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点张恨水   

　　不敢当，我们共产党一向是主张和平的。正如先生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现实的中国社会魑魅魍魉太多了。华夏大地，多少年来，战火频仍，弹痕累累，哀鸿遍野，黎民菜色，尽履倒悬之苦的人民无有一日不期望和平哇！过去，我们和蒋先生打了几年仗，蒋先生把我从江西送到了陕西。后来，日本人的枪炮，又帮助我们握了手，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嘛!现在日本投降了，我们不想，也不能再打下去了，这是大家的意愿，也是中华民族的意愿。孔子说，和为贵，我们就是为了和平而来的。我们愿以自己诚心诚意的行动，为实现和平建国 
的光明前程，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摘自谭玉琛的《毛泽东与党外人士》第365—36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脂粉气也未必有什么不好，我看曹血芹的脂粉气比先生要浓得多，但《红楼梦》不也一样令我们叹为观止吗？我认为文艺作品的好与坏，不能在体裁上作境而言之，关键在于我们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刻画了社会的人和社会的事，反映出社会矛盾斗争。

　　——摘自谭玉琛的《毛泽东与党外人士》第36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

　　张恨水从事创作近五十年，据统计，他创作的中长篇小说达百余部，杂文近五千篇，还有大量的诗词。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影响的多产的重要作家。

　　在挑起全家生活重担之前，张恨水写小说并不是为了换钱糊口，而是由于创作热情的冲动，同时也本着自己的艺术良知，企图对社会不良现象进行讥刺和讽喻。他的书中的主人公多是作者的化身，作者想说的话几乎都通过主人公之口说了出来，作者在现实生活中耳闻目 
睹的种种怪现象，大都借主人公所见所闻和盘托出。难能可贵的是，当年他以青年人特有的敏感、勇气，对辛亥革命前后直至五四运动之前文艺界、新闻界和社会上的种种黑暗、混乱和腐朽，进行冷嘲热讽，不留情面，对病态社会的病态文艺痛下针砭，不遗余力。对当年比比皆是的假名士、吹牛大王、死要面子之流的讽刺，是其小说的次要方面和副题，对鸳鸯蝴蝶派末流的猖獗与泛滥进行揭露和讨伐，揭露黑幕小说、色情小说、末流武侠小说与假翻译小说的无聊无耻，谴责其唯利是图、诲盗诲淫、毒害青年心灵、污染社会风气的罪行恶果，才是小说的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值得注意的是，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深入批判鸳蝴派的专文，是在张恨水小说问世后发表的。由此可见，张恨水虽然并非自觉地遵奉“将令”追随导师和先驱们在文化战场上主动出击，但客观上是以散兵游勇身份汇入了战斗的行列，参加了扫荡没落腐朽旧文化的统一战线。

　　与此同时，张恨水早就看到生活对于创作的重要性。他曾通过他的小说的主人公的嘴说：“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最有阅历的话，所以太史公编《史记》，半是游览得来的。这小说一门现身说法，非有阅历不可。”见董康成、徐传礼的《闲话张恨水》第128页，黄山书社1987年12月第1版。当然，小说不一定都是“现身说法”，但的确需要生活积累，作家应该拥有丰富的阅历。张恨水一辈子遨游名山大川，青年时代闯荡江湖，浪迹苏皖；30年代去大西北体察风俗民情，记者生活使他掌握了大量的现实生活素材。张恨水的作品中虽然也有不合生活逻辑的离奇情节，但为数很少。绝大部分作品(包括早期创作)都是现实生活和社会思潮的反映，即使这种反映打上了自然主义烙印，有时也有主观偏见，并不那么正确，但毕竟不是杜撰。如果我们把张恨水全部小说的内容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可以发现他描写了辛亥革命前夕到国民党政府总崩溃这段历史时期社会的许多重要侧面，并塑造了旧军阀、旧官僚、国民党新军阀、新官僚及小市民、小知识分子的一系列形象，对今人具有相当大的认识价值。

　　张恨水对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黑幕小说以及商品化的新闻小说、武侠小说、蹩脚的文言翻译小说的批判，带有不彻底性，因为作者既未从阶级论的高度剖析产生这些小说的社会根源，又未从世界观、创作方法和美学理想上冲击其封建性、游戏主义和小市民庸俗趣味的要害，只是从元、明、清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大师和某些理论家那里借用道德的武器对他们进行谴责，自然不如后来新文学阵营中的人们用资产阶级文艺观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来批判流行小说那样深刻有力。又由于感情的习惯和爱好往往落后于理智的主张和宣言，张恨水的创作实践，并不完全符合他在他的小说里所表露的小说观，甚至还身不由己地向社会积习和金钱势力妥协过，使自己的作品带有商品化的倾向和“游戏主义”的印迹。这是作家理智、良心与社会善恶激战后留下的伤痕，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所具有的一种可恶的文学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剖析。

　　张恨水一开始走的是鸳鸯蝴蝶派的路子，所幸的是，他从事创作的年代正是新文学蓬勃发展的时期，革命文学、进步文学迅速攻占文学阵地，以巨大的声势冲击着京派旧文人和海派新才子。鸳鸯蝴蝶派的地盘虽然还继续维持着，但日子已经很不好过。他们中间的有识之士，不得不思考自己的出路，开始模仿新文学，描写“劳动问题、妇女问题、新旧思想冲突问题”，以迎合社会心理，与死守原阵地的顽固派产生了分化。张恨水本来就属于鸳鸯蝴蝶派作家群中的佼佼者，又不断向外国文学和新文学学习，这时能够以比较正确的态度对待来自外界的批评。“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作家队伍进行了重新组合，鸳鸯蝴蝶派发生了进一步分化。爱国主义激情鼓励着张恨水，他思想中原有的积极因素开始发扬光大，使他进一步睁大眼睛，勇敢地面对现实，加快了向现实主义通俗新文学过渡的速度。他努力遵循“叙述人生”“不超现实”的原则，公开宣称“与抗战无关的作品，我更不愿发表”，他遵循自己的意志创作了《弯弓集》、《冲锋》、《大江东去》等一系列作品，歌颂抗战，揭露当权的国民党反动派。当然，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数还没有完全跳出言情的窠臼，常常在小说中加进“软性”的罗曼蒂克，以增加趣味，形成“抗战加恋爱”的新公式，而抗战与恋爱的关系处理得又不甚高明，使作者主观创作意图与作品客观效果之间产生了不小的差距。张恨水的后期作品在艺术风格上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虽然仍然注意作品的趣味性，但抛弃了“趣味主义”，这时的“趣味”已不是作者追求的目标，而仅仅是作者为吸引读者的手段。《八十一梦》以神话故事、寓言故事的形式出现，于荒诞不经之中蕴含着一个清晰可辨、黑暗异常的现实世界，在妙趣横生中达到了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目的。如果说，这也叫“迎合”读者的话，那是在高层次上的迎合，与鸳鸯蝴蝶派迎合小市民的庸俗趣味，有着本质区别。这一时期，张恨水依旧站在城市平民的立场上，但希望他们能摆脱蒙昧，进入争取自身解放与保卫祖国的战斗行列，他写的作品感情健康，格调明朗，与早期表现小市民虚幻梦想的小说，绝对不能相提并论。这一时期，张恨水的作品也并未扬弃对爱情的描写，因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自然的关系”，但已不再是闭门造车地随便编造故事，以赚取读者的笑。

    此时，张恨水也不排斥西洋小说的技法，而是采取中西结合的办法，使自己的作品既受旧小说爱好者的欢迎，又能为新文学读者群所接纳。这在抗战时期大力提倡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旧瓶装新酒，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情况下，更具有重大意义。“张恨水在中华民族最艰难的时期完成了‘从遥远的过程，迂徐而踏实地走向现实主义道路’的全部历程，成长为通俗文学的一代大师。”见董康成、徐传礼的《闲话张恨水》第194页，黄山书社1987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