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扬雄对于赋的划分与评价，有很好的见解。他在《法言·吾子》中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是位著名辞赋家，所以他的话对后世影响很大。

　　先说“诗人之赋丽以则”。扬雄认为赋的共性是“丽”，而“则”与“淫”则是区分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的界线。则，指原则、法度，即《诗经· 民》中所说的“天生 民，有物有则”之意。这里是指符合儒家的教化原则。能生动地反映人们喜怒哀乐，又符合儒家礼义道德的文学作品，当时首推《诗经》。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并确立了他的“温柔敦厚”的“诗教”思想。汉人把《诗经》奉为经典，以是否符合《诗经》写作精神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准。在众多的辞赋作品中，汉人认为屈原的骚赋最能体现《诗经》精神。扬雄所说的“诗人之赋”，正是指符合《诗经》精神的赋作，其代表作便是屈原的骚赋。

　　再说“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把只追求形式华美，不作讽谏的赋作，称为“辞人之赋”。其代表人物是宋玉、唐勒等人。扬雄《法言·吾子》说：“或问：景差、唐勒、宋玉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则奈何？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淫，即繁滥、放纵，在赋中表现为过分的铺采摛文，追求华美，缺少的恰恰是讽谏精神。《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枚乘、司马相如等人，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是以扬子（杨雄）悔之。”没有讽谏精神，也就没有了教化作用，这就违背了《诗经》之旨。所以，扬雄称这种赋为“辞人之赋”（包括他自己早年创作的赋）。

　　扬雄提出“丽以则”和“丽以淫”的划分与评价赋的标准，对赋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它告诉我们，赋家作赋既要铺采摛文，讲究华美，又要“丽以则”，讲究法度，符合礼义道德。否则，便为“丽以淫”，与无病呻吟或强颜欢笑没什么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