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五四运动，新诗是最早觉醒了的歌唱，也是最早结了果实的文学形式。《新青年》1918年1月就开始刊登新诗，中国第一本新诗集、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于1920年。如此算来，作为文学革命成果之一的新诗，至今已有80多年历史了。这80多年中，确实也出现了不少有成就的诗人和诗作。早期的刘半农、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30年代的臧克家、艾青，以及后起的贺敬之、郭小川等等。人数众多，作品浩瀚，影响巨大，确实是一支歌声响彻天地间的激情队伍。
　　新诗的壮大，在中国历史上绵延几千年的旧体诗便挤到很偏僻的角落中去了。旧体诗所以受到冷落，正如胡适所言：“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28个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中国诗史上出了多少大诗人和名篇，曾经表达过美丽的自然、高深的理想和复杂的感情的。只是到了清末，它的主流和衰落封建社会一致，被陈腐的、没有新意的、缺乏诗情的东西充塞得僵硬了。加之格律、平仄的限制，新一代就不屑一顾了。再加之社会的变革，时代的前进，词汇的丰富，旧体诗就无法处理了。比如“布尔什维克”“布尔乔亚”等新辞，五言容不了七言也容不进。所以，诗人林庚就曾经提倡过九言体，为了容纳许许多多新辞新概念。

　　青年一代更喜欢自由奔放的、没有限制的新诗。新诗就像决堤之春水，浩荡而来。

　　可是，任何事物都有其赖以存在的特点、特色，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新诗如果一味追求散漫、信马由缰、毫无规律，事实证明也是不行的。一是不好记忆、不便朗诵；二是缺少锤炼，没有警句名言；三是诗意诗味贫乏，清汤寡水，没有回味。四是少有音韵上的美。因此，历史上许多新诗人曾经苦苦追求过新诗的“格律”，这种“格律”并不是统一的、死板的，只求表现出形式上、音韵上的美，戴望舒、闻一多等等，都做过这种努力。他们努力把诗句写得比较整齐，每一句都有比较自然的节奏，在炼字炼句上、在浓厚的诗味上向古典诗词学习、汲取营养。他们因此都取得了自己的成就。到后来的贺敬之、郭小川，也都致力于新诗的格律的建立。音韵是严格的《西去列车的窗口》、郭小川的《青纱帐甘蔗林》等，语言是口语的，音韵是严格的，句式的抑扬顿挫是有规律的，曾受到巨大的欢迎。

　　既然是诗，就要有诗的特点，诗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上过不了关，不精美，不精辟，不精致，也就不易为人乐道。几十年前，殷夫译悲哀多斐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一直为人背诵，引为警句、座右铭，它好记，深入人心。后来也有人用十分浅白的语言翻译过此诗，可能更能传达原诗的意思，但是无法流传。

　　新诗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经历过朦胧诗阶段，现代派阶段，世界上所有诗歌流派可能都在中国诗坛上演绎过一番。如今又兴起“下半身写作”“垃圾运动”等。不但远远地背离了中国古典诗词传统，也背离了几十年来的新诗主流传统。更多的现象是，只写一些个人零零碎碎的感触，给人不着边际的感觉，有的甚至不知所云，谈不上深情厚意，引不起人们的共鸣；语言散漫杂乱，没有音韵章节，甚至文理不通。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一文中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我以为是点到了诗歌的要害的。诗是什么？感情是它的根，语言是它的茎叶，音韵是它的花，内容是它的果实。诗要有情、有义、有美，要言之有物，不虚妄，不矫情，不庸俗，不空洞。还要有诗意、诗味、诗韵、诗美。违反了这些就难成其为诗。旧体诗没有这些，新诗就会取代它；假大空的新诗没有这些，新新诗就会杀将出来；新诗没有这些，也会被人遗忘和抛出视线之外。如今的新诗，表面上看很热闹，新诗集印得又厚又漂亮，但是写诗的比读诗的多，新诗和广大群众、广大受体隔膜和脱离。当然，新诗人也可以辩解：“我的诗是为某一群体写的。”“我的诗本来就有自娱性质。”“我的诗只为抒发个人感受只为传诸后世”等等。

　　旧体诗经历了长时期冷落之后，在毛泽东发表他的诗词之后，在新诗发展遇到起伏之后，到如今竟蓬蓬勃勃起来，从复苏走向复兴，从兴盛走向热潮。据统计，每年参加旧体诗词创作活动的有100万人，公开和内部诗词刊物全国达600余种，发行量超过新诗刊物。这个现象，叫人惊奇不已。难道诗歌发展要来一次否定之否定？

　　现在写旧体诗词的人，都是在新诗熏陶之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大多数，曾迷恋过新诗。但是新诗使他们逐渐失望之后，他们热衷于古典诗词，进而自己也写起旧体诗词来了。

　　人们是需要诗的，需要诗的情怀、诗的境界、诗的纯美、诗的想象、诗的精神上的提升。旧体诗不能满足时他们就寄希望于新诗，新诗不能满足时他们就寄情于旧体诗。由此我想说，旧体诗和新诗都可以存在，都应发展。不管是哪种形式，根本在于要写出诗情、诗美、诗思。不管是哪种形式，都要保持自己的特点、剔除不健康的部分，才能发展。我更想说的是，历时80多年的新诗，更要正视自己，匡正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只有写出成功精品，才有真正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