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初年洪亮吉贬谪伊犁，抵达后一百天便被召回。他才华横溢，短时间写了不少诗词文章，颇具史料价值，多为后人引用。其中引用频率最高的要数《伊犁纪事诗》中的第五首“谁跨明驼天半回，传呼布鲁特人来。牛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开”。原诗注有“布鲁特每年驱牛羊及哈拉明镜等物至惠远城互市”。也就是说吆赶着数量以十万计的牛羊进入惠远贸易集市，从而成为当时经济繁荣的力证。如《新疆简史》等多种书籍在讲到嘉庆年间伊犁贸易盛况时，引用的都是这首诗。

     大家知道1755年和1758年乾隆两次在伊犁平定准噶尔叛乱，战役反复，准部六十多万人几乎死无孑遗，天山北路荒无人烟。正如乾隆1756年在《哀伊犁》诗中所写的“壮者食幼互暴残，马牛羊食以尽，野无黄独(按：泛指野兽)食无籼”。战役期间伊犁不但牛羊食尽，而且到了人吃人的程度，生产力破坏得如此严重，恢复起来自然相当困难。洪亮吉于1800年3月8日抵戍，6月22日离开，距平准战役结束四十二年。以当时的社会条件，四十年间从牛羊殆尽发展到三天之内互市十万牛羊之高商品率，我认为有些离谱，曾在1998年5月15日《伊犁日报》发表了“谈谈洪亮吉伊犁纪事诗”提出质疑和商榷。洪亮吉确实在那年三月份看到了牛羊十万自西而来路为之塞的壮观场面，可并非巴扎交易，也不是来参加那达慕，而是在博尔塔拉冬草场越冬后转场归来的牧群。伊犁西边几个县，冬季牧场草被积雪掩盖，无法牧放，牲畜年年长途跋涉，转移博尔塔拉越冬。据史料记载，博尔塔拉为伊犁将军府所设官牧场，从惠远经瞻德、小西沟、大西沟有一条由来已久的古牧道，至今每年都有四十多万头牲畜转场到博尔塔拉越冬，入冬前出发，第二年三月份返回。三月份洪亮吉正在伊犁，看到了远处归来的牧群，所以这首诗以“谁跨明驼天半回”开头，接着说“传呼布鲁特人来”，布鲁特本为准噶尔语对柯尔克孜族的称呼，在这里泛指少数民族牧民，当时对族际的区分远不像现在这样的严格。牛羊十万只是形容数量极多的概数，因为诗注中明确指出进城互市，那么这个概数就成为贸易市场交换量，这就要探讨一下当时惠远城的牲畜交换有没有过这么大的吞吐规模。我写原来那篇文章时没有掌握这方面资料，现在做些补充。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聚居的牧区那时基本上是单一游牧经济，必须同农区进行贸易，换取粮食、布匹以及日用品。根据《新疆简史》记载，清朝政府因驻军、屯田也很需要当地价格便宜的马匹和牲畜。为了保证军需民用，不允许商人商贩插手，实行垄断，伊犁将军府在惠远城郊设“贸易亭”，调运南疆布匹、内地绸缎进行独家交换。贸易亭归将军府驼马处管理，比洪亮吉抵戍早一年的福建流放官员杨廷理就被分派在驼马处效力。他在《劳生节略》一文中自叙：我“到伊犁派到驼马处章京上行走。向例每岁三月至九月，会营务处章京出城，坐八里外之贸易亭，督城守营守备，以红白布与哈萨克人交换马牛羊”。杨廷理与洪亮吉曾同时住伊犁惠远城内，洪在册房，杨在驼马处，他们经常往来，杨以所著《平台纪事》请洪点定。杨廷理在惠远写了大量诗词，其中有“赴贸易亭”“郊行”“郊行口占”多首，足以与洪亮吉纪事诗印证。在杨廷理笔下贸易亭十分冷清枯寂，“兀坐风尘里，炎天卓午时。野云行断续，巢燕影差池。译听夷人语，严防塞马羁。眼前流水意，相对亦相宜。”可以想象，一个筑满燕巢的贸易亭，两名章京，一员守备，一位译员，怎能在三日之内交换十万牛羊？即便收下来，又如何圈存？杨廷理诗中常讲终日枯坐“垂老无端寄月氏，终朝兀坐苦羁栖”。一心盼着早些回城写他的诗词文章。综上所述，洪亮吉所见的“鞭驱牛羊十万”，是转场返回的牲畜数目，是实际牧放的存栏头数，可以说明生产发展规模；而不是上市交易头数，难以说明商品化程度，也不能证实城乡经济交流的活跃，所以引用时应当慎重。至于洪亮吉诗中互市的说法，究竟他在惠远停留时间甚短，有些情况没来得及搞清楚，也不应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