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新诗年鉴》发起主办的“唱响诗歌2007~2008”9月23日在东莞举行了启动仪式，并发布了五首唱诗作品，包括舒婷的《思念》、陈朝华的《错过》、杨克的《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我的祖国》、郑小琼的《给》以及浪子的《欲望之翼》。（见9月25日《深圳商报》）

     毫无疑问，在诗歌创作处于低潮且渐渐为大众所“遗弃”的当今，“唱响诗歌”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如诗人汪国真所言“给文学插上音乐的翅膀，对诗歌走向大众起一个推动作用”，从而“拯救”诗歌。

     诚然，诗歌的“原始状态”就是用来唱的，古代的诗歌就是可以唱的。但是现在企图靠唱诗歌来促进诗歌走向大众，让大众喜爱诗歌，从而促进诗歌创作的复苏，我看是不太可能的。

     不管怎么说，“唱”只是传播诗歌的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并不能决定诗歌的内容。人们喜不喜欢一首诗歌，关键是在于诗歌的内容如何。即使低俗的诗歌配上了优美动听的曲子，人们也不会喜欢。优秀的诗歌，老实说不唱也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且流传下去。人们喜欢李白、白居易、辛弃疾的诗词，并非因为其诗词能唱。现在又有多少人能唱诗词呢？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舒婷的《致橡树》、北岛的《回答》等优秀诗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是“唱”的结果吗？是这些诗歌具有广为传唱的“因子”吗？不是的。而是    在于这一首首诗歌所表达的感情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而现在诗歌被大众冷落，根本的原因是诗人过于关注自我，过于追求诗歌的表现形式，并且不少诗人以大众读不懂为创作的最高目标，因此诗歌渐渐地远离大众。那么在这样的诗歌创作中，无论怎么去唱，都不会唱出受大众喜欢的诗歌来。

     尽管歌曲的普及比文字要高，现在又是个“唱”的时代，然而，现在为大众所喜欢的是通俗歌曲和流行歌曲。而无论通俗歌曲还是流行歌曲，不但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缺乏深度，且不注重歌词的艺术创作，有的歌曲的歌词连语句都不通顺。可以说，现在人们喜欢一首歌，注重的是那些有着时尚音乐元素的曲，而不是歌词。因此，企图靠唱的形式来传播诗歌，只能是一厢情愿。人们不会因喜欢上这首能唱的诗而去欣赏，并找来作者的其他诗歌来读。还有，不是所有的歌曲都能受到人们喜欢，都能流传开来。如果被唱的诗其“唱”不为人们所喜爱，那么其诗又怎么去传播呢？

    随着诗歌创作的发展，“诗”和“歌”可以说是完全分离了。因此，现在的“诗”一般而言不具有“歌”的元素。而所谓“唱响诗歌”的“唱”是作曲家根据对诗歌的理解而谱的曲。这就要求作曲家能够很好地理解作者诗歌的思想、感情、节奏、意境，用合适的旋律准确地诠释出来。若不然，则会让“诗”和“歌”貌合神离，甚至“诗”和“歌”完全脱离。然而，由于“诗”和“歌”的作者在专业、审美情趣、个人情感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在理解上作曲家对诗人的诗难免出现差异，甚至是很大的差异。这样“歌”不但不能给“诗”插上传播的翅膀，反倒会让诗原有的传播翅膀受到了损伤。

    当然，“唱响诗歌”是一种积极的探索，是诗歌作者与时俱进的一种自救。但是，不能看高其价值，抱很大的希望。若要让诗歌重回大众，则还是在诗歌创作上去作大胆地探索和艰苦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