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再读刘春的《朦胧诗以后》，心中忽然泛起那些久违的诗意的涟漪，不说出心里的几句话，似乎不能平静。诗歌是美好的。自《诗经》以来，中国人一直浸润其中，牵牛唱儿歌，登高把酒临风……诗歌在我们生活中渗透，又诗意地指导我们生活。今天我们不知怎么了，诗歌似乎渐行渐远，谈诗色变。

    应该感谢刘春，他让我们这些早已远离诗歌的人，再次回味诗的美味。我感觉到刘春从《让时间说话》到《朦胧诗以后》带有显然的目的性，特别是后者给人以强烈的“状态”和“场景”感。这种以随笔的形式来梳理诗歌的脉络是难能可贵的探索，比起许多长篇大论的诗歌评论要实在，可读性更强，更易于传播。也许更能抵达诗歌的内核，即它的灵魂世界。

    《朦胧诗以后》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它要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学术界来关注朦胧诗以后的“第三代诗人”和他们的状态——随着阅读的深入，“状态”这个词老是在我的脑海里打转儿。我特别感动的是刘春的气魄，甚至感觉他有点“不自量力”。深读《朦胧诗以后》，我就不这样想了。他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至少对中国新诗的发展的脉络（1986年之后）有了一种新的形式的梳理。用梁平的话来说，刘春的坚定和勇敢，体现在他对诗歌的理解和判断始终有一种“刘春式”的执拗，他比任何人更加坚信自己。

    刘春的勇敢表现在他的口无遮挡。他没有回避内心世界里真实的表述欲望，他也不想回避。他的诗歌批评是纯正的，少了理论家所谓的气魄，没有任何世俗的念想，真是难能可贵。他运用了法官的手段，在诗歌“现场”——也就是我说的“场景”中抓起有力的“细节”武器，直抵诗人或诗歌的核心。也许他的力量还是有限的，手有点微微颤抖。

    刘春是真实的，因此他给诗歌或诗人一个真实。他在谈安琪的《任性》时说，“我没有按照她所期望的那样进行细读，我对那些庞杂而泥沙俱下的作品有一种排斥心理”。在谈到许多读者对韩东《甲乙》的肯定时，他表示“不敢苟同”。在涉及王家新和北岛的那桩“交锋”时，他是诚恳的，并没有回避自己的思想。
    刘春的内心是温暖的，除了诗歌的“现场”细节以外，他还着墨于一些温馨的生活细节。譬如写阿翔的那段文字就很感人，对“大地上的异乡人”充满着复杂的情愫，也许他在“记录”的时候并没有在意。“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岂止阿翔一人！

    《朦胧诗以后》除了《人与诗》（上卷）以外，还有《词与物》（下卷）。《词与物》看似很随意的随笔，却有着学究的严谨。他在1986～2007中国诗歌地图上画下了许多不能忘怀的有关诗歌的标桩，因此它有很好的“史料”性和“现场”性。我很在意地看了一下有关《诗歌月刊》和《诗歌报》的篇幅，这使我想起20多年前《诗歌报》集资创刊的那段往事。当时我在一个乡村中学教书，几个朋友跑到乡下怂恿我参加了秋浦诗社，从此介入《诗歌报》。可惜我没有成为诗人。

    刘春不是诗歌的布道者，而是一个探索者，他也不是一个好的“宣传员”，他太在意诗歌的本身而忽略了“场景”以外，他关注的是诗歌的“状态”和“场景”。刘春所作所为的价值是毫无疑问的，我想问刘春，《朦胧诗以后》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