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比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初期，目前诗歌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当代的诗歌创作如何发挥它的作用？

姜涛：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考虑的是，所谓的边缘化状态是否是一种常态？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的确引人注目，但我觉得那反而不是一种常态的历史现象。其实，反观一下现代诗歌的历史，在十九世纪后的西方和五四后的中国，诗歌一直处在某种边缘位置，只是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例如五四时期和八十年代，诗歌才兴旺一时。所以，现在的边缘化我认为它应该是一种常态，这与诗歌在整个文化格局中扮演的角色相关，诗歌不再处于社会文化的中心，它不再承担一种公共文化的角色，在边缘化之中诗歌的自主性也发展出来，换句话说，诗歌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介入历史、生活的方式，这种方式不能被政治的、哲学的、伦理的方式所取代。说通俗一点，诗歌少了似乎不可惜，多了也不会有太大影响，但它是绝不能被删除的，它为人们的情感、想象以及对世界的一些经验方式，留下了一个领域，这个领域是不可能删除的，虽然它不可能在当代社会发挥太大的影响力。

记者：您觉得校园诗歌创作具有哪些独有的特点，又具有哪些独特的影响呢？

姜涛：“校园诗歌“这样一个说法，其实有点摸棱两可。一方面，中国新诗从发生之日去，就跟学校有着很密切的关系，新诗的历史最初就是从校园产生的，在当代也是这样，不少重要的诗人都出身于校园。另一方面，谈“校园诗歌”，总会包含一种印象式判断，好象校园里的诗歌写作属于某个特定类型，其实在校园内又很多不同类型的写作，不一定在校园里写的诗就一定非常高雅、具有学院气息，在学院里有很多很粗犷的、甚至很“民间”的诗歌。当然在校园里写作的早期阶段容易沾染上一种毛病，就是所谓学生腔的问题。你可能会无意识地去模仿一些东西，还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写作模式，这一点需要不断的磨练和探索。

记者：目前，公众似乎对新诗的创作普遍存在着一定的误解，您是怎样看待这样的现象呢？

姜涛：误解肯定是存在的。这个世界上不只是诗人和读者之间存在着误解，任何人之间都存在着误解。我们甚至可以说，误解是交流的前提。但是我觉得在一定的有效范围内，通过一些有效的途径，例如通过“诗歌节”这种途径让诗人自己的表述，某些误解会得以消除。但现实一点讲，所谓“误解”也只能在某个范围内消除，因为某些误解或偏见，是根深蒂固的，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一两代人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结构的问题。而且诗歌就是在误解中成长起来的，如果没有误解，它反而缺乏发展的动力，不易形成自己的结构。我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记者：您觉得新诗创作未来大致是一种怎样的发展状况呢？

姜涛：这个很难估计，但我想大体上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人们可能一直会觉得诗歌很边缘，甚至觉得它在不断地衰落，但是它没有真正衰落下去，它会保持一个自己的位置。就像诗歌节一样，虽然每年都有很多人说诗歌节听着没意思，会有很多不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是它还是一直在举办。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的文化格局没有变的话，诗歌的地位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当然也说不一定有一天诗歌又突然回到了社会文化的中心，这也是有可能的。但这需要历史的变动、文化的变动，才会带来这样的结果。

记者：您觉得新诗创作是否应该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

姜涛：当然应该，但是这种关注不应该是强迫性的关注。现在有一些人通过网络或一些事件，来制造一些影响，吸引公众的注意力，这些作法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一个很有效的办法，因为引来的关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关注。诗歌需要的是更多有效的关注，而并不一定是所有人的关注。

记者：我们注意未名诗歌节到今年已经是第八届了，如果再算上它的前身未名湖诗歌朗诵会的话，已经有了长达二十四届的历史，而且中间几乎一年都没有中断过。那您觉得这样一项长期举办的活动在向外界传达着一种怎样的声音，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姜涛：这个活动每年的效果都不一样，有的时候效果很好，有的时候可能并不那么理想，但是无论怎样，它的存本身就说明了诗歌还“在”，还发挥着特定的功能，还吸引着不少读者，我觉得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