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下旬，我偶然在互联网上发现1998年11月24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曾刊登了一篇署名马某某的《谈陈寅恪一九四五年秋的几首诗》的文章，说他“极爱读朱正的文章”，并根据朱正的《怎样的天火》一文对先父张西曼教授进行无理的指责。作者闭口不谈1945年8 月苏联百万红军出兵东北(在邓小平讲话中首先也肯定了“包括苏联出兵”， 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伤亡3.2万红军战士的重大代价，帮助中国打败日本关东军精锐部队，推翻伪“满洲国”，解放东北全境，促使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的历史事实，背离当时的历史背景，断章取义地全盘否定国民政府1945年8月14 日与苏联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朱正及马某某无视当时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国人民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定后日本战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消息传来社会舆论的一致欢呼，却单单对先父张西曼教授支持并撰文赞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进行无理的指责。先父的观点，是站在坚决反法西斯的立场上、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有什么错误呢？

后来我又在互联网上发现1999年9月3日《中国经济时报》上刊登了一篇署名向某某的《谁在欺骗自己》的文章，谈的也是读了朱正自己编辑的《辫子、小脚及其他》一书中收录的《怎样的天火》、《解读一篇宣言》等文章后的感想，进一步断章取义、歪曲历史，重复朱正的观点，甚至对一生坚持正义、追求真理的先父张西曼教授讽刺挖苦，说1949年7月逝世的先父张西曼教授倘若活到九十年代, 肯定会加入到“遗老的抗议行列”，向某对先父的人身攻击，已经完全超出了历史研究的范畴。他们这样无端攻击张西曼教授的目的何在？ 

　　　　　朱正的第一次挑衅

　　朱正这个名字，以前我从未听说过，我是在1996年5月14 日《人民政协报》第四版上才发现有一个叫朱正的人发表《哪一年的事》的“读书札记”，对我花费26年心血为先父搜集编辑整理出版的《张西曼纪念文集》进行了“质疑”，我发现朱正的文章后，认为朱正对张西曼的攻击言论缺乏基本历史常识，但因涉及重大历史问题，又不能坐视不理，遂于 1996年7月4 日在《人民政协报》发表《我的看法》一文予以义正辞严的辩正和驳斥，5 年前我们就已有过正面的交锋。

当时我曾托邵燕祥先生将我的文章转交朱正，后来邵先生告诉我，朱正表示不再就此事写文章了。我因忙于先父年谱和文集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就没有注意朱正的动向。原来是朱正违背诺言，1998年以来又连续发表了《怎样的天火》、《解读一篇宣言》等多篇直接指向《张西曼纪念文集》的文章。关于《解读一篇宣言》的谬误之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徐曰彪、李嘉谷两位研究员已分别撰写文章予以驳斥，认为是不严肃和背离历史事实的，我在此不再赘述。仅谈谈朱正在《怎样的天火》一文中歪曲历史的问题。

 2001年4月初，我才见到朱正在1998年第4期湖南“书屋”杂志上发表的《怎样的天火》一文，矛头直指1995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我花费26年心血搜集编辑整理的包括四十多年以来社会各界悼念张西曼的文字及先父部分遗著、先父逝世52年来迄今为止中国大陆上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张西曼的专著──《张西曼纪念文集》。朱正嘲笑“文集”为“不好称作新书”。我曾与一位也曾被错划右派的资深的报纸老总编谈到朱正对《张西曼纪念文集》的攻击，老总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朱正的说法成立，那么朱正曾下过功夫编辑出版的《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也不好称作新书，因为只要复印了1957年全部的《人民日报》就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出四十多年前的那段历史。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正听了此话该作何感想呢？当我发表“我的看法”一文时，由于编辑嫌长删掉部分内容，所以未能对朱正的谬论全面予以驳斥，现仅举两例就可以知道朱正的谬误所在：1928年 4月14日先父张西曼与高鲁等4人同时被聘为大学院(相当教育部)秘书，辅佐蔡元培先生掌管全国的大学教育，这个“秘书”职务是载入《中华民国职官录》的大秘书， 而不是现在概念上的不起眼的小人物。1930年底高鲁就被任命为教育部长，说明这个“大学院秘书”的职务与“部长”职位仅一步之遥，1932年先父曾因坚持国共合作的主张拒任蒋介石邀任的湖北省主席职务，这本是先父张西曼崇高民族气节的具体体现，竟被朱正想当然地讽刺挖苦为“似乎不好解释为被蒋列为省部级的第三梯队”。请问曾在 1928年任“大学院秘书”的高鲁可以在1930年底担任教育部长职务，那么与高鲁同天被任命为“大学院秘书”的张西曼怎么就不可能在晚了两年之后的1932年被蒋介石邀任与教育部长同级的湖北省主席职务呢？另举一例，先父当年在公开演讲中曾谈过自己的斗争历史，这本是英勇无畏地开展对敌斗争的一种策略，竟被朱正大加讽刺挖苦，意思是说我父亲造假“吹牛”，请问有谁敢用性命的代价去“吹牛”呢？张西曼教授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不顾反动派的威胁利诱，公开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正是先父令人尊敬的一面。原《新华日报》记者、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谢韬就曾赞扬先父张西曼是一个“自身透体光明而又奋不顾身地追求光明的人”，沈醉先生在1992年就告诉我，特务们对我的父亲“不是不想杀，而是不敢杀”，说明先父正是以他人格的力量震慑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如果说不怕牺牲、持枪奋战在沙场上的军人是英雄，如果说地下党员表面上纸醉金迷，暗中从事地下工作应该在解放后受到尊重，那么先父张西曼将生死置之度外，面对面地与敌人展开斗争，这是多么可歌可泣的勇敢行动，怎么能够污蔑为“吹牛”呢？当时张西曼演讲时面对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特务的枪口和死亡的威胁，先父曾说过：我的脑袋是拿在手上的，可见张西曼是清醒地明白自己的危险处境的，请问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还有哪一个国民党人敢象张西曼那样公开表达自己宣传马列主义、支持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呢？当时的共产党人只要撒一把传单就可能遭到逮捕，甚至丢失性命，那么手无寸铁、又没有白色外衣掩护的张西曼，如果没有视死如归的豪迈气魄，没有为国为民请命的博大胸怀，可能在国民党当权时敢于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支持当时既无权又无势的共产党人吗？他的公开演讲需要具备多大的勇气、需要冒多大的风险呢？ 

　　　　　　　张西曼盗来的是怎样的“天火”

　　张西曼教授1908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留学俄罗斯，接触了秘密传播中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革命理论，产生了中俄革命互助的思想，从1914年回到东北开始，张西曼就开始了对马克思列宁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1917年俄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继二月革命推翻了残暴的沙皇帝制之后，工农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使处于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封建主义残酷剥削下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1918年张西曼开始着手节译《俄国共产党党纲》，提供给孙中山先生改造国民党以及中国的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参考，曾先后三次向孙中山先生建议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改变以往仅仅利用会党和新军的不足。1919年7 月张西曼再次从俄罗斯实地考察十月革命后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联合陈独秀、李大钊等创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并协助北京大学创立俄文系，还在北京创立了一系列的俄文班以传播马克思主义。1922年1 月张西曼教授以“希曼”笔名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由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以广州人民出版社的名义、作为17本“康民尼斯特丛书”的第二种正式出版，1992年我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原列宁图书馆)找到先父张西曼教授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第一版，并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尤拉的帮助下发现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始者都曾受过该书的影响，1921年7 月北京共产主义组织负责人张国焘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和在广州的中国共产党第一届总书记陈独秀1922年7 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都曾提到了《俄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国出版的情况，1997年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周永珍同志的帮助下我得知在法国里昂市图书馆存有先父张西曼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26年的版本，2001年3月我又在北京图书馆郭满旭同志的帮助下找到《俄国共产党党纲》1926年的第五版和1927年的第六版，充分说明先父张西曼翻译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在中国的巨大影响，这本书是以一年一版的速度在迅速传播，而且1927年第六版上的横字标题从“康民尼斯特丛书第二种”改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927年张西曼教授翻译了《苏俄民法》、《苏俄刑法》、《苏俄宪法》等书提供给武汉的国民政府建立法制社会的参考，1936年和1937年张西曼教授又先后翻译了《苏联新宪法草案》和《苏联宪法》，以及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宪法等书介绍到中国，表现出张西曼教授一贯的主张以法治国的鲜明政治立场。苏联是我国的近邻，当时中苏边界绵延七千多公里，先父张西曼教授坚决主张中国与苏联世世代代友好相处，互相帮助，两国边境不置兵备，是非常有远见的。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先父1935年创办成立的中苏文化协会就积极地起到了沟通中苏两国文化的作用。我在查阅历史资料时发现，1921年10月张西曼曾与李大钊等在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发生灾荒时发起“俄国灾荒赈济会”并肩战斗的历史，张西曼任总务股副主任，李大钊任文书股副主任，充分说明中俄(苏)两国历来都有互相帮助、济弱扶困的好传统，如今中俄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仍然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张西曼当年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世界上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民主集中制等介绍到中国、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张西曼难道不该把先进的革命火种传入黑暗落后的旧中国吗？ 

　　　　　　　关于《怎样的天火》一文的谬误

　　朱正在《怎样的天火》一文最后说“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宣告了一场历时七十四年的试验的终结。现在还剩下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这些普罗米修斯窃来的怎样的天火”。这段话反映出朱正仇视十月革命、仇视苏联的思想实质。我认为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巴黎公社的光辉永存，十月革命同样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占有永远光辉的一页，十月革命的历史功绩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苏联的悲剧有很多历史教训可供借鉴，但这并不是十月革命的过错。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有很多令人痛心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记取，但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很多好的思想，如今已被资本主义国家吸收和借鉴，如社会保障和生活福利方面，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就实行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中所主张的对劳动者的关怀。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偏差，如极“左”思潮、个人独裁、肃反扩大化、大俄罗斯主义等等，很多都是个人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在其中作祟，并不能归罪于伟大的十月革命。

2001年4月23 日《参考消息》在第一版以“共产主义思想前程远大”报道了摩尔多瓦总统、共产党领导人弗拉基米尔. 沃罗宁在摩共四大上的讲话，说明“被人为地按照民族地域分割开来”导致苏联解体后的10年来摩尔多瓦“综合水平倒退了35-40年”， 表示摩尔多瓦的共产党人决心“重振百废待兴的国家”。1992年8月到10月，我为搜集先父资料到俄罗斯访问时，在莫斯科的红场曾亲眼看到过数不胜数的共产党人、包括胸佩卫国战争勋章的英雄们在高举着红旗游行集会，热烈地探讨国家的出路。我相信真正的苏联共产党人在经历了巨变之后，正在冷静地思考、沉痛地反思、深刻地总结共产主义运动中历史的经验教训。伦敦的马克思墓地至今鲜花不断，说明人们对先躯者的景仰。马克思主义曾经被全世界真正为穷苦百姓谋利益的革命者所信仰、实行并不断发展，马克思虽然逝世了，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永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曾经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苏联虽然解体，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终结，更不能由此说这是十月革命的过错。十月革命继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之后推翻了克伦斯基临时政府、为工农武装夺取政权创造了成功的先例，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十月革命的光辉永存青史！ 

　　   历史证明张西曼教授的很多观点是正确和富有远见的

　  先父张西曼教授(1895-1949)是近代中国一个赫赫有名、 无私无畏的革命者，被称为孙中山先生的“好友”，曾任国府政治顾问、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蒙藏委员，从青少年时代就立志投身革命，消灭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毕生反帝反封建，为振兴中华民族的伟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1911年冬曾在海参崴深山为辛亥革命招募骑兵，早在1914年就开始在中国积极宣传马列主义、支持革命运动，他在危难中公开支持共产党人的正确主张，对共产党人的错误也能当面提出批评，是共产党人的真正朋友，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患难之交”，是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中有独立见解的“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优秀代表，朱正文章中标榜着自己反苏“爱国”的思想，却对中国近代历史上张西曼这样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诤友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大加贬斥和讽刺挖苦，这究竟是为什么？在当年反苏反共的逆流中，先父张西曼不顾个人安危荣辱，挺身而出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辩护，今天看来先父的很多观点是富有远见的，例如在1941年4月13 日苏联曾与日本签定《苏日中立条约》，承认“满洲国”，这本是站在反法西斯第一线的苏联为避免腹背受敌一时的权宜之计，因为在此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就抗击了疯狂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80％的兵力，必须首先打败德寇这个最主要的敌人，才能赢得宝贵的休整时间，为最后夺取全局的胜利奠定基础。如果当时不采取这个措施，苏联势必面临德、意、日三大法西斯轴心中德、日两大强敌的联手攻击，那么在1941年苏联就可能被凶恶的法西斯势力消灭，世界历史就会是完全另一种写法。朱正在文章中只引用了国民党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以及救国会出于一时的爱国激情但缺乏历史远见的抗议声明，但却不敢引用以下材料：在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签定的当天，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曾约见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表示：苏日条约之签定，“苏联将毫无变更地继续援助中国”。4月14日， 毛泽东就苏日中立条约等事致电周恩来，指出“日苏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指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 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4月16日， 中共中央就《苏日中立条约》发表声明，认为“苏日条约没有限制苏联援助中国进行独立的正义的对日抗战”，“苏日条约之后，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4 月19日，重庆《大公报》发表特讯：认为关于苏日条约，苏联政府“业已向我方正式说明，谓此约完全与中国无关，而苏对华政策，并无变更”；并称：“就两国一般直接关系而论，实际上确亦无所变动，西北商务亦正在畅通。”(参看《中华民国大事记》第四册699-702页 )事实说明朱正的引文确实是在断章取义，只能蒙骗不了解历史真相的读者。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苏联人民牺牲了2800万优秀儿女，才得以在1945年5月攻入柏林，使丧心病狂的德国法西斯遭到彻底失败。事实证明，苏联在战胜德寇以后，并没有忘记艰苦抗战中的中国人民，短短三个月以后，就应同盟国要求，于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派出百万红军挥戈东向，敲响了日本法西斯最后灭亡的丧钟。中国有句俗话，饭要一口一口地吃，敌人要一个一个地消灭，德国法西斯战败了，日本法西斯的寿命还会长吗？苏联的领袖斯大林一生中犯过不少严重错误，但是他领导的英勇的苏联红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无疑是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的。请看《苏日中立条约》是1945年4月5日被苏联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的；中国的东北最后是被苏联红军解放的；伪“满洲国”最终是被苏联红军推翻的；“满洲国”的皇帝溥仪是被苏军俘虏以后引渡给中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战史研究部刘庭华研究员告诉我，苏联红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东北提供了很多帮助。事实充分证明先父张西曼对苏联问题的观点很多都是正确的。今天看来，我们对1941年苏联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迫不得已签定《苏日中立条约》的行动还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由于历史的局限，先父的个别观点也难免会有所失误，但我相信一生坚持正义、追求真理的张西曼教授今天倘若在世，是一定会及时加以纠正的。  

　　　　　　我为什么要搜集先父遗著并出书

　　先父张西曼教授(1895-1949)逝世时我年仅1岁，1950年我参加革命20多年的母亲魏希昭(1914-1976)被仇恨父亲的人向党中央、 政务院诬告成“特务”，在全国镇压反革命的大形势下， 没有经过调查1952年初就遭到错误处理，年仅38岁失去公职，从此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多年被当成“特务嫌疑”含冤半个世纪，致使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解散，张西曼的英名在新中国被埋没数十年，我长大成人后，1970年开始自讨苦吃地踏上搜集先父生平资料的道路，决心为我的父母彻底平反，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完成当年张西曼遗著整理委员会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至今已艰苦奋斗了30多年。1949年8 月周恩来为先父题写了“敬题”的墓碑，1978年经邓小平批示予以修复，1985年民革中央为先父召开了九十诞辰纪念会，这是父亲被埋没35年以后第一次公开的纪念，散会时中共中央统战部李定副部长向我转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习仲勋书记的嘱托，要求我一定要把先父的生平资料整理出来，以教育后代，并且说这些材料是“生动的爱国主义教材”，从此我更自觉地踏上艰苦的探索之路。1995年先父百岁诞辰时民革、民盟、九三中央联合召开纪念座谈会，中共中央统战部王兆国部长在会上称颂张西曼“是著名的国民党左翼人士，是进步的社会活动家，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是我国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积极贡献，他不但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也是坚定的执行者和捍卫者，为国共合作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也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在给纪念会发来的贺信中称“多年来张西曼以从事加强中国与俄罗斯友谊的事业在俄罗斯享有盛名。为了中俄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张西曼的事业永存！”。1996年3 月叶选平副主席在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张西曼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影响。”1996年8 月俄罗斯《真理报》撰文称颂张西曼是近代“中国俄罗斯学的奠基人。”199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将我花费几十年心血搜集整理、为纪念先父诞辰百周年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而编辑的《张西曼纪念文集》出版，我还承担了自己包销3000册的重任，如今仍在继续为母亲冤案的彻底解决不懈奋斗。我以顽强的意志克服了重重困难，为继承弘扬先父的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得到很多前辈的鼎力支持和有关方面领导的认可，还接到全国各地很多读者的来信表示热情的支持和鼓励，我的书受到海内外广大读者、包括香港澳门同胞的好评。

　　在搜集先父生平资料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张西曼教授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一个优秀的儿子。张西曼教授作为一个国民党人，不为一党一己之私利，能够突破政党政治的局限，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说真话，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周恩来1949年亲笔给张西曼教授题写的墓碑是给国民党人唯一题写“敬题”的墓碑，黄炎培称赞父亲“平生只有主张正义，绝不计较利害”，张友渔1991年题写了“宣传马列主义　支持革命运动　回忆西曼先生”的题词，夏衍1992年就曾盛赞先父“有容乃大　无欲则刚　张西曼精神不朽”，同年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也从海峡对岸的宝岛台湾给先父题来“爱其所同　敬其所异　忍小异而持大同则无争　无争则家和而事兴矣”的题词，表达了对先父的尊崇，1998年童小鹏为张西曼题词“张西曼先生为传播马列主义，促进两次国共合作和加强中苏友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永远值得我们怀念。”此外宋平、楚图南、周谷城、雷洁琼、胡绳等前辈也从各自不同角度对先父张西曼表示了发自内心的崇敬之情，先父以他崇高的人格受到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赞誉。1999年10月我因30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先父张西曼的生平事迹和中苏文化协会史料，获得俄中友协颁发的《俄中友谊》功勋纪念奖章，并被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中国俄罗斯友好协会聘为理事，2000年8 月重庆市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又先后批准了两处有关先父和中苏文化协会的纪念地，我将一如既往，不骄不燥，继承先父遗志，为弘扬民族精神，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奋斗！ 

　　　　　　我对朱正攻击先父张西曼教授文章的看法

   朱正既然是搞鲁迅研究的，不会不知道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言：“强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而弱者如何愤怒，相信是不需我向朱正解释的。我们父女两代与朱正之间本来并无个人恩怨，朱正也算是个民主党派成员，怎么会对张西曼这样一个英勇无畏地在近代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先驱者、中共中央充分肯定的民主党派中涌现出来的抗日民族英雄如此仇恨呢？又何以如此仇视我吃尽千辛万苦搜集整理编辑出版的《张西曼纪念文集》呢？听说朱先生解放后经历坎坷，但是革命道路上出现曲折本是不足为奇的，某些马克思主义的不肖子孙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并不是李大钊、鲁迅和先父张西曼这些中国革命先驱者的过错，不能因为个人问题就报复整个社会。至于朱正嘲笑先父为什么没有得到最高苏维埃的勋章，我可以告诉朱正，先父张西曼教授从来没有追求过个人名利，才可能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促进中苏文化交流、为坚决反对法西斯侵略、为世界和平、为振兴中华民族的伟业做出重大贡献。名利本是身外物，真正的革命者无私无畏，为全中国人民的利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只求无愧于心，别无他求，先父张西曼教授以他可歌可泣、大义凛然、光明磊落的行为永远活在中苏两国和国共两党有识之士的心中，这才是最大的勋章呢！我的父亲不仅得到俄罗斯人民的高度赞扬，而且得到乌克兰人民的深切怀念，前乌克兰驻华使馆文化参赞、现任乌克兰外交部副部长的维利切克先生看了我编辑的《张西曼纪念文集》以后，就亲口告诉我：“张西曼先生为中苏两国人民友谊做出的贡献，也就是为中乌两国人民友谊做出的贡献，乌克兰人民将永远怀念他。”并将他自己购买的《张西曼纪念文集》送交乌克兰外交部珍藏。先父张西曼教授以他崇高的人格的丰碑永远竖立在世界人民的心中，这才是最高的奖赏！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8月17、24、31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