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发生于网络间的“梨花体”诗歌事件表明，中国的新诗很可能出了问题，至少是中国新诗在近些年来陷入了某种困局之中，或者说，我们的诗坛陷入了暂时性的“紊乱”与“失衡”。

一方面，尽管诗人群体和诗歌刊物表现出了比较明显乃至比较突出的帮派意识、小圈子意识、自我封闭意识，但当代诗歌仍然在总体上呈现出了百花齐放、各展风采的繁荣态势；另一方面，在有关诗歌发展与前进的大方向问题上，尽管业已为此展开了多次的探讨乃至爆发过多次激烈的嘴仗，但其中的矛盾与迷乱却始终没有得到疏通、化解和清理。长此以往，新世纪中国新诗前进的步伐恐怕难免会在喧闹中显得艰难困苦，而当代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凄凉处境也势必会在读者的冷漠和嘲笑中继续维持，得不到改善。

当前诗歌的困局也许表现为这样几个焦点:一是旗号众多的诗人群体内部的分裂与纷争，比如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下半身写作、废话诗写作、乡土诗派、打工诗群等等，彼此间大多是占山为王、自大自狂、互相鄙视乃至大打出手，少有能本着客观、清醒的精神来看待自身与他人的写作的，如此，整个诗人队伍的互相尊重也就无从谈起；二是许多诗人的写作得不到社会和读者的承认，比如这所谓的“梨花体”风格、“下半身”风格的诗歌在网上遭到了许多网民的唾骂，比如知识分子写作、学院派写作被读者视为晦涩难懂并避而远之，比如一些在寂寞中笔耕的诗人长期得不到诗歌刊物、文学刊物的接纳，比如出版界对诗歌的出版因缺乏判断与信心而视之为畏途，凡此种种，都使得当代诗歌在发展上表现出迷乱，遭遇了困顿。

诗歌到底怎么了？当代诗歌究竟应该向哪里去？这无疑需要我们平心静气地用开放的态度和理性的思考来求索。

为什么“梨花体”风格、“下半身”风格的诗歌没能赢得多数读者的欣赏和接受？坦率地说，我不认为这是读者的错，相反，我以为问题出在有关的诗人们这里。类似“梨花体”这样的以简单、直白为特征的写作，类似“下半身”这样的以“身体”、“欲望”以及“性”为旗帜的有粗鄙之嫌的写作，的确是可疑的。

要知道，“梨花体”与白居易的写作完全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两回事，白居易的诗以通俗易懂著称，例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是很好的例子，更有《卖炭翁》等作品中蕴涵的社会批判力量，以及《琵琶行》和《长恨歌》等作品里放射出来的出众文采，所有这些，都是“梨花体”的简陋笔法和无聊劲所望尘莫及的。要知道，古代的诗人们虽写有数量不菲的“艳诗”(非是通常所谓的爱情诗)，但这些作品在文学史上显然没有什么地位；要知道，西方的“恶之花”“嚎叫派”“垮掉的一代”的力量并非来自粗俗的词汇和表达，而是来自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丑恶现实的批判和怒吼——所谓的“下半身”写作显然不能与之相提并论。(虽然，“下半身”的写作也并不全是垃圾，当中或许也可以挑选出若干不错的作品。)

现代诗的发展在根本上应当依赖于对中外两种诗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以上的两种写作中，一来没有看到多少“传统”底蕴的张扬，比如诗歌的神性和韵味的氤氲，比如写作技巧和手段的高超运用，诸如此类；二来也没有觉得他们在创新上表现出了多少有说服力的作为，最多是觉得他们对自己有这么一种期望乃至幻想，但却在不觉间走上了歧路。在海子的《亚洲铜》都已入选中学课本的今天，我们切不可过低估计今日读者的鉴赏力与判断力，在黄色文化暗中泛滥的今天，打擦边球的写法并不能真正吸引住读者的目光和心灵。

至于以晦涩、玄虚为特征的诗歌写作，即使不是刻意地以此为追求，我也仍然觉得还是要退后一步才好。先锋诗歌也好，现代诗的前沿探索也好，如果走到了让人晕头转向、如坠五里云雾之中的地步，则命运大抵也就会跟“梨花体”差不多，是个人都可以信手排列、组合各样汉字，信手分行断句、随心所欲地胡诌了。优秀的诗歌之间比拼的并不是晦涩和玄虚，衡量诗歌好与坏的标准在不同的人那里也许有不同的答案，但在我看来，雅俗共赏、深入浅出的追求并不会降低诗歌的格调与品位，并不会影响诗歌作品的艺术含金量，只是这需要诗人们投入更多的心智与才情。仅仅就这一点的认识而言，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穆旦、艾青、臧克家、洛夫、余光中、食指、北岛、舒婷、海子、骆一禾、昌耀等等也大多以他们的诗作做出了精彩的表达。在我看来，诗人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和实践其实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能是新世纪中国新诗健康发展、勇拓前程的核心和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