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前的今天，24岁的合肥制药厂学徒工梁小斌发表的诗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表达了从十年动乱中走出来的一代青年的精神迷惘。随后的整个1980年代，写诗是时尚，诗人成了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明星和社会精英。

　　不久前，被称为“梨花体”的诗人赵丽华的作品饱受争议和恶搞，令诗歌在经历16年边缘化之后，再次引起轰动效应———这次，诗歌成了一个笑话。

　　从表面上看，“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兴高采烈地诋毁诗歌”(邹静之语)；究其实质，是泛娱乐化的生活方式、网络时代的平等观念和解构本能、有诗人无杰作的诗坛名利场现状，共同将诗歌弃之荒野。

　　这是最好的诗意年代和最坏的诗人年代———诗意在物质消费和泛娱乐中横流，20亿条中秋节手机短信和“我是郭德纲”取代了“床前明月光”的诗意，豪宅的高尚广告和小业主的按揭现实取代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意。

　　美国桂冠诗人比利·柯林斯把诗在现代生活中的角色形容为冰球守门员：“球场上守门员看起来孑然孤立，一旦对手想攻门取分击败我们，诗是最后一道守备防线。”但是，当月发行量1.1万册的美国现代诗歌协会《诗刊》杂志，在2002年获退稿作者鲁丝·莉莉捐赠1亿美元成立诗歌创作基金会时，他又叫道：“诗歌一向被称为文艺界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下中头彩了！”

　　2006年1月，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也宣布向中国诗歌界捐赠3000万元，其中，北大中文系新诗研究所和中国诗歌学会各得1000万元。

　　今天，中国诗歌不像冰球守门员，更像卖火柴的小女孩。没有比扔掉诗歌更容易的事了，现实中，“诗人”作为嘲讽的称呼，在文化圈之外已达成可耻的共识。嘲讽诗人变得理所当然，谈论诗歌反倒可耻。如果你对一个有正当职业的前诗人提起诗，就好像是揭他的短。但凡以时尚、前卫、创意丰富、懂得享受生活自命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敢公然承认自己目前还在写诗、读诗。

　　诗意之外，还有心灵得不到抒发的郁闷，而恶搞是对郁闷的一种渲泄和抵抗。2006年10月10日是第十五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中科院院士贺林的盛世危言是：“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正无情地进入到了‘精神疾病时代’”。

　　我们丢掉了诗歌，捡起了焦虑和郁闷，娱乐和生活的诗意没能成功地拯救我们。在今天，我们只配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

　　诗人梁小斌说，时代能提供给诗人巨大的营养，中国唐朝最适合诗人生存，李白可以表达他仙风道骨的情怀，因为当时唐朝的体制和氛围可以容忍仙风道骨的存在。《诗经》里既可以有奴隶主狩猎的歌唱，也可以容纳奴隶对苦难生活的诅咒。在孔子看来，那都是诗。并不因为骂了奴隶主，诗就被删除了，这大概就是诗歌世界的和谐社会吧。今天这个时代显然还不具备这个特质。包括诗人本身在内，我们缺乏对他人的宽容和理解。在当代，即便能有像李白、屈原那样水平的作品再现，也不能真实推动中国诗歌的人文精神向前发展，因为它们也很快将流变为一种消费文化，被朗诵一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