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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五友”李叔同刚从天津到上海的时候赁居在法租界的卜邻里。他年少才盛,旧学新知又一应俱全,驻足上海不久即加入了“城南文社”。城南文社是一个以切磋诗词文章为目的于1897年秋成立的艺文团体。其组织者就是曾肄业于上海龙门书院的袁希濂,文社每月活动一次,地点在许幻园的豪舍城南草堂。文社的课卷专请精通宋儒理学,又长于诗赋的张孝廉评阅,并确定成绩。李叔同加入文社后,立即显示了出众的才气,第一次参与就获得了第一名。
城南草堂的主人许幻园(1878~1925),江苏松江人,擅长诗文。家中富有,为人也慷慨,一度是上海新学界的领袖人物,经常举办悬赏征文活动。自从李叔同到上海以后,只要参加征文,其成绩必名列前茅无疑。许氏慕其才华,于1899年春末让出城南草堂的一部分,请李叔同一家搬来同住,从此两人结为挚交。经常在城南草堂聚会的除袁希濂外,还有江湾蔡小香、江阴张小楼二位,他俩也都是当时上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这五位才子年岁相差无多且意气相投,遂决定结成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并摄一影纪念。许幻园的夫人宋贞曾有《题天涯五友图》诗五首,其中咏李叔同的一首是: 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 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
这首诗形象地表现李叔同当时在上海的境况,他沉浸在诗文唱和之中,少年意气,潇洒无羁。 城南文社,城南草堂,“天涯五友”,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显然给李叔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少年后的李叔同仍对此表示了难忘之情。他有一首《清平乐·赠许幻园》,词曰: 城南小住,情适闲居赋。文采风流合倾慕,闭门著书自足。阳春常驻山家,金樽酒进胡麻。篱畔菊花未老,岭头又放梅花。
他也有《戏赠蔡小香四绝》,其中两首是这样的:“眉间愁语烛边情,素手掺掺一握盈。艳福者般真羡煞,佳人个个唤先生。”“轻减腰围比柳姿,刘桢平视故迟迟。佯羞半吐丁香舌,一段浓芳是口脂。”如此公子哥一般的生活写照,恰好说明了“天涯五友”当时在艺文活动之余的另一个侧面。他们的这段经历,不仅在当时令他难忘,就是后来他到了杭州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艺术教师时仍有这种情感的影子。
“天涯五友”之间的友情是真诚的,同时又是令他们彼此留恋的。即便是李叔同于1901年暂时离沪北上,他也要在《南浦月·将北行矣留别海上同人》流露出这样的情怀: 杨柳无情,丝丝化作愁千缕。惺忪如许,萦起心头绪。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
1926年夏,早已出家的李叔同到上海时也曾专程到过城南草堂旧址,当他知晓当年的城南草堂已变成念佛的“超尘精舍”后,便又留下了“真是奇缘,那时候我真有无穷的感触啊”的感慨。 事实上李叔同除了写诗文外,还参与书画活动。1900年春,他与友人就在上海组织了“上海书画公会”,交结了许多名画家。他自编过《李庐印谱》和《李庐诗钟》。这正是他20岁的年头,艺术成绩如此,使他自己也愿意表白“二十文章惊海内”了。
结识风尘女
李叔同虽然是“二十文章惊海内”,但他很快明白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眼见得八国联军攻陷津京,清政府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只留得“新鬼故鬼鸣喧哗”,呜呼,这恰是:“感慨沧桑变,天边极目时。晚帆轻似箭,落日大如箕。风卷旌旗走,野平车马驰。河山悲故国,不禁泪双垂。”满腔忧愤无处发泄,他玩起了寄情声色的人生游戏来,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事。
李叔同的这一段生活插曲,时间应该不长,到了1901年秋他入南洋公学后,他已经自觉到脱离这种生活的必要性。而从可查证的文献分析,他至少应该在1902年秋即已对公子哥的生活有了担心。
1902年秋,李叔同有一封写给许幻园的信,其中写道:“……小楼兄在南京甚得意,应三江师范学堂日文教习之选,束金颇丰,今秋亦应南闱乡试,闻二场甚佳,当可高攀巍科也。××兄已不在方言馆,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专此,祗颂行安!不尽欲言。”这封信里写到了在南京颇为得意的“小楼兄”(即“天涯五友”之一的张小楼),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兄已不在方言馆,终日花丛征逐,致迷不返,将来结局,正自可虑”这段话说明李叔同已决心放弃“花丛征逐”的生活。
退出中怀有同情
当然,放弃声色情场的生活,并不意味李叔同对阁楼女子们缺乏个人之间的情感,名妓李苹香(右)况且李叔同交往的应该多是艺妓。比如,1912年李叔同在杭州任教的时候写过一首歌曲《早秋》,这长短句“仿词体”歌词中,他尽情发泄过他的情感:
十里明湖一叶舟,城南烟月水西楼。几许秋容娇欲流。隔著垂杨柳。 远山明净眉尖瘦,闲云飘忽罗纹皱。天末凉风送早秋。秋花点点头。
当年临水西楼阳台上的隔柳娇容,想必如今也不知不觉中姿色逍逝了吧!明湖轻舟,傍晚凉风,你也一定跟我怀着同样的感情,无奈而又坦然的送去一个又一个春秋……
放弃声色情场的生活,也不完全意味李叔同对情场生活的抵触。比如,1904年的时候,李叔同曾为铄镂十一郎著的人物传记《李苹香》写了序言。李苹香是当时上海的名妓,有才女之称。李叔同为《李苹香》一书作序,多少是在感怀当初与她的交往。此外,李叔同还有数首书赠李苹香的诗,而李苹香也有诗作赠与李叔同。
不必为贤者讳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李叔同这一段寄身声色情场的生活,许多研究者和李叔同的景仰者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回避或干脆否认。经常可以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在一个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到李叔同的这段历史,必有人站出来与之辩论,其情绪之激动难以用言语表达。其实这真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李叔同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他也是李叔同赴日留学前的演剧照人,凡人均会有性情方面的多面性,况且当时他还生活在清末的那个乱世之中。且不谈那样的生活对于当时每一个佳公子来说是否属于正常,仅从李叔同为《李苹香》一书写的序便可知他当时对这样的生活是赞同的,即便是偶尔涉足。
游戏归游戏,寄身也只是暂时。他的艺术造化使他不甘心仅浪迹于声色场上、藏身于艺妓们的闺阁之中。早在少年时代,李叔同就是一位戏剧爱好者,在秦楼楚馆、歌台舞榭,经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结识了许多京剧名角:孙处、杨小楼、刘永奎,而对梆子坤伶杨翠喜的演艺又格外欣赏,以致隔三岔五必去捧场。在1905年秋赴日留学之前的上海期间,李叔同至少票演过两出戏,即京剧《蜡庙》和《白水滩》。他在《蜡庙》中饰黄天霸和褚彪,在《白水滩》中饰穆玉玑。
义气相投
杭州自古就是一块佛土。许多历史上的名贤,诸如白居易、苏东坡、林和靖等都在这块佛地与佛教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近代的苏曼殊也是如此,每当他在生活中遇到挫折,他都会到杭州来润泽一下自己的心灵。李叔同怎样呢?且看他自己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的表白:
杭州这地方,实堪称为佛地,因为那边寺庙之多约有两千余所,可以想见杭州佛法之盛了……当民国二年夏天的时候,我曾在西湖广化寺里面住了几天,但是住的地方却不是出家人的范围之内,那是在该寺的旁边,有一所叫作痘神祠的楼上。痘神祠是广化寺专门为着给那些在家的客人住的。当时我住在里面的时候,有时也曾到出家人的地方去看看,心里却感觉得有意思呢!
夏丏尊生于1886年6月15日,浙江省上虞县(今上虞市)松厦乡人,小名钊,名铸,字勉旃,1912年改字丏尊。他的祖上一度经商,其父倒是一位秀才。夏丏尊有兄妹六人,他行三,是兄妹中惟一的读书人。夏丏尊15岁那年中秀才,16岁奉父命赴上海东吴大学的前身中西书院深造,半年后返乡,17岁入绍兴府学堂读书。1905年,19岁的夏丏尊负笈东瀛,入东京宏文学院,两年后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因未领到官费,遂于1907年辍学回国。回国后,任教于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
夏丏尊先生在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任日文翻译后不久,先后还任舍监、司训育,并兼授国文、日文。1912年,对于两级师范和夏丏尊本人来说都是历史性的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注重“人格教育”,力主以“勤、慎、诚、恕”为校训,提倡“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的经亨颐先生接替了校长之职,而就在这一年的秋天,经亨颐为了加强学校的艺术教育,从上海请李叔同来校执教。李叔同的到来,无疑给夏丏尊的生活注入了许多新鲜的活力。
有人说,夏与李原本在日本时就已经相识了。例如他俩的共同的同事姜丹书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到:“元年秋,李先生叔同亦来任教习。李与夏,故为留东学友,相交尤契。”然而姜氏所言并不确切。因为夏丏尊本人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明确讲过:“我和弘一法师(俗姓李,名字屡易,为世熟知者名曰息,字曰叔同)相识,是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名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
他俩相识虽不算很早,可一旦相遇,便意气相投、情同手足。对此,夏丏尊自己倍感荣幸,他承认:在这所学校里,李叔同“和我相交者近十年,他的一言一行,随时都给我以启诱”。他折服于李叔同的“神力”,以为“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于图画、音乐,看得比国文、数学还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缘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
夏丏尊虽是一位忧国忧民且具有一副古道热肠的人,但也正如他自己所以为的那样,在那个时候,他身上的少年名士气息已歼除殆尽,只想在教育上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因此,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他并不热衷于政治。他跟李叔同一样,并不愿参与社会政治活动。1912年,社会上一时盛传要进行普选。夏丏尊不愿当选,便改名“丏尊”,以代替读音相近的“勉旃”,有意让选举人在填写“丏”字时误写为“丐”而成废票。当然,此后并未真的实行普选,但他的性情则由此流露无遗。
“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 李叔同比夏丏尊长六岁。但他俩气味相投,加上李叔同比之于夏丏尊多少显得豁然,而夏丏尊比之于李叔同又多少显得老成,所以,他俩几乎没有什么年龄上的隔阂。有一幅《小梅花屋图》上的题跋颇能说明他俩的性情和友情。当时李叔同住在学校的宿舍里,而夏丏尊则住在城里的弯井巷。夏丏尊在那里租了几间旧房子,由于窗前有一棵梅树,遂取名叫“小梅花屋”。“小梅花屋”里挂有李叔同的朋友陈师曾赠的《小梅花屋图》一幅,图上有李叔同所题《玉连环》词一首,词曰: 屋老,一树梅花小。住个诗人,添个新诗料。爱清闲。爱天然。城外西湖,湖上有青山。
夏丏尊也有自己题写的一首《金缕曲》: 已倦吹箫矣。走江湖、饥来驱我,嗒伤吴市。租屋三间如铤小,安顿妻孥而已。笑落魄、萍踪如寄。竹屋纸窗清欲绝,有梅花、慰我荒凉意。自领略,枯寒味。此生但得三弓地。筑蜗居、梅花不种,也堪贫死。湖上青山青到眼,摇荡烟光眉际。只不是、家乡山水。百事输人华发改,快商量、别作收场计。何郁郁,久居此。
夏丏尊就是这样一位多愁善感之人。他也曾想超脱一点,尝刻一印曰“无闷居士”。他此时才二十几岁,本不该有多少愁闷,而欲自勉“无闷”,多少说明他的心中早已是闷闷矣(他还有一个号曰“闷庵”)。李叔同倒是觉得他的这种性格颇为可爱。夏丏尊本不是诗人,而李叔同则把他誉为诗人,这里也多少是指他的气质人品了。
旧时西湖湖心亭1913年的一天,李叔同和夏丏尊雇了一只小船到西湖中的湖心亭里去喝茶。这是他俩寻求清静的一种法门。这天他俩要躲避的是来学校演讲的一位所谓的社会名流。喝茶时夏丏尊对李叔同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
诚然,对于夏丏尊来讲,他的这种话不过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像他这样一个对待校务和学生什么都要愁一愁、忧一忧的人,哪能做得如此洒脱呢?
在学校里,负责管理学生宿舍的舍监一职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谁都不愿意承担。而夏丏尊会自告奋勇提出兼任。一段时期,学校缺乏国文教师,又是他主动要求担当。有一次,一个学生在宿舍里丢了一些财物,大家猜想可能是某一个同学偷的,可又没有证据。身为舍监的夏丏尊自感责任在身,为此愧闷不已。他向李叔同求教,问他处理此事有什么好的办法。岂料,李叔同的好办法竟是要他自杀:“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夏丏尊当然是不能按李叔同说的去做的,于是就向他笑谢,而李叔同自然也不会去责备他。夏丏尊知道,这样做在一般人眼里无疑太过偏激,可李叔同提出来则是真心的流露,全无虚伪之意。跟李叔同比起来,夏丏尊深感自己的感化力不足。因为在他看起来,自从李叔同来校教图画、音乐以后,这两门原先并不被学生看好的课一下子成了学校里的热门课程,几乎把全校的学生都吸引了过去。于是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
无意的诱因
李叔同对出家人的生活感兴趣,可他身为教师,虽然内心与西湖的空山灵雨颇能契合,但几年来,他倒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在实际的教学之中,生活也就相对的稳定。然而,这种相对的稳定终于还是在1916年夏日的一天给动摇了,其客观原因,当与夏丏尊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一天,夏丏尊在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断食的修养方法》的文章。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杰出人物,如释迦、耶稣等都曾实行断食修炼。还说断食可以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又列出了实行断食过程中的种种注意事项和方法,继而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
夏丏尊读了日本杂志上的断食文章后,觉得很有趣,一时兴奋,就把它介绍给李叔同。李叔同不看倒也罢了,可这一看,就被迷住了。在此后两人的闲谈中,彼此都有“有机会时最好把断食来试试”的话。像这样的话,在夏丏尊看来不过是说说罢了,作为一种戏言,随之也就忘得一干二净。可李叔同不然。他是一个凡事都认真的人,虽然无意去做释迦、耶稣那样的圣人,但既然这篇文章中说断食有许多好处,为何不去试试呢?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是这样表白的:“我于日本杂志中,看到有说关于断食的方法的,谓断食可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
李叔同下了决心。但在学校,他没有声张,只是私下里为此作着准备,就连夏丏尊,他也没有告诉。
虎跑断食
李叔同实行断食的地点是在杭州的虎跑。虎跑有大慈定慧禅寺,俗称虎跑寺。该寺由唐开成二年(837年)僧钦山建,名资庆。大中八年(854年),改大慈。当时僧寰中居此,得泉,寺名始著。咸通三年(862年),寰中入寂,建塔曰“定慧之塔”,僖宗御制塔赞,并以塔名配寺,曰“大慈定慧寺”。定慧寺在此后的岁月里,曾屡毁屡建。
李叔同在虎跑的断食实行得很顺利。他的原意只是来试试断食后的感觉,并无其他更多的期望。可他这回亲临寺院,对僧人的生活更加亲近起来。他经常看见有一位出家人从他的窗前轻轻地走过,每至此时,他都会羡慕其与世无争的超凡气象。有时他会向僧人借来佛经看,企图在经书中探觅另一种人生。
李叔同在断食期间有《断食日志》,日志非常详细地记录下了他在断食期间的生活细节。李叔同出家前将《断食日志》交给同事堵申甫保存。1947年,陈鹤卿居士将其誊清并发表于《觉有情》杂志第7卷第11、12期。发表时陈鹤卿有一按语:“此为弘一大师于出家前两年在杭州大慈山虎跑寺试验断食时所记之经过。自入山至出山,首尾共二十天。对于起居身心,详载靡遗。据大师年谱所载,时为民国五年,大师三十七岁。原稿曾由大师交堵申甫居士保存。文多断续,字迹模糊,其封面盖有李息翁章,并有日文数字。兹特向堵居士借誊,并与其详加校对,冀为刊播流通,藉供众览。想亦为景仰大师者所喜阅,且得为后来预备断食者参考也。后学陈鹤卿谨识。”
该日志所记的几处时间值得一录:“丙辰嘉平翌日始。断食后,易名欣,字叔同,黄昏老人,李息。十一月廿二日,决定断食。祷诸大神之前,神诏断食,故决定之。”
“卅日晨,命闻玉携蚊帐、米、纸、糊,用具到虎跑。……午后四时半入山……因明日始即预备断食,强止之。”
“十二月一日,晴,微风,五十度。断食前期第一日。”
“十八日,阴,微雨,四十九度。断食后期最后一日。”
日记最后写道:“十九日,阴,微雨,四时半起床。午后一时出山归校。”
这样,便可得出李叔同断食的全部经过,即:1916年农历十一月廿二日(1916年12月16日)李叔同决定断食;农历十一月卅日(1916年12月24日)入虎跑;丙辰嘉平一日(1916年12月25日)起断食;丙辰嘉平十八日(1917年1月11日)为断食最后一天;丙辰嘉平十九日(1917年1月12日)李叔同返校。故他的断食时间,准确地说是1916年12月25日至1917年1月11日,前后共18天。如果加上他入山和返校的两天,共20天。
按照李叔同的惯例,他一般是在每周周末回上海一趟,跟居留在上海海伦路家中的日籍夫人团聚,然后于星期日下午返杭州。他宁可自己辛苦奔波,却从来不无故请假。在夏丏尊看来,李叔同每个星期六都是要回上海的,那么年假时也必定如此了。所以这回夏丏尊以为一切如常,学校的公历年假一放,就自管回上虞老家。可假满返校时,一贯准时归来的李叔同却没有人影。一天、两天、十天,直到两个星期后才发现李叔同一副清癯消瘦的模样回来了。直到这时,夏丏尊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仁兄是背着自己独自到虎跑去实行断食了。他为此惊异地问:“为什么不告诉我?”
李叔同的回答是:“你是能说不能行的。并且这事预先教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起来,容易发生波折。”
夏丏尊听了此言,除了苦笑之外,竟也答不出一句话来。他后悔早先介绍李叔同读那篇文章,有了这一回,还不知将来再发生什么样的事呢!
李叔同断食后留影对于这次断食,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是这样评价的:“我住进去以后,常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在我窗前经过,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我看他却十分地欢喜呢!因此就常和他来谈话,同时他也时常拿佛经来给我看。……这回到虎跑寺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喜欢且羡慕起来了。我虽然在那边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头十分愉快,而且对于他们吃的菜蔬,更喜欢吃。……这一次我到虎跑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
李叔同在断食期间,经常写书法。自以为笔力非但未减,反而更顺畅了。心境要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他自己说过:断食以后,“心地非常清,感觉非常灵,能听人所不能听,悟人所不能悟”。断食结束后,李叔同拍了一张照片,侍者闻玉有题字:“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丙辰新嘉平十九日,侍子闻玉敬题。”李叔同自称断食十七日(应该是虚指),他写过一幅“灵化”,题记是:“丙辰新嘉平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书此奉酥典仁弟,以为纪念。欣欣道人李欣叔同。”
西湖出家
李叔同于1918年正月十五日这天皈依了佛教,并为正式出家积极作着准备。他的生活,正如他的学生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中所说“日渐收敛起来”了。他的同事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痛悔自己当初的作为:
李叔同出家前与弟子刘质平(左)、丰子恺(右)合影留念在这七年中,他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个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了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星期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经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的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且信仰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他住,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
看到李叔同如此“世味日淡”的模样,有一次夏丏尊急了,不经意就脱口说了一句愤激之言:“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
李叔同听了此言并未介意,却是笑颜相对。夏丏尊哪里知道,他早有这个打算了。
出家经过
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告别了任教六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正式出家为僧。
李叔同决意出家后,遂将平日所用物品和书籍作品等分赠友人、学生。出家前的一个晚上,李叔同写了《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石碑碑文,碑文末有“大慈演音书”的落款(李叔同皈依后释名演音)。此事须追溯到1917年春。当时姜丹书之母患胃癌逝世。姜丹书即请李叔同为其母书写墓志铭。李叔同虽在口头上答应了,但却迟迟没有动笔。一直到一年多后,李叔同在出家前的一天晚上,方才恭敬地点燃一支红烛,写下了他在俗时的最后一件书法作品。写完后,他当即将毛笔折成两截。翌晨,李叔同即出家为僧,姜丹书闻讯赶到李叔同房中时,早已是人去楼空,惟见残烛一支,断笔两截,再有的就是端放在书桌上的《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李叔同如此举动,加上“大慈演音书”的落款,这幅墓志铭恰到好处地说明是李叔同在俗时的绝笔。
李叔同出家前夜所书之《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这篇墓志铭后来被姜丹书托人模勒在石上,制成了宽67公分,高63公分,厚12公分的石碑,碑中实计549字。其书法乳魏碑,气度雄深雅健,实可谓达到了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的境界,可谓直取魏室的上乘之作。
对于李叔同出家的缘由,姜丹书曾问过李叔同。在为大雄书局1943年出版的《弘一大师永怀录》所写的“传一”中姜丹书写到了他与李叔同的一段对话:上人之将为僧也,余曾问之:“何所为?”
曰:“无所为。”
曰:“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
则答曰:“譬患虎疫死焉,将如何?”
姜丹书听了李叔同这般答语,便也无辞。他觉得李叔同的出家并非厌世,更非欺世,实在是由于参透了人生,飘然出世,正所谓返璞归真。
姜丹书是李叔同的老友,同校共事多年,又同居一楼,故他对李叔同在俗时的许多生活细节了如指掌。他还写过一篇《追忆大师》,文中为读者提供了许多这方面的轶事,为人们了解李叔同的全貌很有帮助,这里节录一段:
上人少时,甚喜猫,故畜之颇多。在东京留学时,曾发一家电,问猫安否。上人相貌甚清秀,少时虽锦衣纨绔,风流倜傥,演新剧时好扮旦角,然至民元在杭州为教师时,已完全布衣,不着西装;上唇略留短髭,至近出家年份,下颚亦留一撮黄胡子,及临出家时,则剪几根黄胡子包赠日姬及挚友为纪念品,及既出家,当须发剃光而成沙门相矣。上人走路,脚步甚重;当为杭州第一师范同事时,与余同住东楼,每走过余堂时,不必见其人,只须远闻其脚步声,而知其人姗姗来矣。上人平日早睡早起,每日于黎明时必以冷水擦身,故其体格虽清癯,而精力颇凝练,极少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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