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報刊上看到天津南開大學舉行詩人穆旦詩歌創作學術研討會的消息，想起了當年同我在新華社國際部共事了近二十年而已在三年多前去世的詩人杜運燮。他同穆旦和還健在的女詩人鄭敏是上世紀四十年代昆明西南聯大的校園三詩人、九葉派的代表詩人，而且同穆旦一樣在政治運動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到平反冤假錯案時才得到了改正。現在，他們在詩歌創作上所做出的貢獻已得到了確認，北京現代文學館裡展出了他們的照片和著作。鄭敏在研討會上說，以穆旦為首的九葉派詩人是四十年代「由抒情走向思想情感」的新一代詩人。在改革開放以後，在我國文壇上出現了被稱為朦朧詩派的詩人，有的學者認為，九葉詩派是他們早期的先行者。

我認識杜運燮還是一九五四年我從新華社國內部調到國際部工作之初。但是解放前我在大學上學時就讀過他在報刊上發表的詩，早已知道他的名字了。我記得第一次看到他時，提到了他的受到讀者喜愛的詩集《詩四十首》，他很謙虛地但也有些惶惑地說，這些詩都是過去寫的，現在不值一提了。我感到有些冒失，他們這一代的詩，同比他們早幾代的詩一樣，當時都是被認為是小資產階級或者是封資修情感的詩作，因而是要受到批判的。後來，我同他每天上班下班差不多天天見面，我再也沒有同他提起過詩歌。他是在一九五一年從香港到北京新華社國際部工作的，他中英文功底好，知識面廣，新聞業務也很熟悉，是一個很好的編輯翻譯人才。他在抗戰勝利後經作家沈從文介紹曾在重慶《大公報》工作，後來又在香港《大公報》和《新晚報》工作過。他為人誠懇、謙虛謹慎、生活簡樸、淡泊名利，在同事中印象很好。當時他孩子年紀還小，妻子精神病重不能工作，全家擠住在新華社後面的小平房裡，他工作之後還要照顧孩子料理家務。當時他月工資不到百元，生活很緊張，可是從來不叫苦，領導上要發給他一些補助都不肯接受，給他調整房子也沒有要。

抗戰後期，他同很多英文好的同學一起應召到緬甸、印度的美軍中擔任過翻譯，因此成了他歷史上的一個沉重的負擔。不過在新華社像他這樣擔任過翻譯的編輯有十多人，很多同事都了解這件事，而且他自己也很謹言慎行，認真學習。因此在最初幾次運動中，他不像穆旦那樣被錯劃為「歷史反革命」，也不像有些人那樣成了「反革命」被開除公職勞動改造。當然，他經歷的風險也不小，最後總算戰戰兢兢地度過了。一次我從國外回來，正好是反「右」運動已近尾聲，他還在檢查自己的錯誤，因為在百花齊放提出後應老朋友的邀請在一本詩歌刊物上發表了兩首詩，說了春天來了之類的話。他後來對我說，要好好接受這次教訓，再也不能寫詩了。

可是運動一場接一場，過得了初一也過不了月半，他在「文革」的十年動亂中也逃不過這一關。在一九七○年「林副統帥」的第一號命令發布之後，這個從馬來亞回國上學工作成家立業的愛國歸僑卻被認為是「歷史和社會關係都複雜」，而全家被送到了山西永濟農村的幹校。過了幾個月，在清理階級隊伍時，又認為他不適合在新華社工作，強迫他「退職」，到山西侯馬的一個公社去當農民。這個從來沒有做過農活的知識分子根本不可能掙工分來養活全家，只好靠很少的退職金補貼，度過了艱辛的兩年多。位於臨汾的山西師範學院發現了這個人才，請他到學院外文系教書。五年後，在平反冤假錯案開始時，他已擔任了系主任、教授。一九七九年初，新華社改正了對他的錯誤處理，將他從山西調回北京恢復原職。學院怎麼也不讓他走，說了過去你們不要他，現在又要他了的氣話，新華社來人再三說明對他落實政策的重要性才得到了同意，他全家又回到了北京。

他回到原來工作崗位後，工作非常努力，常到國外採訪和參加國際會議。他心情也非常舒暢，寫了很多的詩，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他在解放後的第一本詩集，用了意味深長的書名：《晚稻集》。他聽說我剛從國外回到北京工作，就到我家裡送了我一本。我祝賀他又出版了詩集，花了兩天讀完了他的詩集，感受到了他歡呼改革開放的心聲。香港回歸時，因他曾在香港生活工作過，心情很激動，寫了詩作《香港回歸頌》，榮獲香港《大公報》和北京《光明日報》聯合舉辦的詩詞大賽的一等獎。二○○二年七月六日晚上，他在醫院的病房裡看電視時，突然倒了下來，不一會安靜地走完了他八十四年的不平常的一生。我聽到他逝世的消息時，不禁想到了他的詩集《詩四十首》，特別是他寫的刈麥者之歌中的一句：看風與雲在他的鐮刀下飛馳而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