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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不详 点击: 更新:2005-4-23 22:35:55
 
 

·1·    想起了邹韬奋和黄侃     李春林

 

    邹韬奋先生当年办生活书店,其门市部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好书皆备,备书皆好”。正是靠着为读者找好书,为好书找读者的精神,生活书店成了中国出版史上的金字招牌。

    半个多世纪过去,现在我国一年出书14万种左右,谁还敢喊这个口号?眼光不准,财力有限,都造成底气不足。“好书皆备,备书皆好”,只能成为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谈资了。作为嗣音遗响,哪家书店能做到后一半即“备书皆好”,就算树起了一面旗帜。

    关于读书和写书,本世纪初国学大师黄侃先生有三句名言。一句是读书前“要如一字不识人”。这是极而言之。一字不识又如何读书?

    这里他强调的无非是对书要存有敬畏之心,只有空腹以待,才能充分吸收。另一句是读书人不能“杀书头”。所谓“杀书头”,听起来吓人,其实就是拿起书,读了个开头就放下。据说,黄侃先生读书,不仅都是从头读到尾,而且要标点并加批注。当然,他读的是古书。第三句是“五十岁以前不著书”。不是他五十岁以前写不出书,而是怕自己火候未到,写出来的书学问不精纯。

    今天的情形又如何?翻翻报刊上谈读书的文章,越来越多的人崇尚“不求甚解法”,越来越多的人追求“风吹哪页读哪页”。读书人杀的书头不计其数,这已不在话下。即使是文章,又有多少是通篇读完的?朋友相聚,交流读书心得,大都有这样的感受:乍一想,似乎每月每年都在读书;细盘点,除了消遣性的小说外,一年真的没读完一两本书。至于听到某位青年才俊,未出校门就著书立说成一家言,我们再也不会觉得稀奇。

    能写书的人多了,能读书的人多了,读的书也多了,书由“圣品”变成了“商品”。这无疑是一种进步。进步的代价是要失去一些东西,包括有价值的东西,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能做的只是让这种失去降到最低限。我们在肯定变化的时候应该清醒,有些东西不能变;我们在赞美发展的时候应该知道,有些东西必须固守。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书店都“好书皆备,备书皆好”,但对好书的珍爱之情不能丢;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读书人都不杀书头,但对书的敬畏之心不能丢。

    一个人一生中,如果把一部经典读深读透,真的可以脱胎换骨。这句话是至理名言,不管哪个世纪都不过时。今天,我们在给图书定义时,常用“特殊商品”四个字。我想,加上这“特殊”二字,就是为了保持图书本身的神圣性,就是为了保持人们对图书的一份敬畏心吧。

    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进入21世纪。关于书,20世纪的许多东西恐怕要成“广陵散”了。每念及此,不禁怅然。但怅然之后并不悲观。

    “广陵散”绝,但音乐未绝,江山代有音乐大师出。读书也是如此。

    一代有一代的读书人,一代有一代的读书方法,一代有一代的读书成就。我们要做的和能做的事情,便是念想着旧的,把握着新的,既绍述前贤,又有所损益。我们寄望于新世纪的,就是有人写好书,有人出好书,有人卖好书,有人读好书,书香一脉未坠,书坛佳话不绝。

《光明日报》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17/8/class001700004/hwz62132.htm

 

·2·从“懒!先生所言‘三十岁之后创作’”想到的   文章作者:[大宝·韦]

    懒!先生和符号先生交谈中,说自己“三十岁之前阅读,三十岁之后开始创作”。我颇多感想,因为我此前亦是同样的念头,但随着年龄增长,也在不断修正这一想法,现将思想变化表述如下:

    关于创作年龄段的话题,黄侃先生早就有相当精辟的论述,也是以三十岁为界,大致意思是三十岁以前创作“于世无益,于己不利”,原因是三十之前,什么都不懂,写下的自然也是一派幼稚之言,不仅对社会没有什么好处,就连自己形象也容易让人产生固定认识,故有此说。由于黄侃先生是怪人中的怪人,所以他的一些言论也被当世之人认定是奇谈怪论而付之一笑,如他还有“八部书外皆狗屁”之说。可是尽管黄先生性情狂荡,但此话细细分析起来,却不失为至理名言。因为在三十之前,一个人的阅历不足,读书不多,文化积累自然也就不够。我曾好多年陷入此语,只读书,不动笔。

    但过于执着于此论,就会导致另一种局面,便是畏首畏尾,不敢提笔,倏忽一世也不会留下一言半说。还以黄侃为例,就在黄侃先生准备五十岁以后著述立说时,却天命不足,早早逝去,成了近代学术界最大的憾事。因为以黄侃先生之学问,可谓举世难有出其右者,经学方面不让章太炎,小学方面不让刘申叔。倘若有一字片语留传于世,传统文字学又会是另一番面目。不过所幸的是,黄侃先生一生乐于教书,弟子遍天下,其衣钵自然已有传人,今天的北师大应该是黄学的大本营。反观北大,在文字学方面却没多大建树,因为他们太囿于王力学说,执着于方言、汉语史与西方语言学的研究,对传统的训诂、音韵、文字之学过于忽视,不能不说是个缺陷。这是题外之话。

    我引用黄侃先生的典故,意思是做学问,轻浮固然不可取,但也不必过于矜持。学问成熟,瓜熟蒂落,自然是件好事,可是又何其之难。其实季刚先生早在二十八岁便入北大执教,那时的他已是一位饱学之儒,只不过季刚先生太苛刻于自己,太爱惜名声,以致有憾,后人断然学不了他,也学他不得。所以,现在我倒认为,该写的时候,不妨便提笔写出来,不一定非是惊天动地之作,只要把心有所感所想记述下来,也不失为一种明智之举。这样既给自己一个清晰的思想变迁的过程,也会不因读书而陷于自迷,实在是提高自己的良药妙方。正如符号先生所言:“会越写越明白的。”

    但不管怎样,懒!先生的这番认识,在当前大陆学术界急功进利、一夜成名的心态昭然若揭的背景下,还是要深刻许多,也比北大某生拿抽屉文学来哗众取宠的作法高明许多。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38/1/class003800034/hwz94506.htm

 

·3·书厄故事   陆 昕

 

    一个靠教书谋生的人,如果无书可读,或虽有书而不能读,或虽有几十年节衣缩食苦心积聚的大量图书,却眼睁睁瞧着这些书被他人撕、扔、毁掉,而自己毫无办法保护补救,这也许是读书人最大的痛苦。今天,讲这些话,年轻人听了一定很隔膜。但是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藏书读书并蔚然成风,我便总不由自主地想起我家藏书在“文革”中所遭的厄运。

    我的祖父陆宗达毕生研究国学,并师从近代国学大师黄侃(季刚)。研究国学,自然少不了“国粹”,所以我家曾经有三大间北房,不住人,住满了书,全是古香古色的线装古籍,里面还夹杂有许多祖父同当时学者名流们往来论学或言事的信札及手稿。祖父在这上面花费是很多的。据祖母说,祖父约有十年光景,薪俸到手,除去日常生活,全买了书。

    但这些书札“文革”中却遭了厄运。当时街道革委会让腾房,剩余的房子家人仅供容膝,书自然无处安身,于是被扔到廊子下、院落里,任风吹日晒雨淋,损毁得惨不忍睹。

    祖父对世事看得很开,但毁坏的东西有些是他念念不忘的,这就是老师的手泽,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件。一件是黄侃给祖父的信,厚厚一沓。祖父对我说:“信里多是讲怎么作诗作词,其中有许多是他的心得,很独到。大概有二十多页。大家都知道他是小学家,很少人知道他对诗词有这么深的领会。”另一件是另一位国学大师吴承仕的手稿,名《经籍旧音》。吴承仕的一部名著是《经籍旧音辨证》,此稿即是他在作此书前抄录的资料。《经籍旧音辨证》一书出版后,对这些资料如何处置,吴承仕曾写信给同事齐燕铭说:“《经籍旧音》稿,弃之可也。”(《吴承仕文录·与燕铭书之三》)但齐燕铭并未弃之。解放后,齐燕铭任文化部副部长时,将此稿交与我祖父,请我祖父整理准备出版。此稿用司法部公文纸写成(吴曾任司法部佥事),纸为毛边,行格为绿色,其字挥洒飘逸,此稿极多,堆起来约有一人高,亦可见吴用功之勤苦。祖父将此并黄侃之信悄悄放到我家院后厕中的书架上,希冀保存,但终作灰飞。“文革”结束,虽事过境迁,祖父仍时时懊悔,觉得对不起两位老师。(祖父曾先后拜吴、黄为师)同时也觉得自己有负友朋之托,因祖父与齐燕铭解放前有同事之谊。

    祖父的书更可谓遭了“浩劫”,而其中有的“劫难”竟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有一次,祖母做热汤面,以羊肉为汁。那时我们已被勒令腾房,所以吃饭就在廊下。但廊下无桌无椅,只有一堆堆古书。祖父提议,干脆就以书为桌椅。没料到吃时我的饭碗一斜,羊肉汁顺着四沓古书堆成的“桌子”流下来,把书污染了。我自知闯祸,悄悄望了祖父一眼,祖父只是叹口气,什么也没说。我那时虽还在上小学,但也识得不少字,看书根,知道是《俞荫甫所著书》(亦名《春在堂全书》,作者俞樾,为俞平伯之祖,国学大师)。

    现在,有时我到出版社去,看到有的编辑把刚出的新书拿到鼻子底下,嗅一嗅油墨的清香,或是在书店看到某些读者把购得的书放入书包时那小心翼翼的样子,心里总是备受感动。由此,深深祝愿那种视文化为敌人,视书籍为寇仇的愚昧一去不返,而让书香和书梦,年年岁岁伴随在我们四周。

(本文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

《北京日报》2001年6月4日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17/19/class001700004/hwz137750.htm

·4·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节选-冯友兰)

 

    当时中国文学门的名教授是黄侃(季刚)。那时桐城派古文已经不行了,代之而起的是章太炎一派的魏晋文(也可以称为"文选派",不过和真正的"文选派"还是不同,因为他们不作四六骈体)。黄侃自命为风流人物,玩世不恭,在当时及后来的北大中传说他的轶闻轶事,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比如说,他在北京,住在吴承仕(简斋)的一所房子中,他俩本来都是章太炎的学生,是很好的朋友,后来不知怎么闹翻了,吴承仕叫他搬家,黄侃在搬家的时候,爬到房梁上写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又比如说,他在堂上讲书,讲到一个要紧的地方,就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又比方说,黄侃有个学生,在"同和居"请客,他听见黄侃在隔壁一个房间说话(原来黄侃也在请客)就赶紧过去问好,不料黄侃对他批评起来,这个学生所请的客已经到齐了,黄侃还不让这个学生走,这个学生心生一计,就把饭馆的人叫来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上在我的帐上,黄侃一听,就对那个学生说,好了,你走吧。


http://edu.netbig.com/rank/st1/st01/504/20000523/24952.htm

 

·5·马斗全:学问与著述

 

錄以下片段
    古人有著书忌早之说,大学者黄侃曾说“五十当著书”,所以他五十岁生日时,可以称为文化大师的章太炎的贺诗有一联为:“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所以说五十当著书,并不是说五十岁以前不能著书,而是说须先扎实做学问,一般到五十来岁时学问始有所成,方好著书。一个学者,最重要最根本的是学问,应先扎实做学问,有了学问再著书。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53/1/class005300003/hwz97046.htm

 

·6·从蕲春走出的黄侃  遮天蔽日大樟树    湖北日报记者韩晓玲 通讯员詹建平

 


    春日的大樟树村,草色如染,桃花灼灼,金黄的油菜花在阳光下灿烂地开着。临水照影,有种绚丽而恬静的美。
    这个位于蕲春县青石镇的小村庄,因两棵290多年的大樟树而得名。村前一个叫做“燕步梁”的小山坡上开满了小小的紫皮花,簇拥着一座保存完好但非常简朴的墓。如果不是墓碑上刻有“蕲春黄君墓”的字样,以及墓前立着一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你很难想到这就是国学大师黄侃及夫人黄菊英的合墓。黄侃1935年病逝后即葬于此,其母亲及小女儿的墓也在同一山坡上。
    黄侃系大樟树村人。1886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远祖中有以诗词书法闻名于世的黄庭坚。其父黄云鹄官至清廷二品大员,也是当时著名的经学家和散文家,晚年曾任湖北两湖、江汉、经心三书院山长,为张之洞密友。黄侃幼时多受张之洞照拂,特派其留学日本。岂料黄侃生了“反骨”,在日本参加革命党,发誓推翻满清。此乃后话。
    黄侃幼承庭训,家学渊源,其研习勤苦,加之天性聪颖,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多有创见,终成一代大师。他与其师章太炎,“在传统文化向新文化过渡的时代,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陆宗达语)。著名学者范文澜、陆宗达、程千帆、殷孟伦、潘重规等均为其后学。黄侃是个极富个性色彩的人物。他因性格狂狷落了个“黄疯子”的绰号,治学却极为严谨,“50岁以前不著书”的名言,尤是当今浮躁的学术界一副清醒剂。1935年,黄侃50岁生日,章太炎赠他一副对联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本意是庆幸黄侃从此可以著书立说了。没料黄侃当年10月因饮酒而殁。章联无意中暗藏“绝命书”3字,未想一语成谶。这位中国现代训诂学的奠基人,实际上还没有正式开始他人生规划的学术生涯,就取得了如此非凡的成就。倘若他没有遭遇不幸,这棵大树该是怎样的伟岸,怎样的遮天蔽日?
    听说我是专程前来探访黄侃故里,村民们都围拢来。他们指着黄侃墓所在的小山,自豪地说:“你看,它像不像一座笔架?山前面的两个小池塘形状像砚池。黄氏家族出这么多文人,说明我们这里很有灵气哩。”村中一位老师也兴冲冲地抱来两大本1992年编的《黄氏宗谱》,里面详细记载着黄侃及其父的生平事迹、著作目录,并收入了大量有关黄氏父子的资料。
    50多岁的黄德寿闻讯连忙将我迎进家中。他是黄侃的侄曾孙,堂屋里还供奉着黄云鹄和黄侃的画像、照片。他取下相框细细擦拭着,讲起了太公黄侃生平的点点滴滴,随后拿出珍藏多年的两幅由黄侃手书的卷轴,小心翼翼地展开给我看。
    黄德寿家对面的一栋大宅子有些许损毁,似乎述说着岁月的沧桑。他告诉我,这就是黄侃故居,建于清代,到现在已有100多年了。

  黄侃是青石人的骄傲。镇上的青石中学在1993年曾冠名为“黄侃中学”,收集了不少关于黄侃的资料存入档案。该校每年开学时都会向新生介绍黄侃其人其事,清明节还组织学生到黄侃墓前扫墓。
    青石镇在对外宣传中亮出了“黄侃故里”这张名片。1995年,黄侃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海内外众多著名学者齐赴蕲春扫墓。青石镇由此引起不少关注。镇党委书记郑宁还想通过本报联络黄侃的亲友及专家学者,为进一步发掘黄侃的人文资源出谋划策。
    相形之下,蕲春县城内中医药文化气息较为浓郁,黄侃似乎并没有在这座县城留下太深的痕迹。然而经过几天的采访,我们感觉到黄侃“刻苦为人,殷勤传学”的精神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蕲春人的精神面貌。
    蕲春县政协文史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张梁森向我提供了他翻拍、保存的一幅黄侃照片。酷爱读书的张梁森家中有1万多册藏书。多年来,他埋首于浩如烟海的卷帙中,笔耕不辍。当他还在读中学时,同为读书人的叔父、伯父就给他讲了许多关于黄侃自幼聪颖好学的故事,后来在新华书店工作20年间读了不少黄侃的著作,兴趣更加浓厚。
    县文联主席王成启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了不少有关黄侃的趣事。他说:“蕲春流传着很多黄侃的故事,我小时候就听说过。我虽然不懂训诂学,也为蕲春能出黄侃这样的文化名人而感到骄傲。蕲春要把经济抓上去,发扬黄侃严谨的治学精神是大有裨益的。”
    也许正如蕲春县委宣传部部长叶爱新说的那样,蕲春之所以有“教授县”的美誉,20世纪以来秉文衡、掌科苑、主讲坛者遍及五洲,多达800余人,黄侃、胡风等著名学者的人文精神所起到的潜移默化作用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  
  (三)
    但黄侃这个名字,仍有从蕲春人的生活中淡出之势。许多青少年对其人其事较为陌生,县图书馆里黄侃著作及有关书籍为数不多,近两年新出版的也未购进。据介绍,有关部门曾有过兴建黄侃风景区、黄侃纪念馆的想法,后来都因资金匮乏搁浅。在采访过程中,不少人坦言“黄侃”这篇文章的确还没有做大做好,但他们也很困惑。李时珍及其《本草纲目》享誉世界,现在又兴起中医药文化热。作为李时珍故里,蕲春制订“医药兴县”的战略,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建设,使蕲春人尝到了甜头。而黄侃的学说太深奥,似乎跟当地人的生活不太沾边。
    虽说黄侃的治学领域与蕲春没有多少关联,但谁又能否认他的学术底蕴正是在这片故土生长起来的呢。
    其实,年轻时的黄侃曾多次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但他在大别山区政治影响力被低估了,这是因为黄侃学术上的光环覆盖了他作为辛亥革命先驱的一面,即使在蕲春也鲜有人知。
    在文普通学堂,黄侃常与同学董必武、宋教仁、田桐等议论时政,畅谈革命。留学东京时,他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秋归国组织反清活动。次年写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江汉震动,革命士气为之大震。民国建立,黄侃在上海主办《民生日报》。“九·一八”事变发生,他拍案作《勉国人歌》:“四百兆人宁斗而死兮,不忍见华夏之为墟。”
    据黄侃幼子黄念平介绍,1908年黄侃回到大樟树村,利用远离官府的环境,向乡民揭批清王朝腐败无能、丧权辱国、镇压民众的各种罪行,宣传革命道理。他的宣讲由居室而至祠堂,再至山坡河畔,听众由数十而数百、数千,听过他演讲的人超过万人。除蕲春乡民外,黄梅、英山、罗田、安徽的宿松、太湖乡民也风闻而至。其后黄侃还在蕲春成立孝义会,多次回乡联络、组织革命军。
    袁世凯窃国后,黄侃目睹国事日非,深感失望,遂在沪潜心学术研究,将“愤时忧国”的真情以“荒诞不经”的面纱掩盖起来。如今,蕲河边那棵曾见证了黄侃激情演讲的大樟树已荫蔽一亩,而黄侃在这片热土上留下的革命足迹却在逐渐湮灭。这不由令人遗憾。在仅仅50年的生命中,黄侃成为了反清革命的先驱,成为了学术界的泰斗,轰轰烈烈的他依然最终回到了大樟树下永久安眠。他如此热爱故土,故土又怎能忘了他?2002/04/04

文化名人故里寻访记4

荆楚在线(湖北日报)


这是 G o o g l e 内http://www.cnhubei.com/aa/ca114697.htm 的页库快照。

·7·閒居
    黄侃,湖北蕲春人,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擅长音韵训诂,兼通文学,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昌高等师范、金陵大学等校教授。他与因性格落拓不羁、被黄兴骂为“害了神经病”而得“章疯子”之名的章太炎,以及因经常不修边幅、衣履不整、不洗脸、不理发、活像一个疯子的刘师培,被时人称为“三疯子”。三不来教授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元配夫人王氏去世,黄绍兰女士继配。二人虽经山盟海誓而结合,但因小事而反目,以至分居。武昌高师学生黄菊英和他大女儿同级,常到他家来玩,以父师之礼事黄侃,黄侃对这个女学生也很好。日子一久,竟生爱恋,不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朋友们都以“人言可畏”劝他,他坦然地说:“这怕什么?”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曰“量守庐”,藏书满屋,怡然自乐。他和校方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之约,因此人称他为“三不来教授”。

 

    千里舆梓黄侃事母至孝,不管他母亲是从北京回老家蕲春,还是由蕲春来到北京,他都要陪伴同行。而他母亲又离不开一具寿材,他便不厌其烦地千里迢迢带着寿材旅行了。真是奇闻!难道偌大一个北京城还买不到一口寿材?当然不是。那具寿材上有他父亲黄云鹄老先生亲笔写的铭文,黄侃来回旅行随身必带寿材,实为使然。后来,他母亲死了,他悲痛欲绝,按照古礼服丧,才了结此事。随后,黄侃又请苏曼殊给他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他自己写了记,请章太炎写了题跋。这幅画也成了他的随身宝物,片刻不离。

 

·8·相骂相识
    黄侃20岁时留学日本,恰与章太炎同住一寓,他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 侃内急,来不及去厕所,便忙不迭地从楼窗口往外撒尿。这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蓦 金 地一股腥臊的尿水像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黄侃不但不认错,还不甘示弱,也 报之以骂。他是贵公子出身,年轻性躁,盛气凌人。 章生性好骂人,两人本都有疯子之称,真是章疯子遇到黄疯子,一场好骂,而且越骂越 起劲。然而“不骂不相识”,通名报姓之后,话锋转到学问上面,一谈之下,才知道章太炎是国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 章太炎生平清高孤傲,对黄侃却颇多嘉许,他劝黄侃著书。黄却谓须待50岁后再从事纸 。1935年,黄侃50岁生日,章太炎亲赠他一副对联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 对联内无意中藏了“绝命书”3字,黄侃愕然。当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吐血而 死。章太炎因联句竟成谶语,悔痛不已。
http://www.hornbill.cdc.net.my/essay/prose/01/001.htm

 

·9·调侃
    胡适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在一次宴会上,胡适偶尔谈及墨学,滔滔不绝。 黄侃骂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帐王八!”胡适赧然。 过了一会儿,黄侃又骂道:“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帐王八。” 胡适大怒。 黄侃却大笑道:“且息怒,我在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 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黄侃反对胡适提倡白话文。有一次,他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举例说:“如胡适 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 仅需‘妻丧速归’4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 “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http://www.hornbill.cdc.net.my/essay/prose/01/001.htm

 

·10·黃紹蘭  博文女校

 

  太倉路127號有一幢沿街的老式石庫門住宅建筑,是“博文女校”舊址。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期間,除上海代表李達、李漢俊和廣州代表陳公博外,其余代表均借“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的名義居住在這里。該地現已被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博文女校的創辦人和校長就是國學大師黃侃(季剛)夫人黃紹蘭(1892─1947)。黃侃,湖北蘄春人,約十七歲時官派赴日本留學,加入了同盟會。當時章太炎也因《蘇報》案而暫居日本,他聽說黃侃很有學問,就收黃侃為入室弟子。黃紹蘭與黃侃同鄉,原名學梅,字梅生,早年酷愛《木蘭辭》,為花木蘭替父從軍所感,遂別取字紹蘭,后以字行。她1910年畢業于京師女子師范學堂,任開封女子師范學堂教員,武昌起義爆發后,她即南下武昌,投筆從戎,旋又受黃興的派遣赴上海,與陳其美取得聯系,并在上海組織女子軍事團,自任團長﹔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建立后,她就留在南京協助黃興工作,并提議創建辛亥烈士忠裔院,任院長。“二次革命”失敗后,她又定居上海,當時黃侃妻子王氏逝世,她就與黃侃成了親,并成為章太炎唯一的一位入室女弟子。1916年,她與黃興夫人徐宗漢、章太炎夫人湯國黎等租法租界貝勒路(今黃陂南路)民房創辦博文女校,當時湯國黎已任神州女校(在今虯江路四川北路附近)校長,于是黃紹蘭就擔任博文女校校長。以后由于徐宗漢隨黃興赴美國,章太炎家境也遇上困難,單靠學費收入難以維持辦學,博文女校在1920年停辦了。黃紹蘭是一位事業心極強的女子,第二年她得到張謇之兄的資助,又租蒲石路(即今太倉路127號)住宅復校。
  1921年,各地的共產黨決定利用7月放暑假期間在上海代表李漢俊家(即今“一大”會址)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希望找一幢獨立的,又與李漢俊住宅相近的地方作為代表宿舍。湖北代表董必武是黃侃的摯友,于是由董必武致函黃侃和黃紹蘭,稱北京大學老師組織了一個旅游團,利用暑假到上海旅游,希望提供方便,借博文女校小住,上海代表李達直接與黃紹蘭會晤,此事很快就解決了。
  黃紹蘭是一位進步女子,她領導下的博文女校師生經常參加各種社會進步活動,被國民政府視為眼中釘,而黃侃和黃紹蘭均是國民黨元老,與國民黨上層人士關系甚為密切,所以,國民黨政府也奈何不了她,一直到1933﹒年,國民黨市黨部才以“設備簡陋”取消該校。此后,黃紹蘭先后在多所大學任教。1947年黃紹蘭在上海逝世,不過,她至死也不知道,她的博文女校曾作為中共“一大”代表宿舍,在中國歷史上發揮過巨大的作用。(文/薛理勇)
http://216.239.35.102/search?q=cache:C0SUQQcgBwUC:shanghai.online.sh.cn/big5/culture/jy/jy_08.htm

·11·六十年前我在北大的幾點回憶/ 文:蕭勞
節錄以下部分:

 

    中國文學門是由黃侃先生講授古文。第一天上課就出了個《文心雕龍》上的題目,叫學生作文。我剛寫了一百多字,黃先生看見了說:“好!”便拿到講臺上念一遍。有一天下午上課,我精神有點疲倦,便用手捧頭而坐。黃先生看見後勃然大怒,說:“我講書,你困覺!”我說:“姿勢不對,並非睡覺。”隨即放下手,端正了姿勢。但黃先生怒氣未息,說:“不願意聽就下去嘛!”我一負氣就出去了,接連兩個星期沒上黃先生的課。又是陳獨秀學長把我找到他的辦公室去了,問我為什麼不上課。我陳述了以上情況。陳先生說:“你是中國文學的,主課是黃先生講,你不上課怎麼學呢?”我說:“怕黃先生不許我上課。”陳先生說:“好!我送你去。”便拉著我的手,把我送進教室,正好黃先生在講課。陳先生看我坐在位子上,黃先生也沒有說話,陳先生纔離開教室。從此我就恢復上古文課了。錢玄同先生一事

    錢玄同先生那時講授文字音韻學。他是北大有名的教授,很受同學尊敬。有一次,錢先生在課堂上講到廣東音韻,課後一位廣東籍學生李錫予給他寫了一封長信,對他所講的廣東音韻提出了不同意見。下一次上課時,錢先生上臺後面帶笑容,客氣地問:“哪一位是李錫予同學?”李錫予站起來回答說:“我就是。”錢先生說:“請坐!我見到你的信了。你對廣東音韻的解釋是正確的。我不是廣東人,對廣東音韻是一知半解。很感謝你糾正了我的紕漏。”接著,錢先生在課堂讀了李錫予同學的信,還希望其他同學對講課中紕漏之處提出意見。從這件小事,可見錢先生虛懷若谷的治學態度。黃侃先生三事

    黃侃先生當時在北大教授《文心雕龍》,他對古典文學有相當造詣。他是“國故派”的一位首領,常常身穿藍緞子團花長袍,黑緞子馬褂,頭戴一頂黑絨瓜皮帽,腰間露出一條白綢帶。有一次他過生日,幾位中國文學門的學生登門拜壽,其中有位陳蓮痕同學是我的好友。他們進門後行了三鞠躬禮。不料黃先生勃然大怒,說:“我是太炎先生的學生。我給太炎先生拜壽都是磕頭。你們卻鞠躬嗎?!”當時嚇得這幾位同學隻好磕頭。黃先生是最喜愛的一位學生叫鄭奠,常常給黃侃先生拿皮包。後來鄭奠畢業了也在北大任教。有一天,黃節先生(北大講授詩詞的教授)在家裡請客喫飯,黃侃先生和鄭奠二人都去了。黃侃先生看見鄭奠穿著一件皮袍,大為不悅,說:“我還沒有穿皮袍,你就穿皮袍了?”鄭奠說:“我穿的皮袍,你管不著我。”黃侃先生聽了很生氣,從此不理鄭奠了。黃侃先生的脾氣古怪,他本來住在一位朋友家中,不知什麼緣故和這位朋友鬧翻了,搬走的時候,用毛蘸濃墨在房間的牆壁上寫滿了帶鬼字旁的大字。眾人看字滿壁皆“鬼”,黃先生纔得意而去。羅家倫二事

    羅家倫在“五四”運動中是個風雲一時的人物。但他追逐名利權勢,當時就為同學所不齒。我記得“五四”旅行後的一天晚上,在法科禮堂的學生集會上,羅家倫大肆吹噓自己,引起與會同學不滿,說他“沽名釣譽”、“風頭主義”。一位同學就走上去把他推下了講臺。羅家倫當時是北大學生會的負責人之一,卻暗中到太平湖安福俱樂部參加段祺瑞的宴會。有些北大同學得知此事,畫了一幅羅在宴會上拿著刀叉喫大菜(西餐)的像,加了注解,貼在北大西齋壁報欄上。同學們看了都很氣憤。有位同學寫了四句打油詩諷剌羅:“一身豬狗熊,兩眼官勢財;三字吹拍騙,四維禮義廉(意指無恥)。”這四句打油詩在北大廣傳一時。羅家倫還給蔡元培校長寫信,請求和蔡先生的女兒訂婚。蔡先生復信一封,大意是:婚姻之事,男女自主,我無權包辦。況小女未至婚齡,你之所求未免過分。這件事在北大傳為笑談。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徐康整理

http://216.239.35.102/search?q=cache:dNWN0irCOXEC:www.54youth.com.cn/big5/paper110/10/class011000004/

 

·12·最低限度國學書目  ● 黃侃開列之書目

 

──二十五史,十三經,大戴禮記,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通典,庄子,荀子,文選,文心雕龍,說文解字,廣韻

http://www.pku.edu.cn/cgi-bin/bigate.cgi/b/g/g/http@www.pku.edu.cn/life/bdtw/beida-youth/15/bdxs.htm

 

·13·八部書外皆狗屁
黃侃先生說“八部書外皆狗屁”
(八部書即《毛詩》、《左傳》、《周禮》、《說文解字》、《廣韻》、《史記》、《漢書》、《文選》)

 

http://216.239.35.102/search?q=cache:t6Xu7thL2UUC:book.peopledaily.com.cn/big5/paper19/8/

 

·14·黄侃读书的两个“恨”  叶之青

  “……今日读诵甚少,可恨。”

  “读经已恨二毛衰。”

  近日读《黄侃日记》,日记的中心是记载黄侃访书、购书、读书、点书、校书、评书的事。他全以读书为中心,以至后期的日记,即逐日夹于当日所阅书中。他读书的勤与快,让人不得不佩服。而上举日记和诗句中的这两个“恨”字,则让我很有触动。

  先举些例子。随手翻至1929年(己巳),六月十九日(农历。下同)至七月四日,读讫《大戴礼记》;七月四日至九日读讫《尚书大传》;九日接着读《韩诗外传》,至十七日读讫;十八日至廿三日读讫《春秋繁露》;廿三日接着读《白虎通疏证》,至八月十二日读讫;十二日接着读《通纬》,用《古微书》、武英殿本《易纬》八种、《学津讨原》本《尚书大传》和玉函山房辑纬书对看,至月末读讫;九月初一至十三日读讫《国语》;十四日至十月十一日读讫《山海经》……到该年十二月,又读讫《穆天子传》、《汲冢周书》、《战国策》、《司马法》、《古籀拾遗》(在这期间,还夹杂着翻读其它书籍)……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他的读书,是每日必治的功课,逐字、逐页、逐卷、逐部,用笔圈点,拿相关的书比勘对看。

  我最注意的是,黄侃的读书,并不跟他当时教的课有直接关系。他是将经典从头排队,逐一读过。把所有的经典一读再读,是他的毕生功课。读书之际,必施以朱墨,加以点校,为将来的全面整理作准备。黄侃的弟子殷孟伦先生曾说,他所见到的黄侃下过笔的书近百部,有的从头圈到底,有的作了详细的批识。我们从《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中可以看到他圈点的朱墨,人们今天读到的《说文笺识四种》、《尔雅音训》二书,就是从他读《说文》、《尔雅》时随手记于书中的识语中整理出来的。

  反观我的读书,哪有这样的系统和计划?上大学时的希望是能多读文学最好,工作后的希望是,能多读点经史诸子最好。今天看来,这正好反映出功力不济时的补课心理,现用现学,必然零敲碎打,浮光掠影。我给自己找的理由是,我们读书晚了。

  黄侃也有“晚”的感觉。他说:“读经已恨二毛衰。”可是黄侃读经晚吗?他10岁时就已经读完“四书”、“五经”,22岁开始师从章太炎,学习文字音韵训诂。他先后为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教授。他的学术与章太炎的学术,被称作“章黄之学”。我读到的日记中,主要记的是他后期任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教授时的一段。这时他已是公认的国学大师。他的“读经”之句是指他34岁任北大教授时,拜年岁相近、“四代传经”的刘师培为师,研究经学。黄侃当时的成就和年龄都与刘师培相近,所以对他的这次拜师有许多人不能理解。这正说明黄侃的好学与胸怀。不过让我震动的却是那个“恨”字。读书晚,我“恨”过吗?如果有,那也是抱怨耽误了我们读书时代,恨过自己吗?

  黄侃曾鼓励殷孟伦,三十岁以前一定要读完唐以前的典籍,他认为唐以前留下的书不多,并且都是非读不可的。黄侃自己对这些书则不只是读完,用他自己的话说:“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已十过,《汉书》亦已三过……《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计遍数。”

  三十岁以前读遍唐以前的书,这对我们简直想也不敢想。经历过“文革”的人,时间荒废的多了;没经历过“文革”的人,受应试的逼迫和时风的影响,多想读现代书。至于反复诵读,圈点校读,笺识其上,怕是极少有人做到了。古人说:观天下书未遍,不敢妄下雌黄。我常想,天下书不知有多少,读遍天下书,怎么读?

  读经晚,于是黄侃说:“……今日读诵甚少,可恨。”反观自己,只以天下书多为由而不求尽读,可有过“今日读诵甚少,可恨”的感受?

  那么,黄侃为什么“恨”呢?如果说所有的动力都应该是有压力,那么黄侃的压力是什么?1935年重阳,黄侃在他的最后一首诗中说:“神方不救群生厄,独佩茱囊未足豪。”他是想的是群生即民族,他一生就是想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以使民族振兴,而自己逸情则是无足轻重的。这样的压力,我们是不是也需要一些呢?

  《中国教育报》2002年1月31日第5版
http://216.239.35.102/search?q=cache:HnaLcy3ToVcC:www.jyb.com.cn/gb/2002/01/31/zy/5-dszk/4.htm+%E9%BB%83%E4%BE%83&hl=zh-TW&ie=UTF-8

 

·15·談到訓詁,不免要多說几句,因為自新中國成立后,它便被視作封建糟粕打入冷宮,几成絕學。今天就連一些正襟危坐的讀書人面對它時都大眼瞪小眼,不明就里,更不用說普通人了。其實訓詁就是解詞釋字,它在古代与音韻、文字同屬于小學中的范疇,主要是用來注解經書的。這門學問到了清乾嘉被發揚光大,以后一路下來到章太炎、黃侃為正宗流派。陸宗達先生師承黃侃先生,他雖然是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學者,但卻絕少新派學人之風气,尤篤信師道,故深得此中要旨。

 

http://216.239.35.102/search?q=cache:_3-1dIpQIDsC:www.daynews.com.cn/cgi-bin/bigate.cgi/b/k/k/http%40www.daynews.com.cn/mag4/20021018/ca5182.htm+%E9%BB%83%E4%BE%83&hl=zh-TW&ie=UTF-8

 

·16·何紹奇說此事
    幾十年前,有一位年輕人對訓詁學產生了興趣,便興沖沖地去拜訪北大的黃
侃教授(大炎先生的學生),希望黃老收下他這個弟子。黃二話沒說,叫他先買

    一部白文本的《說文解字》點完再說。他花了一年半的時間點完了,捧著書再去見黃侃。黃叫他把書留下,再買一部,重點一遍。過了半年,第二部又點完了,

    黃又叫他買第三部……。最後,黃侃才把這位年輕人收在門下,後來他成了著名的訓詁學專家。據說,隨你問《說文解字》裏的哪一個字,他不僅能當場講出這個字的字義來,而且連在哪一頁都知道。他的名字叫陸宗達。
http://216.239.35.102/search?q=cache:4j_RWyktiUIC:www.fortunecity.com/victorian/hurst/614/249.htm

 

·17·《黄侃日记》——国学大师的心迹流露
    印象中似乎听人说过,黄侃先生曾有“50岁以前不写书”的说法,理由是50岁以前尚未观尽天下可观之书。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黄侃先生的学术在今天已是曲高和寡了。只要翻翻眼前这本《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历时十五载,两易出版社”,最后才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其间的曲折,反映了国学著作在当今的命运。

 

  黄侃曾从章太炎先生问学。师生二人,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对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和文献学作了系统的总结,“在传统文化向新文化过渡的时代,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陆宗达《序》)。后人常用“章黄之学”来并称这两位师生的学术。黄侃先生的弟子、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在1986年写的《后记》中说:“先师蕲春黄公之为学,撰述之矜慎而研习至勤恪,此人之所共知也。其所创获,多笔之书眉,或载之日记。故虽不幸早逝,著书未成,而遗说故在。”黄侃号称50岁前不写书,但天不假年,恰五十而逝。先生的学术,只能体现在他平时阅读所作的眉批,以及日记中的记载。黄侃先生去世后,他的笺识评校陆续得以出版,但日记一直未问世。于是,黄先生的弟子们,共同对黄侃先生留存于世的日记进行了整理。这就是目前问世的《黄侃日记》。

  《黄侃日记》起于1913年6月20日,至1935年10月7日(逝世前2日)。这些日记,基本上是读书生活的记载,“访书、订书、购书、理书、借书与还书、翻书、点书、抄书、评书、讲书、写书,是《日记》的中心”(吴永坤《附记之后》)。日记按年编排,有些时段直接以当时所读书作记载。如“读全史日记”、“阅严辑全文日记”等等。在日记中也时时可见“竟日小得读书,甚苦。”(《量守庐日记》八月丁丑朔)、“作文未成,甚苦”(《量守庐日记》八月卅日丙午)等记载。更感人的是,据书后黄悼敬述的《黄季刚先生年谱》记载,黄侃先生逝世的前日,晨起吐血,但仍“伏案点《唐文粹补编》,力疾将末二卷圈点讫,甫搁笔,又大吐,皆淤血,趋就床卧,晕眩少愈。适订购《宛委别藏》寄至,又取《桐江集》五册披览一过。医至,云胃中血管已破裂……”。嗜书之情,可见一斑。

  陆宗达先生写于1986年的《序》中说,“‘章黄之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它的使命,今天,它已成为历史遗产。在这个领域里,由于研究工作一度停滞,它所蕴含的思想和方法很多还未被理解,深入地挖掘和汲取都还很不够,关注中国近代学术史的读者不应忽略这部分内容。《黄侃日记》的出版,对‘章黄之学’是有重要意义的。其中记录着他对许多问题的思考,不仅仅是简要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他对一些问题多次反复推敲、认真严肃斟酌、广泛深入吸取和逐渐加深认识的原始过程。这对我们领会他的学术研究的内在精神有着独特的价值。”陆宗达先生的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学人日记的价值。这段话,不仅仅适用于黄侃日记,也适用于所有学人日记。从学人日记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一个学者的人生轨迹,他的所思、所想,他的日常交游。日记更能见出人的真性情。

  陆宗达先生在“序”中还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九二八年冬天,季刚先生曾对我说:‘记日记是很好的方法,既可留下心得,又能锻炼手笔。’看到老师的日记,我便清晰地想起了他的话。”那么,黄侃先生的日记,便是他的心得的最好实践。对有志于学的后人而言,更应从这句话中获得做学问的方法。

  《中国教育报》2002年1月17日第7版
http://www.jyb.com.cn/gb/2002/01/17/zy/7-dxyd/3.htm

 

·18·师古而非复古 坚守而非保守 ——章黄国学研究与教授中的使命意识、独立思想和严谨学风  王宁

以下節錄


    黄侃也主张研读古代文献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存门户之见。他主张:“廓然大公,心如明镜,然后可以通古今之邮,息汉宋之争。”

    又黄侃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一曰不知者不道,一曰不背所本,一曰负责后世,一曰不窃。”这是一种求是、求实、忠诚、负责的态度。他教育学生说:“学问文章,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广大为贵。"又引古训说:“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他还教育学生,三十岁以前要读完唐以前的典籍,不要轻易发表文字;要把《说文》、《尔雅》、《广韵》等小学专著研习深透,而且要把古代文献材料工作做好,五十岁以前不要忙着写书。他也对自己规定五十岁以前不写书。他读书必动笔,作刊正、批注、评点和集中有关材料,为以后系统著书做资料准备。虽然黄侃生前正式出版发表的著述不多,但从他最后八年的日记以及他在一百多部古籍上所作的批注,可以统计出一部国学经史子集的精华书目,从中可以看到,一部系统、丰富、准确、深入的国学的通史和通论,已经完完整整地贮存在他的头脑里。
http://www.jyb.com.cn/gb/2001/09/20/zhxw/whsd/1.htm

 

·19·讀古書之法  没注的古书给谁看?叶之青


    一见到没注释的古书,我就想起黄侃先生。他是章太炎的高足、国学大师,曾圈点白文《十三经》,至今留下《黄侃手批白文十三经》。可是黄侃圈点白文的基础,是先读《十三经注疏》。他曾说,他诵读群经义疏以及《前四史》,皆十余遍。他要求他的弟子读《说文解字》,也是先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读起,反复多遍,最后才直接读《说文》白文。清代大儒读书也要读古注。戴震就说,他不但于十三经经文能背,于许多注疏也能背。可见他也是要读古注的。前辈大师尚且要靠古注来理解古书,我们现代的普通人拿起古书而没有古注,岂不是要抓瞎?
http://www.jyb.com.cn/gb/2001/02/01/zy/5-dszk/3.htm

 

·20·且看前人如何教书 作者:韩三洲
    古文字大师黄侃的性格暴躁、狂放不覊是人所共知的。程千帆听他讲的最后一堂课是《诗经》,根本没有什么教学方案,兴之所致,随意发挥。对此,初学者往往不着边际,但入其门者则觉得胜义纷呈,深受教益。黄侃教学有三大特点:一是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古文字、经学、文学甚至于史学,都可以兼教;二是经常把教学与新发现结合起来,同样一门课,每次重讲都会有新东西;再就是言传身教,他所要求学生做到的,往往正是他身体力行的,例如治学贵发明,不贵发现,一部书一定要从头到尾地认真读过,在没有把别人的意思搞清楚以前,决不随便议论等等。所以,凡是跟黄侃读过书的人,尽管研究方向各异,成就大小不等,但是以跑江湖的方式来做学问的人是不多的。
http://www.cc.org.cn/zhoukan/xiaolou/0210/0210111016.htm

 

·21·此文與黃先生學問有關
    英语词汇的进化——遗传和变异

    近十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爆炒"知识爆炸论"。表现在英语词汇方面,说是英语有几十万词汇,而且每年还以多少万多少万的速度增长云云。看来只有叫人望洋兴叹的份儿了。
    真的这样悲观吗?
    如果我们把单词一个个孤立地记,确实如此!
    于是我们想到生物界。
    世界上的生物,品类之盛,绝对不亚于英语词汇。可是,我们通过"生物学"的分类、进化论 —— 遗传和变异的规律,以简驭繁地统辖了各种生物。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后,语言学家就想到用生物进化的模式来研究语言的发展。
    "语言是天然的有机体",这是语言学家 A.Schleicher 的著名论断。
像生物一样,词汇也是历经很长的时间,从简单到复杂进化发展繁衍形成的,进化发展的过程,也遵从遗传和变异的规律。
    词汇进化的遗传和变异规律是怎样的呢?
    首先,我们有三个基本原理:
1、语言先于文字,文字因记录语言而产生。
    按照国学大师黄侃先生的说法:
    "太古人类本无语言, 最初不过以呼号感叹之声表喜怒哀乐之情,由是而达于物。于是见水之流也,则以沓沓、泄泄之声表之;见树枝动也,则以萧萧索索之音
表之"。因此,拟声是语言的真正根源,也就是"文字远溯之祖"。
    许多语言都称母亲为"妈", 或者说,都是用 M 作为声母,可能与孩子用嘴巴吃奶的咂嘴声有关。
2、几百个左右的"原生词"是在社会约定俗成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的。
    "原生词"的概念,可以与生物学的细胞,动物学的"原生动物"相比拟。
    语言的声音和意义之间的联系,最初并没有必然性。不同的民族,会选择不堪的语音形式去称呼同一种事物。 比如"树", 我们叫shu, 日本人叫ki,英国人叫
tree。但就某一种语言来说,这种"原生词"约定俗成之后,再继续造它们的近义词的时侯,由于语言的类推作用,往往会受到源词的影响。很自然会运用相近的语音形式来表达新词的意义。这样一来,源词与新词之间,词义有所引伸;语音按一定的规律有所变化,于是逐渐形成了音、义相似的词的群落。
举几个英语的例子:
例1、公鸡的叫声是"咯咯"、"喔喔",据此造出:
cock 公鸡
chicken 小鸡
chuck 咂咂地催马前进
chuckle 抿嘴笑

例2、 爆破声、迸发声
bomb 炸弹
bombard 轰炸,攻击
boom 隆隆声,迅速发展

例3、 沉闷的"拍击、撞击"声

bump 冲撞
stamp 盖章,跺脚,重步走,捣碎
strum 乱弹,乱奏
tamp 夯具,捣实
thump 重击
thrum 轻敲
wham 重击声

例4、打雷的"嗵嗵"声,引伸为"惊吓"

thunder 雷,雷声
stampede 惊跑,乱窜
consternate 使惊愕
consternation 惊愕
astonish 使惊讶
astound 使震惊
stun 使大吃一惊
stunt 作惊人表演

    按照黄侃先生的说法,汉语只有四百多个声音:"夫文字虽至四万有馀,而不出声音四百之外,以有限之声音,御繁多之文字,是则必相联贯,而有系统可寻"。
    无独有偶,根据现代学者(例如:Walter W.Skeat )的研究,印欧语系的"语根"也只有四百多个。
3、 语言中词汇的增多,是沿着"原生词"的声音形式与内容而发展,主要有方言造词和义变造词二种。

    "音"和"义"分别是语言的形式和内容,它们在社会约定俗成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后,便要产生共同的或相应的运动。对语言来说,字形是外在的东西,它只是书写符号的形式,而不是语言本身的形式。而且它又是语言产生和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所以,语义的发展变化从本质上是依托于声音而不是依托于字形的。
    在词汇的丰富过程中,要由旧词中分化出一批新词,这些新词的词义是旧词词义的引伸,词音则是旧词词音的承袭或是有规律地稍作变化。
旧词中分化出一批新词(同源词)的时侯,声音一般都要发生变化。变化的原因有两方面:
1、 分化的时侯,为了把派生词从词中脱离出去而以音变为标志,这种音变在派生的同时就已经发生。音变程度不会太大。
2、 同源词分化以后,由于已变为两个词,便可能因为语言环境的影响、方言的影响甚至民间的误读、讹音而分别发生音变。这种音变也会加大同源词之间的语音差异。
词的读音随着意义分化或方音差异而产生变化,这种变化有一定的规律,这种现象叫做"音转","音转"的结果,是在书写上会采用另一种形式。因此,"音转"便成为"形、音、义"三者的综合课题。语言中的词发生了义变和音变,相应地就该产生词形的变化----字变。
至于方言的成因,黄侃先生归结为三点:
1、偏用。如武昌人多齿音,广东人多唇音,是"音"的偏用。山东人自称为俺,北方人自称为咱,江南人自称为吾,是"义"的偏用,这样就形成了一时一地的特色。
2、移居关系:
杭州方言受到宋朝南迁定都的影响, 吸取了河南的口音,形成独特的"杭州官话"。
3、急与缓
性急的人讲话快,性平的人讲话缓。"始由一人,终成大化,久之亦不相通"。
以下是一些方言的"相似"例子:
蝌蚪,北方人称骨朵;模棱,江浙称阿木林;荷花,古称菡萏;小路,江南人称弄,广东人称巷,北京人称胡同;姓"陈",湖南株州人念姓"滕";姓"仇",山东胶东人念姓"Q";南方人"黄"、"王"不分;海南人"沉"、"沈"不分等。

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日尔曼语族的西部语支, 英国本土的语言原是凯尔特语(Celtic)。公元五世纪,盎格鲁萨克逊人入侵,他们使用的萨克逊语的词汇就属于西日尔曼语支的日尔曼词汇。这就是古英语词汇的主体。公元十一世纪,诺曼征服并统治英国几百年,诺曼人使用的法语和拉丁语的词汇就大量引进。此后的文艺复兴时期,又继续大量引进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的词汇。。。。。。随着英语走向世界,又从世界各国吸收新的词汇,终于成为世界上词汇来源最复杂的语言。
不过,词汇的主要还是来源于印欧语系。
印欧语系使用的地域辽阔,方言分布复杂,不同区域的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都存在差异。而且印欧语是拼音文字记录单词的。发音不同,拼写形式就会有异。所以,我们要摆脱字的形体的束缚,寻找梳理出英语词汇中单词与单词之间的亲缘关系,也就是同源关系、相似关系。追寻的线索就是"音转"。运用这种方法时,音是线索,义是核心,形是参考。
研究"音转"可以探求词义的来源,弄清事物之间的联系,沟通生僻词与常用词。
使"难词"、"大词"(big word)"雅词"(high-sounding word)变得平凡易懂。这比起我们孤立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去学单词,确实是好得多了。
让我们看些例子:
印欧系语言词义为"温暖的"的同源词在下列语言中的对应形式是:
塔吉克语 garm
阿尔明尼亚语 зerm
梵语 gharmah
希腊语 thermos
拉丁语 formus
德语 Warm
英语 warm

warm 在英语中是常用词。英语中的常用词往往取萨克逊语 (也就是日尔曼语)的词汇形式。
希腊语 thermos 引进英语中, 就有了表示"热"的词根 therm, 参与构成thermoflast(热水瓶)等一系列的词汇。
英语单词 garment(服装,长袍),据作者推测,应是来源于塔吉克语的 garm。
因为"服装,长袍"是保"温"之物。事实是否如此,并不重要。我们完全可以这样建立记忆联想。
    我们就是要通过词汇进化的遗传和变异规律,以简驭繁地统辖英语的几十万词汇。使得英语词汇就像传统生物学一样,井然有序,纲目分明,易学易记;而不再是混沌一片,把握无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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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在南京雅事
    前不久读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名人画像》一书,其中读到程千帆先生所写黄侃先生的纪念文章,程先生说当年黄侃先生在南京任教时,“颇有文酒登临之乐”。每逢春秋假日,便与当时中央、金陵两大学中文系的先生们,聚会一起,登高赋诗。程先生手边至今还保存着一件珍贵的文物,那便是一九二九年,黄侃邀陈伯弢、王伯沆、胡翔冬、胡小石、汪辟疆,王晓湘六位先生在鸡鸣寺豁蒙楼所写的《豁蒙楼联句》的手迹。这七位先生集会之中,兴起而作诗,一时竟无纸笔,当下便找鸡鸣寺和尚讨得一支破笔,在两张长条毛边纸上写下自作诗句,每人四句,联成一诗,并摘出自己名字中一字,署其后。于是该诗便为“蒙蔽久难豁(弢),风日寒愈美(沆)。隔年袖底湖(翔),近日城畔寺(侃)。筛廊落山影(辟),压酒潋波理(石)。霜林已齐髡(晓),冰花倏撷绮(弢)。旁眺时开屏(沆),烂嚼一伸纸(翔)。人间急换世(侃),高遁谢隐几(辟)。履屯情则泰(石),风变乱方治(晓)。南鸿飞鸣嗷(弢),汉腊岁月驶(沆)。易暴吾安放(翔),乘流今欲止(侃)。且尽尊前欢(辟),复探柱下旨(石)。群履异少年(晓),楼堞空往纪(弢)。浮眉挹晴翠(沆),接叶带紫霜(翔)。钟山龙已堕(侃),埭口鸡仍起(辟)。哀乐亦可齐(石),联吟动清泚。”这一手稿现由黄侃先生的传人黄焯先生保存,一九六四年,黄焯先生将之送给了程先生夫人沈祖棻先生,并为此手稿专做一“跋”。而今这七位先生连同黄焯和沈祖棻先生均已作古,而他们当年的雅兴却因用一只和尚破笔写在毛边纸上的联句流传了下来,让人们回想他们当年的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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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 方方著文

 

·23·性情与学问 ——读新版《黄侃日记》 张晖
    程千帆先生临终前老泪纵横,拍着病床的栏杆喃喃道:“我对不起老师!”程先生所谓的“对不起老师”,是指他始终未能将其老师黄侃先生的日记设法出版。此事诚让天下读书人唏嘘不已。令人喜慰的是,在程先生去世一年之后,在书稿编成长达十五载,两易出版社之后,《黄侃日记》(列为《黄侃文存》之一)终于出版问世了。

 

    这部竖排繁体印刷,总计约八十余万字的《日记》,从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日黄侃先生居住上海时开始记载,迄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距离先生逝世仅有一天。《日记》前面冠有陆宗达先生所写的《序言》,后面收录有黄侃先生之侄黄焯教授的《黄季刚先生年谱》以及程千帆先生的《后记》、《附记》,最后是《日记》整理者之一吴永坤先生的《附记之后》。从如此众多的序跋中,我们可以看出《日记》整理出版之不易。更添人惆怅的是,时至今日,于役《日记》整理的两代学人,陆宗达、黄焯、程千帆以及整理者之一唐文诸先生均已谢世,而未能亲睹《日记》的出版。

    关于黄侃(季刚)先生的生平活动及其学术成就,人们长期以来就一直给予强烈的关注。可惜黄侃因为羡慕清儒江永“年五十后岁为一书”,认为江永的这种治学精神“大可效法”(《蕲春黄先生雅言札记》),所以一生吝惜笔墨,极少著述。而他后来又不幸于五十岁时早逝,导致设想中的各种名山著作绝大多数未能写成。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黄侃的著述仅仅为《黄侃论学杂著》、《黄侃手批十三经》等寥寥几种,正因为如此,人们常常感到文献不足,不能深入了解这位早年投身革命,以侠义著称;中年以后又执教上庠,学术声望满天下的传奇人物的生平思想。这次《黄侃日记》的出版,将黄侃的智慧与生平活动公之于世,必然将引起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关注。因《日记》起于一九一三年,所以其中对黄侃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并无记载。《日记》中主要记载的是黄侃读书做学问的活动,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他大量的读书心得以及对一些重要典籍所做的校勘记,这些胜义迭出的学术成果,相信必将引起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研讨的兴趣。在这里,我们更关注的倒是《日记》中那些关于他一心埋头学问、积极投身教育的记载。身为现代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章黄学派”的领导人物,黄侃在日记中记载了大量有关章黄学派以及与章黄学派有紧密过从的学者的情况。如章太炎、朱希祖、顾实、王伯沆、胡小石、汪辟疆、汪东、吴梅、林损、王易、马宗霍、陈伯弢、胡翔冬、刘赜、孙世扬、龙榆生、潘重规、黄焯等近现代学术史赫赫有名的人物,就在《日记》中频繁地出现。这些出自于黄侃私人日记的记载,往往透露出一些他处不易见到的史实真相,比如某些复杂的人际关系,或是学者私下间相互的品评等。凡此种种,对于研究近现代学术史,都有着极高的价值,尤其对于研究“别有渊源”的东南学术,更有其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例子,或许可以用来说明《日记》中史料的丰富性。词学家龙榆生是黄侃二十年代的门人,笔者所撰的《龙榆生先生年谱》(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中收录了龙家保存下来的黄侃托龙榆生在上海购书的两封信。但两人具体的交往过程,限于史料,我当时仅能从潘重规先生整理的《黄季刚先生手写日记》(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影印本)一书中摘录到两条相关的史料。但现在打开《黄侃日记》,发现书中对两人交游的记录不下数十条。有的还比较重要,如一九三四年四月四日龙榆生在南京拜访黄侃,两人在中央大学的六朝松下畅谈学问,由于师弟间感情笃爱,黄侃遂讽龙榆生“别求实学,勿专为词”。再例如黄侃在五十大寿之前,仔细叮嘱龙榆生帮他刊印《日知录校记》一书。这些记载,都足以弥补《龙榆生先生年谱》在考订史实方面的遗憾。而从“别求实学,勿专为词”一语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黄侃对词的真实看法。关于黄侃对词的看法,过去许多学者都讨论过。有些人说黄侃对词是鄙视的,也有人根据俞平伯先生在《清真词释》的《序》里曾提到黄侃在北京大学任教时,“在正课以外忽然高兴,讲了一点词。”来指出黄侃对词也并不排斥。然而在这里,我们最终发现,黄侃内心深处对词其实是不以为然的。

    仔细阅读《黄侃日记》,当然有助于我们了解黄侃同时代的人物,但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黄侃其人。上面略微涉及到的黄侃对词的看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世人心目中,黄侃当然首先是一个大学问家。这不仅因为黄侃学问好,而且因为他自己也一向以学术为第一生命。可是在熟悉黄侃的师友心目中,他首先是一个具有真性情的人。他的老师章太炎就说他“行止不甚就绳墨”(《黄季刚墓志铭》),汪东也说他“性通侻,不肯以礼法自绳”(《蕲春黄氏墓表》)。在《日记》中,我们确实能随处发现黄侃那种毫不掩饰、随处挥洒着的真性情,比如他的坏脾气、爱书和喜欢山水。

    黄侃是出了名的大脾气,而大脾气其实也是真性情的一种表现。在《日记》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他动怒,而且往往至于怒不可遏的地步。他生气的对象有很多,包括国家大事、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校务以及学术界的人事等等,而生气最多的却是自己身边的琐事,尤其是为书的事情,常常大动肝火。如一九二九年阴历九月二十五日“起整理书籍,以金石书别置一室。查得《古书丛刊》第二函不见,殆焯所取。此儿取书,从不见告,可恨可恨!书一条粘之书架上,曰:血汗换来,衣食减去。买此陈编,只供蟫蠧。昼夜于斯,妻孥怨怒。不借而偷,理不可恕。”第二天,《古书丛刊》第二函在别的书架上找到了,黄侃才怒气全消。同日日记中又记载“下午小石来,借去《簠斋尺牍》五册。予方欲繙,彼竟借去,奈何?奈何?!”象这种在买书、借书中发生的不愉快,作为一个读书人,恐怕每个人都遇上过,可是不太有人会象黄侃一样几乎每次都大发雷霆或痛苦不已。这其中,脾气大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或许应该归之于黄侃嗜书如命的性格。而最可见出黄侃对书籍感情的,莫过于《元诗选》一案了。

    黄侃一共藏有顾嗣立《元诗选》清刻本两部,因同事兼好友汪辟疆喜欢,便出让了一部。这件事发生不久,黄侃就读到了叶德辉《郋园读书志》,从中知道即使是清刻本的《元诗选》,也是极其难得的珍本。于是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二日“昨日与辟疆一笺,自悔轻售《元诗选》之失,今日遂有蜀峡之约。异哉,《元诗选》仅得一湌之利乎?”十月十三日“下晡访辟疆,又以一诗调之,遂及晓湘、辟疆同出,至蜀峡馆,无郤地,改饭于大禄茶社。”一开始汪辟疆并未当回事,黄侃有诗“调之”,他还和诗反“调之”,然后又把此事作为书林公案记于自己的日记中,以为可为书林添一故实(详见《方湖日记》,《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岂知黄侃还是死缠烂打,不惜托人说项, 十月二十日汪辟疆“返校,旭初为言,季刚前日见让之《元诗选》,顷因其所留之一部为徐行可索回,原让一部季刚仍拟以原值易去。余以此书亦非难得,且元明诗不过取备一格,实非急需,因慨允之。”(《方湖日记》)次日,黄侃在日记中记载道:“汪辟疆肯以《元诗选》见还,令人感媿。” 对于汪辟疆,黄侃也许真的要“感媿”不已。作为一个十足的书痴,他在向老朋友讨回自己心爱书籍的时候,不惜放下学者内心深处的骄傲与尊严。从这件事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黄侃的真性情。

    黄侃一生性喜山水,每到一处,必然登山临水,访幽探古。自从一九二八年他定居南京之后,南京这座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六朝古都就在他的生命中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名胜如鸡鸣寺、玄武湖等,更是他常常驻足遐想的地方。为此,黄侃在《日记》中留下了大段大段描绘南京景色的绝妙文字。如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自高楼门向湖边小门,驰道旁偶逢丛竹。斜日穿漏,光景尤佳。至湖堧已戌初,天尚未暝,呼小舫,适容五人,荡入荷花多处。迎锺阜之夕岚,倚幕府之残照。群囗竞艳,万叶争高。掠菱洲而过,鹭莺三两,惊起花间;游儵群辈,噞喁波面。移舟入大漾,舟行花叶上。昔人云花为四壁,今直以花为平地。想七宝池中,风景亦不过如是尔。凉飙吹衣,反嫌絺薄;暝色渐合,唯虑掩闉。仅至洲边茅棚下一泊,垂阳映水,萧爽可爱。”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还舟出后洲,至大漾。云阴不雨,西隅漏日,微风送爽,单衣不煊。残荷犹见一二花,莲房则丛立无数。水葓争发,密若繁星,锺阜翠色,连波迤靡,芊绵未知所际。覆舟斑驳,映水弥明,遥堞笼烟,平芜暖夕,徘徊瞻眺,颇动秋悲矣。”

    除了这种大块文字之外,黄侃还顺手在日记中记下了许多简短文字,如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午后偕亦陶奉七姊挈两儿游后湖,先看菊于故湖神祠址,旋泛湖绕后洲至大漾。风日清美,俨如春初,人意为之一爽,然终如有所失。”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步至长洲,流连繁花下,看夕阳如染。”描写景致,同样也是饶有风致。

    就在去世前一日,黄侃还于“午后与子、女、甥、婿等散步至鸡鸣寺”,后来因为“腹不适,亟反卧。”(黄焯《黄季刚先生年谱》)黄侃之所以喜好自然山水,一方面固然是缘于天性,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受到六朝文人的影响,尤其在南京这座城市,这种影响显得更加明显和顺理成章。而上面所引日记中记载风景的文字,多采用六朝骈俪词汇,更可以看出黄侃受六朝文章的深刻影响。其实黄侃在当时,就有不少人将之视为六朝人。从上述的几点来看,黄侃确实是深具六朝气质,可谓名实相符。

    在黄侃所有的“真性情”中,有两点是令我特别感动的。首先是黄侃几乎每年都要在日记中记上一笔“今日先师仪征刘君诞辰”之类的话。黄侃为传仪征刘氏四世经学,行叩拜大礼,拜同龄且相交已久的刘师培为师。此事早为学林传诵,称为美谈。他在《先师刘君小祥奠文》一文中起句便说:“庚申年壬申朔,越六日戊寅,弟子楚人黄侃自武昌为文奠我先生刘君。”文中说:“齿虽相若,道则既尊。”恪守师道的美德,足以让天下人动容。从《日记》的记载中,我们可进一步证实黄侃对老师刘师培的敬意。我们可以看到,他经常温习刘师培的著作,如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夜翻《小雅》及先师刘君民国三四年所作文”;整理刘师培的遗著,如一九三一年三月三日“发箧得刘先生遗稿《西汉周官师说考》一册,雨中持付焯手钞之”,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二日“取申叔师《左盦文稿》归斠”。他也一直关心社会上对刘师培的言论,如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五日“此日《时报》有人抄予文为己有,反以讥评申叔师,亦可笑。”直到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就在他去世前半年,黄侃还将“先师仪征《刘君墓志》拓本悬诸楼下书室”,以志纪念。儒家要求君子“慎独”,在对待老师的态度上,黄侃十余年间私下对老师刘师培的敬意丝毫未有改变,真可谓纯然君子。他先生不但自己尊重师道,对学生也要求如此。一个学生,要想正式成为黄季刚的门人,就一定要向之行叩拜之礼。程千帆先生曾注意到《黄侃日记》中对人的称呼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季刚先生对门下从学之士或称弟某某,或只谓学生若干人,不知是何缘故。后反复思付,方恍然有悟:凡称弟某某者,必定是正式行过拜师礼节的,而仅称学生者,则没有行过这种礼节,虽然他们也同在课堂上听先生讲授,在课下向先生请益,甚或时相侍从、叨陪末座。”(程千帆《我与黄季刚先生》,见《桑榆忆往》第104-1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 令我感动的另外一个方面是黄黄侃对父母的孺慕之情。多年以前,我曾经在《续古文观止》中读到过章太炎先生《书黄侃梦谒母坟图记》一文,该文对黄氏孝行揄扬有加,当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心灵也受到很大的震撼。现在仔细繙阅《日记》,发现这种情感在日记中有着更为强烈而直接的表白。《日记》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二日云:“慈母弃违,倏已百日。追维卅有七年鞠养之德,肝腑崩摧。侃年十三而孤,廿三而所生母周太夫人即世,今母亦考终,侃遂永为无人爱怜之人矣。乌呼痛哉!”同年十月五日记载道:“中秋节。乡风称一年三节,谓岁朝、五日、中秋。随俗具饮食,送人事。然度端阳时,老亲坐而见侃叩头;度中秋时,老亲卧而不见侃叩头。岁序如驰,天地一变。”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以先人照像赠王伯沆世兄,从其请也,题记象后,不禁悲感。”随时随地,黄侃都会触景生情。一年之中,举凡父母(生母及养母)和原配夫人以及夭折子女的诞辰、忌日,黄侃都要一一祭奠。每逢子女的生日,先生也要在《日记》中记上一笔,以示庆贺。

    尊师重道,孺慕情深,过去我们通常会认为这只是黄侃恪守传统美德的一种表现而已。现在仔细翻阅《日记》,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而是“此中有真意”!《日记》一九二二年四月廿七日记载道:“午撰何伯棠(名树仁,同县副贡生。书法极自许)墓志。其子嬲之不已,乃撰一文以塞其意。余于人之求表其亲者,无论寿颂、碑志,莫不尽心。虽所施或非其人,然今世之人以能贱其亲为新学,尚有不能忘其亲者,宜奖藉之也。”“然今世之人以能贱其亲为新学,尚有不能忘其亲者,宜奖藉之也”一句,我们应该给予关注,因为这句话正是黄侃表露心迹,展现其文化理念的关键之处。

过去学术界常常流传,黄侃治学反对利用新出土的金文和甲骨文资料,一意尊奉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典范。黄侃一生以敦古出名,章太炎就说他“以为敦古不暇,无劳于自造。”“季刚所守视惠氏弥笃焉。”(章太炎《中央大学文艺丛刊黄季刚先生遗著专号》,《量守庐学记》第7页。)但关于反对甲骨文的事,倒真是误传,潘重规先生就曾指出:“研究中国文字根柢在《说文》,这是季刚先生的说法没错。但是说季刚先生反对研究甲骨文和金文,那是错的。我便能提出最佳之反证。我跟随季刚先生念书时,那时罗振玉先生从日本印回一些甲骨文和金文资料,季刚先生买不到,仅图书馆有一部。季刚先生便要我摹抄,直到买到后才停止摹抄工作。当时在南京的学者中,季刚先生是第一位买这种书的人。那时在中央大学教甲骨文的教授胡小石先生,他用的书就是跟季刚先生借的。所以说季刚先生不了解甲骨文或反对甲骨文,那是不对的。”(游志诚《敦煌石窟写经生——潘重规教授》第20页,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4月)陆宗达先生更从黄侃先生学术思想的角度,在《季刚先生二三事》一文(刊于《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1985年)中加以深刻分析。陆先生也认为,黄侃虽然主张以精研《说文》作为治文字学的基础,但绝不排斥金文、甲骨文之学,并举出黄侃当年给他的一封信作为例证,信中说:“所言治文字学,私意宜分三期:一即古籀文下至唐世所云文字学;二则宋世薛、吕、欧、赵、三王、张之书;三乃近代钟鼎、甲骨之学耳。”将这封信结合《日记》中的那段话来看,我们就可以明白黄侃治学确实反对以甲骨文为正宗,但这种学术观点并非出于简单的学术上的意气之争,而是秉着一种强烈而又固执的文化理念。这种理念,简单而言,就是反对治学一味地趋新、走偏锋,鄙视一心只想在局部的问题上突破先贤,而忽略甚至放弃继承千百年来人们视之最为重要的经史学问。至于世人所谓黄侃排斥甲骨文云云,也只有从这一层面来理解,方能得黄侃的真义。

    也只有从这一层面出发,我们才能明白黄侃为什么要在《日记》中反复嘲笑梁启超、王国维等人。《日记》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六日中说:“行可日前言梁启超来鄂,赴中华大学暑期讲演。第一日发讲,即有无数笑柄。……今日举国化枭囗之俗,通邑皆沸唇之声,凡属庸佁,何劳指摘?启超乃南海圣人之高足,此段以国史研究为讲题,昔有仲由率尔致哂;今之鲁连,求之不难,可无戒乎?”(第173-174页)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云:“昨伯弢先生言:王国维说《顾命》庙非殡宫路寝,而为大庙。曾面纠其失。国维曰,虽失而不欲改。其专己遂非有如此者。今阅刘盼遂所记国维说《尚书》语,果如伯弢言。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县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第302页)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在当时,治学上自然是比较趋新的学者。尤其王国维,提倡双重证据法,强调将地下文物与文字资料相结合,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学者向之效法,犹恐不及。黄侃在这种情势下嘲笑梁、王等人,但矛头所指,显然又不仅仅局限于梁、王。我们只有结合黄侃的学术理念、文化理念,才能明白这种嘲笑之后的深意。

    也许我们可以将目光从黄侃身上暂时挪开,放到当时南京的一批学者甚至是东南一带的学术界,将黄侃对新派学者的批评和其他学者的言论结合起来,这样会显得更有意味。众所周知,五四以来,以南京东南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为首的东南学界便一直是批评新文化、新文学的阵地,而这一阵地中的一些著名学者在对待文化的态度上与黄侃基本一致,这种文化态度与北方学者如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态度恰好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一九二四年,任东南大学历史系教授的柳诒征在《史地学报》上发表《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一文,针对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据《说文解字》对“禹”字的训释而将禹说成是一条虫的问题,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该文认为研究中国古史,不可专信文字,即使需要用文字来证史,也应当通晓造字的通例,不可根据单字只例,妄下结论。文章结尾说:“今之学者,欲从文字研究古史,盍先熟读许书,潜心于清儒著述,然后再议疑古乎?”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轰动,使得顾颉刚、钱玄同、容庚等人纷纷写文章反批评。这桩公案后来不了了之,因为柳诒征的文章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连顾颉刚也得低头承认其论证合理,提出的《说文解字》的“谊例”“颇可补王筠的《说文释例》之缺,读之甚佩。”(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我们可以发现,双方的争论焦点表面集中在《说文解字》一书,实际早已从《说文解字》衍生到了对待古代史料到底应该持何种态度之上。 还有一件事也可以看出东南学者对学术的理解,依然以柳诒征为例。柳诒征曾在《论文化事业之争执》一文中就极力反对傅斯年及史语所的考古活动,他认为考古活动只不过是“炫鬻骨董”,批评傅斯年及史语所的行为只能算作“求人间未见之书而读之也”,而不是研讨学问的正途。柳氏批评考古等活动乃是“求人间未见之书而读之也”,自然十分不妥,也只能看出他自己的冬烘。但柳氏的言论与黄侃如出一辙,这恰恰说明东南学界有着其基本一致的文化立场。这种文化的态度,今日说它顽固保守也好,坚持文化本位也好,总之并非毫无根据的无理取闹,而是有其深厚文化关怀的。时至今日,南北学术的差异早已没有过去明显,我们如何看待半个多世纪前南北学者之间的争执,以及他们各自的文化归属、学术理念,应该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世纪课题。

http://dfwh.scnu.edu.cn/200202-h.htm

 

·24·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2002年4月版 荣新江、朱玉麒辑注
    仓石武四郎(1897-1975)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尤其在战后以对汉语研究、汉语教育及辞典编纂的功绩而成为现代日本汉语研究的泰斗。他创立中国语学会、日中学院,一生致力于日本汉语教育的改革,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此外,作者的研究成就还表现在中国经学、文学等多重研究领域。他先后担任日本最著名的两所大学——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的教授,在日本中国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位著作等身的学者曾经在1928-1930年留学北京。在他留学的后期,留下了一卷中文日记手稿,即《述学斋日记》。这份珍贵的日记,详细记录了他以学问研究为内容的丰富生活,其中有他穿梭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和雪桥讲舍之间,聆听钱玄同、吴承仕、孙人和、范文澜、赵万里、伦明、杨钟羲等学者课程的学习内容。日记还包括他在南北方游历、访学的经过,与之交往的中国学者组成了1930年的“民国学人谱”,其中陈寅恪、陈垣、章太炎、黄侃、胡适等著名学者都留下了生动的记录。日记还记载了他在琉璃厂和隆福寺等地几乎天天都访书、购书的生活,这些书后来成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仓石文库”的组成部分,其中清人著述蔚为大观,是研究清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此外,日记还反映了留学生活的其他内容,如作者翻译夏目漱石作品、借抄盛昱《雪屐寻碑录》、为京都帝国大学购书、与同期在京的日本学人吉川幸次郎、中江丑吉等交往……,通过作者的眼光和文字,其中每一事件,无疑都构成了现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丰富的史料。

    作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基地项目“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研究成果的组成部分,本书的整理工作是对《述学斋日记》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内容涉及交往人名、著录书名、游历地名、机构名及相关事件、典故词语等等;同时又选译了作者几篇回忆留学时代和中国的文章,它们围绕着某个专题而详尽地反映当时的留学经历,勾连起留学时代的全貌,生动可读。书前的《序言》从不同的角度对本书进行了生动导读,《前言》则作为整理者的研究,全面地评述了仓石武四郎的学术成就和留学生活。附录的《学问的回忆:围绕仓石武四郎博士的座谈会》,则是他一生学术生涯的回顾;而详细的索引也为利用本书的资料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书中的大量图片,则成为那个时代珍贵的镜头,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和资料性。

附:《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目录

序一(周一良)

序二(史树青)

序三(池田温)

前言(荣新江)

上编 述学斋日记

下编 留学回忆录

关于延英舍

燕京大学落成式

山西之旅

翼城一夜

《雪屐寻碑录》代跋

追念鲁迅

在北京学汉语

钱玄同与黎锦熙

北京的秋天

附录一 学问的回忆:仓石武四郎博士座谈会

附录二 参考文献

索引一 交往人名

二 著录书名

三 地名、机构名

后记

——摘自往复网

 

·25·农学 吴宝玉文
    某日,余览武汉《大江报》(1911.7.26),遂为一文所引。其文曰:《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署名曰奇谈。其文如是: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盲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痛一朵,人人病夫。彼时非有权大之震动,激烈之变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 衔,行见人人欢然自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划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奴之观念,是以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妄而已。

    察中国新闻史,奇谈者,乃黄侃之笔名。其揭露清政府立宪之骗局,虽未高举革命大旗,已为之先锋矣。叹曰:奇谈者,博学者也。而对镜自视,竟于二十韶华露苍老之气,神情呆滞,为之大惊。何也?友人抚曰:博学之兆也。吾略露得意之色。然更自视,其神飘乎无定,再为之惊。何也?友人再抚曰:博学之人,其累也若是。吾稍舒。然深夜猛醒,忆及《大江报》之文,忽惊呼曰:小子,可敢认罪?汝之为国家之栋梁,竟日夜不操劳学业,心中无数,知羞乎?每撰文以求表,真情乎?真知乎?文人者,如奇谈者,乃以严肃之笔为国为民生。汝之文章,其为谁矣?文章如《大乱》者,乃深思而熟虑,呼天而喊地之大手笔也。于是乎,吾竟于近百年后,低头致惭于奇谈先生,曰:不敢乱谈矣。先生笑曰:当多读哲人书,以启智,以明德。吾唯诺。

又日,再闻所谓博学之誉者,吾则为之汗颜。反问曰:博学乎?无学也。
http://kyc.hzau.edu.cn/~xgc/theory_study/part14/boxuehu.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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