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的诗歌创作是富有勃勃生气的。也许是由于楚文化的浸润，湖北的文学创作体现了诗意熏染，也充溢着诗歌精神。以长篇小说《张居正》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熊召政，以及方方、陈应松、刘继明等作家们，都曾创作过优秀的诗篇，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初至九十年代末近20年间，湖北籍的著名诗人曾卓、绿原、徐迟、骆文，便以其健旺的
创作热忱和丰硕的创作成果，引领着一代又一代湖北诗人的成长。相继便有刘不朽、管用和、刘益善、饶庆年、梁必文、谷未黄等一大批优秀诗人，以其情思醇厚而又风格各异的乡土诗享誉中国当代诗坛，对湖北诗歌界而言，这既是铺垫又是开启。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湖北诗歌丰盈的创作态势，是由开阔的精神视野、丰富的生活素材、新颖的艺术视角和多样的审美个性决定的，那些充满真挚感情的政治抒情诗，不再是政治概念的形象解说，也不是时代风情的表象摹写，而是民族精神的具像，又是时代情绪的浓缩。熊福林的三峡组诗《跨世纪的咏叹——写在三峡工地》和相继发表的《三峡移民》，都是充满激越豪情的时代壮歌。李道林的诗集《中国魂》和《穿过岁月》，对于驰骋于20世纪历史舞台的英雄人物，进行素描式的勾画，旨在窥探人物的心灵世界，从而显现出政治抒情诗崭新的风貌。以卖豆腐为生的青年诗人何炳阳，怀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艺术良知，他创作的《李登辉，请转告克灵顿》正气凛然，而又机智幽默。谢克强写屈原、陶潜、李煜、李贺、陆游、谢灵运、陈子昂和李清照的诗篇，旨在开掘古代诗人的文化气韵和精神风骨，而他相继创作出版的4000行的长篇政治抒情诗《三峡交响曲》，把三峡工程置于深远的历史背景之上，以壮阔的画面和澎湃的激情，凸现了三峡工程对于历史前进的象征意义。

　　诗歌做为流动的美学，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递嬗，乡土诗也是从田园牧歌式的吟唱到灵魂家园的归依。田禾所创作的乡土诗是新型乡土诗的典型代表，他以个性化的方式感受乡土文化与风情，感受土地的品属和精神蕴含，感受生存环境的幸运与悲哀，古井和瓦罐、水田和稻穗、土碗和土坟，都不再是童年的梦境，而是包蕴着无尽的悲哀。刘小平的乡土诗则是以鲜明的地域色彩而见长，《鄂西倒影》和《巴山夷水》，生动地描绘了鄂西土家族的民俗风情，体现了在时代光芒辐照下的文化流变。青年诗人阎志，从乡村走入城市，他的诗歌作品便从乡土到城市的转换，童年的梦幻和乡情的纯朴都在时间里淡远，而面对现代大都会的挤压和喧嚣，既强化了人的竞争意识，又生发了失却安恬的困惑与苦涩。他的长诗《挽歌与纪念》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一个深刻的文化主题：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场革命，城市的崛起是人类智慧的奇迹，然而城市又是一柄双刃剑，交通拥挤、心灵压抑、道德失衡感、文化世俗化，都在扭曲人的性灵，于是对田园文化的向往，便成为灵魂的归依。熊明修的《走向春天》就充分表现了对乡土的深挚的依恋：“落在家园的秋雨看似朦胧/却泥土一样清醒/总是别致地/弹奏一首使乡愁染上颜色的/曲子/落在家园的秋雨/虽然在屋檐下只划出一道/很短的弧线/却被一种目光望长望深”（《落在家乡的秋雨》）。假如没有城市生活的经验，这种情思就不会如此凄美而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