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在一篇回忆梁启超先生于清华学校演讲的文章中，有一段描写颇为精彩：……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

   然后他又写道：他（梁启超）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

   几句话，将梁启超先生的第一印象写得活灵活现。尤其是两句简短的开场白，一进一出，既自谦又自负。不过，照我看来，梁启超说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自负。当然，他也完全有资格这样自负。

   熟悉梁启超的读者都知道，梁启超不仅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极有影响的大学者。早年他随康有为倡导维新，是戊戌变法的领导者之一。

   晚年的梁启超在政界经历了几多沉浮后，终于放弃了政治，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一心治学著述，并先后于清华、南开等学府从事教育研究工作。当时清华国学院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便是名冠其首（另三位乃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可见其举足轻重的学术地位。

   梁启超著述之余，对书法也极有研究。其《饮冰室全集》中就有一篇万余字的《书法指导》，这是根据他于1926年应邀为清华教职员书法研究会的讲演记录而成，他在文中首先就表明“书法是最优美最便利的娱乐工具”，而且写字“可以独乐”，不似喝酒、打牌、唱歌听戏须“聚合多人”，所以他认为：“写字虽不是第一项的娱乐，然不失为第一等的娱乐。”其实梁启超也很喜欢娱乐，据说他玩牌也是一把好手，他曾有句名言甚妙：“只有读书可使我忘记麻将，也只有麻将可使我忘记读书。”若由此类推，想必写字大概也能使他忘记麻将吧。

   在《饮冰室全集》中，《书法指导》是梁启超收于文集中惟一一篇谈书法的专论。应该说，梁氏有关书学方面的长题短跋还有许多，笔者六年前游绍兴时，曾幸获一册荣宝斋出版的《梁启超题跋墨迹书法集》，内收梁所收藏的百余种碑刻拓片，每种都有梁的题跋，或品评前代书法风格，或考释校勘碑文，或记录拓本递藏之辗转及收藏之心得等等，其中颇多前人所无的独到见解，但这些文字在《饮冰室全集》里并未专门列出一辑。或许作为一代大家而言，碑刻拓本的收藏乃余事、闲事而已，不值一提。

   读过梁启超书法，明眼者一望便知，乃一手工整朴拙的北魏体也。大概除了草书不擅外，篆隶真行，梁氏皆能为之，当然，楷书写得最多。他的字，不论是真是行，或篆或隶，其笔画形体都是一律地突出方正峻厚，线条的起始转折也是力求方笔，这和他极力推崇北魏书体有关，他的观点一贯是“与其学唐碑，不如学六朝碑”。而学六朝碑，“应从方正严整入手为是，无论做人作事，都要砥砺廉隅，很规律，很稳当，竖起脊梁，显出骨鲠才好。”从作书说到做人，其理大致相通。梁氏做人同样也是方正而不圆滑，当初他以举人之身拜康秀才为师，就是听了康有为的一日长谈，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发现自己以前所学全是浪费！所以诚心拜师从头学起。最后他们终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时，梁启超也同样义无反顾！这里则充分显现出他方正耿直不和稀泥的性格。

   1923年，梁夫人因病下世，在此前后近一年时间里，梁启超非常苦痛郁闷，所以常常读宋词并以宋词句集联自遣，后竟一发而不可收，居然集成有二三百副之多！如图的一幅书法：“春已堪怜，更能消几番风雨；树犹如此，最可惜一片江山”，便是梁启超先生写于1924年的作品，联句分别集自张玉田、辛稼轩、刘龙洲和姜白石。他还喜欢将自己的集句联写成对子分赠友好和学生，当年的胡适之、徐志摩等都曾获赠。那段时有人带着润笔求字，他也多半写他的楷书集联，一时流传颇广。因此，即使在今天的拍卖市场上，也时能见到梁氏的作品。梁启超的集联，据说是受了陈师曾的启发，全以宋词句为素材。而就《饮冰室诗话》中所收的五十来副联句中，他似乎又特偏爱姜白石的句子，“最可惜一片江山”便出自姜夔的《八归》。而且此句在他的集联中频频出现，除图示一联外，还有如：“忽相思，更添了几声啼；屡回顾，最可惜一片江山。”再：“燕子来时，更能消几番风雨；夕阳无语，最可惜一片江山。”

   也许，曾经作为一代政治家的梁启超，对“江山”的感悟是和旁人不一样的。不过，晚年时的梁启超，也曾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的学问兴味和政治兴味都甚浓，两样比较，学问兴味更为浓些。”按梁启超的方正品性，他的话，应该说大致不会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