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十余位诗人在哈尔滨联名签署了一份诗歌公约。内容包括每个诗人都应该维护诗歌的尊严，反对诗歌无节制的娱乐化等。在“梨花体诗歌”盛行的年代，在有人喊出“文学死了，诗歌死了”的年代，这到底是一种炒作，还是如他们所说“是对中国新诗90周年的献礼”？眼下，有关这份诗歌公约引发的讨论，逐步升温成2007年年初内地文坛的一个事件。

    1月底，由《诗歌月刊》下半月刊编辑部、撒娇诗院、清水洗尘诗歌论坛等单位联合主办的“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主题诗歌活动在哈尔滨举行。芒克、梁小斌、默默、莫非、车前子、树才、老巢、潘洗尘、叶匡政等14位诗人齐聚冰城，共同签署了号称“中国第一个诗歌自律公约”的《天问诗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公约的内容是：“一、每个诗人都应该维护诗歌的尊严；二、诗人天生理想，我们反对诗歌无节制的娱乐化；三、诗人必定是时代的见证；四、一个坏蛋不可能写出好诗；五、语言的魅力使我们敬畏，我们唾弃对母语丧失敬畏的人；六、没有技艺的书写不是诗歌；七、到了该重新认知传统的时候了，传统是我们的血；八、诗人是自然之子，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我们反对转基因。”

    对这份公约的出炉，诗人于坚率先提出质疑：“如果用公约规范诗歌写作，那太霸道了，写诗本来就是个体行为，必须有独立的自由，如果公约规范诗人行为，那更荒唐了，你是法官吗？公约醉翁之意不在酒。”

    半个月后，也就是2月中旬前后，“下半身诗人”流派代表沈浩波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文章《一群丧家之犬在给诗歌定公约》，抨击说：“诗歌是什么，是语言通往生命的直通车。诗歌的内心一定是自由。而公约是什么玩意儿？你们的生命是公共的吗？你们的诗是公共的吗？你们的诗和你们的命需要给按上一个公共约定才能活吗？”“只有自甘成为时代的奴才的人，空虚无聊找不着救命稻草的精神上的丧家之犬，才会沦落成给诗歌订公约的人！”

    3月1日，北京《青年周末》杂志刊发了一篇对公约发起人之一潘洗尘的专访文章，该文用“‘坏蛋写不出好诗’专攻‘下半身’”等标题，转述了公约发起人和沈浩波之间的所谓“骂战”。然而，此文发表后，被访者潘洗尘的态度却是：“这是记者的断章取义，我感到莫名其妙。”

    潘洗尘说：“我个人对所谓的‘下半身诗歌’确实不敢苟同甚至一直非常反感，但我还绝不至于幼稚地就此给出‘下半身诗人都是坏蛋’的结论，并以此给个别想利用公约搭车炒作的人以可乘之机。”

    潘洗尘表示：“公约的本意是想为当下的中国诗坛做一点建设性的工作，而现在却被个别媒体和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拿来作为搭车炒作的工具，这不仅彻底违背了公约的初衷，更辜负了14位诗人的良苦用心。”

    尽管公约的出炉引来了不同声音，甚至招来了叫骂，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对于公约的价值表示认同。

    网友“龙之心”认为，在诗坛的混乱使得当代诗歌衰败得几乎灭亡、诗歌的尊严几乎丧失殆尽的时候，天问诗歌公约是一些清醒的、有良知诗人的及时反思，“骂战”完全是沈浩波自己跳出来的对号入座。

    诗歌评论家唐晓渡说：“这个口水能淹死人的时代，还有人敢出来‘卫道’，我觉得挺好。”唐晓渡认为，先撇开公约内容的好与坏不谈，在一个审丑成为时尚、污秽成为时尚、美丽和智慧成为垃圾的时代，在一个“什么都是扯淡、想怎么着都行”横行天下的时代，应该有人出来提个醒——“并不是什么都是扯淡，也并不是想怎么着都行”。

    至于这个公约是否具有权威性，唐晓渡说：“这个公约不能有权威性，因为它不是以暴力干涉所有人。”但他同时认为，公约中“一个坏蛋不可能写出好诗”值得商榷。因为“坏蛋”是从道德角度评价还是从法律角度评价，公约里没写清楚。倘若是从道德角度评价，有的是相反的例子，“坏蛋写出好诗的太多了”。诗人车前子表示：“公约中提到‘一个诗人必须认识24种以上的植物’，我自己就认不了这么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公约只是我们这些签名者的自律，并没有推广开来的意思。”

    作家洪烛则认为，公约的背后，其实表达了一批诗人的一种共同愿望——反对诗歌继续向庸俗化发展，渴望诗歌尽快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