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激励着我们学习和战斗的《西南联大校歌》，在它的左上角本已写明“罗庸词，张清常曲”。《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中，也说明校歌歌词“出自罗庸之手是毫无疑义的。”可见，罗庸教授是校歌歌词的作者，是不成问题的事实。

    可是近年来却往往有人将歌词的作者说成是别人。如《北京晚报》1998年3月16日《铭记他们》一文中，说歌词的作者是罗常培先生。《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年12月30日朱子善在“读者短笺”中，引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说联大校歌“这首词是我作的，调寄《满江红》。”他还引用冯友兰先生所写的“附记”，说明冯友兰先生是1938年联大校歌校训制定委员会的委员和主席，“我(冯友兰)就凭我的记忆说是我作的。”

    那么，究竟谁是《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呢？罗常培先生是否它的作者？冯友兰先生又是否它的作者？这不能光凭个人的叙述或记忆，要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这里涉及的几位教授都是我敬爱的老师，我有必要就我所知加以说明。

    调寄《满江红》的《西南联大校歌歌词》是罗庸教授予1938年受联大制定校歌校训委员会的委托而写的，并于1938年10月30日被该委员会开会接受。1939年7月11日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通过了该校歌。

    罗庸教授(1900－1950)，1932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1938年他随学校迁到云南，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讲授诗经、楚辞、论语、孟子等课程。1938年10月他为西南联大写作校歌歌词，调寄《满江红》，充分抒发师生们的爱国的热情。1944年起他代理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北返，他留在昆明云南师范学院任国文系主任。

    罗庸教授创作的《西南联大校歌歌词》在有些印本中有印刷错误，现将正本抄录为下: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罗庸教授和罗常培教授，虽然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但绝不是一个人，罗常培教授并没有过写过西南联大校歌的歌词。

    罗常培教授(1899－1958)，1934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代理系主任、系主任。解放后，负责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多年前，冯友兰由于年老记忆错误，曾误认为《西南联大校歌》的歌词是他写的，并引起《北京晚报》上的一场争论。实际上，在征集校歌歌词的过程中，冯友兰确实也曾写过一首校歌歌词交给校歌校训委员会，但那是一首新体的诗歌，而不是调寄《满江红》的旧体诗词。冯友兰的词为:

    西山苍苍，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辰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这首诗作为老师对同学的勖勉之词，是比较恰当的，而作为校歌歌词则不见得适合。所以，这首诗并未被校歌校训委员会通过为校歌歌词。

    抗战胜利后，张清常副教授将西南联大校歌等修改成《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于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结业典礼上由他指挥演唱。《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包括以下内容:

    (1)“引”，冯友兰作。词为:

    八年辛苦备尝，喜日月重光，愿同心同德而歌唱。

    (2)“校歌词”，罗庸作，调寄《满江红》。词已见前。

    (3)“勉词”，冯友兰作。是一首新体诗。词已见前。

    (4)“凯歌词”，冯友兰作，是从他1945年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结尾部分的“铭词”节录而成的。文字如下:

    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

    冯友兰教授主持西南联大制定校歌校训委员会的工作，对于1939年7月17日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通过罗庸教授作词、张清常副教授谱曲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是有积极贡献的，他在《西南联大进行曲》中写作了“引”、“勉词”和“凯歌词”三个部分的歌词，也是有积极贡献的。但是《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毕竟是罗庸教授，而不是别人。这是无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