先进，他就喜欢另类。媒体上说这种音乐特好，他就要弄那个。我从小坚信我是非常优秀的，我的东西是非常好的，邪门歪道都是有问题的。后来我也平和了很多，我也接受了各种多元化的东西，但从前老认为我这是少林寺，拿起笔来一笔一画，就是拿墨写，一个字一个字往你心里扎，就是玄门正宗。我老觉得为什么我们自己做的音乐不让自己觉得很好，我就一直觉得很好，而且我觉得音乐就是应该有好多种，所以才有了那些东西，不能因为有了那些东西别的音乐都不要了，只能做一些很怪的东西。现在很好了，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差不多就为这个吧。我们俩为这事吵了无数次，后来他一直没出唱片，我们无法合作了。在西便门一个古城堡酒馆里面，急了，拿椅子打他……

　　我认为那一年记忆最深的就是整个膨胀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有好多年交往的一个女朋友，我觉得和女朋友分手也是膨胀的表现。你怎么能管我的事，我在上海作曲，她说你不能到这个行业来，因为她看出我太烧包了，你这么烧包这么多姑娘，那我们就分手吧，那个时候烧得一塌糊涂，就觉得自己好。现在回想起来挺羞愧的，真的是嘴脸，膨胀的烧包的嘴脸。
 
　　我拿椅子砸老狼，他就认错了，其实他没错是我错了，但我那时候膨胀，我说你没错，就走了。然后就不搭理了。我们俩互相烦，又不是恋人，非得在一起，既然见面就吵，那就不要见面呗。

　　我还记得有一次，吵得最厉害说了一句话，在1995年去沈阳的飞机上。我说你这个人要么永远别唱《同桌的你》走穴，鄙视这种民谣音乐，连老狼的名字都别叫，就叫回王阳，你要有这个勇气抛弃以前所有的音乐，别拿这个挣钱。他说反正一切都是你给我的，我都还给你。弄得我一下子没话说，决裂得特别厉害。

　　我们两人在一起经历过风雨，容易伤害得比较深。吵架就是互相直指对方性格最弱点，然后就是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我们有好几年属于形影不离，我睡他们家，或者他睡我们家。所以太熟，如果打算伤害的话，拿什么都是武器，不光是拿椅子。但是我回想起来，这都是少年得志的坏处。

　　至此之后有两年不说话。后来因为1998年去澳大利亚……我陪他们，当翻译还是干吗，他在旁边，互相还是没打招呼。我在这桌跟澳大利亚人聊天，他们就说你们有没有做过乐队，我说我做乐队，后来说你的乐队怎么样了？我说我原来主唱很好，后来我们一起成名怎么样，就是坐在我背后的那个人，他英文也挺好。他听见了，拿了一杯酒过来。我们俩一笑泯恩仇。

　　提问：你写《同桌的你》是什么样的心情？你的很多歌感觉很真实，给人淡淡的回忆，有点怀旧，你是一个怀旧的人吗？

　　回答：我在考研究生，没劲，天天读美学史，考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挺枯燥，就写了一个歌，没什么心情。

　　不是比其他人更怀旧，我一年怀三回。一年写三首歌，别人怀旧的时候打一个电话，或者写一篇日记，我一怀旧就写一首歌。我倒没天天以泪洗面，凭栏远眺，那时候就写歌还行。音乐是最真实的，根本没办法编造，电影还能编，心里没东西，龌龊的导演也可以找来一个真诚的小说来拍，音乐可没辙，就是从心里来，还不能设计，不知道在心里什么地方。你自己真实，音乐就真实，电影还有蒙太奇，文字还有形声会意。音乐是直接从血到血，像人的血液一样流淌出来，人听的时候就流到血管里面，这个是自己真实的，只要你真实写的东西就会真实。

　　我们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能安静下来，现在年轻人很少有很安静的歌。当然我不是说躁动不好，音乐有很多种，有不同的功能。我原来认为音乐就是在夜里听知识分子良心的音乐，这是原来我的偏激。后来罗大佑跟我说，音乐就是有很多种功能，我们的音乐是一种，但是我们这种音乐就是能安静得下来，因为我们的心情比较安静。现在有很多嘈杂音乐比较有意思，那时候的女生能够一下午坐在窗前冲外看，现在的女生不会坐在窗边看了，还是跑去街上看帅哥。对于个人创作来说，这些东西就是日记，我觉得挺好的。我拿写歌当写日记，我发表的歌只占我写的十分之一。拿日记天天给人看不好，什么事没发生还卖人钱，这个不太好。

　　很多事情是我很个人的事，我一直拿写歌当写日记。不但是文字还有旋律，旋律代表你心里潜意识的东西，我觉得很幸福。音乐给创作者的东西比给接受者的还要多，因为你弹琴的时候，我老说一句话，弹琴长大的孩子没坏孩子，迄今为止没见过一个，弹琴是一种宗教式的忏悔，教堂里面为什么一定要有音乐，庙里也有音乐，音乐就是一种洗涤灵魂和忏悔的东西，小时候弹琴实际是对自己灵魂忏悔的过程。习惯了这种忏悔你就有一个出口，你的灵魂有一个出口，因为你已经习惯了这种方式。对我们个人来讲是特别愉快的一件事情，我们有我们的教堂，我们能有地方抒发所有的心情，是最好的日记。

　　提问：总结一下多年来的生活和工作的状况。

　　回答：我正式上班一共工作过两个月。从电影学院出来到亚视做实习编导，一个月挣二百块钱，自己一百，家里一百。第三个月就挣很多钱了，然后就辞职了，那时候在草地上还特忧郁，因为我挣了很多钱因为我不是卖羊肉串的。那时候认为有钱人就是卖羊肉串的，认为知识分子是清贫的，那时候我开一辆林肯加长车，呼啸成群，弹琴唱歌。你一定会老到没有沙龙可去，当年轻的时候你有沙龙式生活的时候，你一定要放肆地去过这样的生活；你一定会老到没人叫你了，你想去也没人招呼你了。其实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很难忘，把自己年轻的时候描绘得特好。当时我们有一个私活儿小分队，我是导演，摄影现在成了大款，当时的美术现在成了导演，当时的录音成了导演，过去的制片成了演员，就是《重案六组》的女一号。当时五六个人叫电影学院残废生，组成一个小分队，是我当时的生活来源和工作，草坪是我玩的地方。

　　1996年出了个人作品集《青春无悔》，在南京开了音乐会。到了1997年就一年什么都没干，因为刚有酒吧，三里屯南北街起来了，以前在北京哪有地儿去！一直到第二天早晨都有地儿待，整个一年就在酒吧，因为开完音乐会之后，觉得这个事已经干完了，音乐这个事，所以一首歌也没写。1998年我就出去，到处乱跑，各个国家，等等等等。1998年是我第一次经历了一种很不一样的生活，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去了很多国家，十几个国家，最后回到北京的时候，我从开始赚钱发财到那一年，所有的钱都花光了，把我想去的国家去了很多。

　　现在我在电影圈已经基本挖好坑了。这两部电影《那时花开》、《我心飞翔》形成了我自己的风格，而且也被整个行业认同，包括在海外比画了这两部戏，大家认为是独特的风格。就像我的音乐很独特没人跟我像，这是我最愉快的一件事。我自己不喜欢跟人挤，我喜欢我自己挖一个坑，我就是唯一的萝卜，一个萝卜一个坑，也没人来跟我挤。我的下部戏轻松很多，一切都非常轻松，包括制片、投资各方面。大家都认同这个风格，要来这个就得找你。包括我拍广告，风格特别独特，只要拍这种广告就找我。我也不会成为主流的大众的多么伟大的，但是我自己的坑是有我自己的知音，我有我自己的体系。

　　在音乐、电影领域都有喜欢我这个坑的消费者，也有喜欢我这个坑的创作者，我觉得挺好，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上面有喜欢这个风格的资金，有喜欢这个风格的消费者，有喜欢这个风格的创作人，很好。

　　提问：评论一下中国歌坛。

　　回答：十年来我在音乐这个行业里面目睹的这个行业的变迁都是因为个人，有几年没好的个人了。那时候音乐里面流派最风起云涌的时候就是最没人才的时候，由于没有人才没有个人可说，大家无法说这人太好了，发明了很多流派。从1995年以后大概到2000年五六年的时间里，大陆一个优秀人才都没有，那时候很多音乐流派起来了，为什么起流派名字？没有人。朴树一来人家都不说流派，因为你有特别优秀的个人，这个音乐就向前发展了，至于是什么流派都不重要。

　　朴树是一个天才。朴树对歌词的掌控能力非常好，一直以来，我写的东西完全是“赋比兴”，朴树不写具体事，除了《白桦林》，上来就兴，一直兴到尾，但是非常好，像《生如夏花》第一张专辑里面的几首歌我特别喜欢。朴树的歌词使我汗颜，我经常看着汗颜，我总觉得我写的东西在国内已经算第一流，但是我不是天才里面最好的，纯靠受教育的功底能写成我这样是最好的，崔健没上过大学，但是写的东西被收进大学书本里。我一直在讲，音乐和电影这个行业根本无法靠商业，商业就是大家在苟延残喘活着等着天才来，天才来了大家才能活，天才不来大家做一点商业的赚点钱。天才不来这个行业原地踏步，原地踏步能维持只要不退步保持住这个能力等待天才来的时候能够配合他就行了，朴树就是这种天才。

　　朴树和周杰伦把中文音乐向前推进了一步，因为中国从前音乐的节奏感非常差，我们汉民族节奏感差，一定是正拍起正拍落，我们传统的民族歌曲、民乐全是这样。到了齐秦、罗大佑已经进了一步，朴树、周杰伦有非常好的节奏感，他们的音乐都是在后16上，数拍子觉得很有意思，听音乐的时候觉得崭新、有意思，他们有很新的节奏方式。那种节奏方式不要写，朴树写的歌大多数歌手唱不了，不能唱那种复杂的节奏。周杰伦的歌就拿嘴说，让别的歌手说，都说不到点子上。
 
　　照片是每个人都可以拍，音乐不是这样的，越是技术门槛低的艺术越依赖于心灵。每个人都有相机，就是因为你的视角不一样，那里面有一个长河落日，每个人都会拍。你一个摄影家所以你不能拍长河落日，你家后院就有最好的风景，这就是最好的摄影家，你不应该去找黄山的松树拍。在你生活的屋子里面用独特的视角去拍。

　　民谣音乐是永远存在的一种音乐，因为它是不能被替代的流派，它叫基础流派。音乐里面几个最基础的流派永远不能被替代，其他怎么发展，爵士、民谣和摇滚不能被替代，是最基础的。在摇滚上面有很多种分支，有一天可能重金属会过去，但是基本的摇滚不会消失，爵士也一样，这三种基础不能被替代。这三种东西有特别不一样的地方，爵士对音乐要求最高，需要非常非常好的音乐基础。摇滚对你的爆发力，尤其对你的表演有特别高的要求，一上台就蔫永远来不了摇滚。民谣对笔的要求更高，所有的民谣流传下来的都是因为这支笔特别好，音乐没了，歌词能出诗集，《66号高速公路》，必须有手艺才能做，要是笔写得不好就玩摇滚，摇滚就一句词也能唱，因为是呐喊，人在呐喊的时候还咬文嚼字吗？民谣是拿一把吉他安静地唱，民谣要求这支笔非常好。人老问我刀郎，他不是民谣，他的笔写得不够好，不能写出民谣大师风范的东西。李宗盛、张楚、何勇、罗大佑就是最好的民谣大师，特别是张楚，词密得要死，但是写得非常好。民谣音乐是永不消亡的，因为是最基础最简单的、最有力的歌词做的东西。不用说这十年，从有音乐到消亡一直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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