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的文人社会，诗歌除了“言志”的功能以外，还可以“咏史”，在九曲回肠的诗词中融合了诸多对历史和人物的洞察，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史不分家的一大佐证。相对于易中天“大话历史”的方式，汪荣祖的文字透露出一种历史学家的“情趣与见识”，他通过对一些吟咏相关历史人物的诗词的“细读”，把握历史人物的性情，勾勒诗词作者的隐秘心态，开辟了“援诗入史”的独特思路。 

　　项羽在中国文化里一直扮演一个贵族英雄的形象，李清照还为他写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诗篇，刘邦作为一个亭长出身的皇帝也在其映照下黯然失色。汪荣祖从历史事实出发，指出项羽坑杀章邯手下投降的秦卒20万人和三月大火焚烧秦都咸阳的“残暴行径”被“四面楚歌”、“鸿门宴”故事遮掩了。通过对杜甫、王安石等历代诗人对王昭君出塞和亲一事的歌咏的考察，作者能以“夷夏之辨”为线条来细致分析各家诗人的心态与立场，赞成与否定和亲者背后的隐秘动机被揭示出来，显示了中国一以贯之的夷夏之防的观念是何等“固执”。

　　最有意思的是作者在《一篇长恨有风情》一文中为白居易的“辩护”。历来，诸多历史学家诘问《长恨歌》一词所描写的事件的“真实性”，比如考证唐代兵制乃是四军，而非六军，比如认为“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是“讳而不实”，因为杨入宫之前已经是寿王之妃，包括对诗歌中描写的皇帝西逃蜀地的路线都产生了种种质疑。史学名家陈寅恪甚至专文研究杨玉环入宫前是否处女，而引发钱钟书的批评。

　　凡此种种，在汪荣祖看来都是有历史考据癖的人“不解风情”的“恶果”。他指出：“史家可以歌诗为史料，可引诗证史，但不可强诗为史，必须尊重诗歌的本质及其文学性格。”诗歌未必于细节处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却仍旧有其不容抹杀的艺术价值，因为它可能传递的是更深层的“心理真实”，它塑造的也可能是更永久的“艺术形象”。

　　诗歌以史事为基调和材料，但又不拘泥于此，两者相辅相成，成就了中国璀璨的“史诗”文化。作者这种“发乎诗、止乎史”的历史写作成就了一种汪洋恣肆却又从容优雅的“历史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