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是一片散曲的沃土。散曲在这里孕育、在这里诞生、在这里营造了散曲繁荣鼎盛的中华文化奇迹。山西，无愧是散曲的摇篮。

散曲形成的因子是多元的，而直接导致散曲成型的首推由各种宫调组成、以说唱形式为表演手段的《诸宫调》。远在宋末辽金时期，当北方各民族文化融入黄河、汾水的长流，散曲的前奏音符便在山右河东的天空响起。公元十一世纪初，宋代熙丰、元佑间，泽州（今山西晋城市）人孔三传“首创诸宫调，士大夫皆能诵之。”（南宋。王灼《碧鸡漫志》）为宋词元曲的转化播下了种籽，在晋东南落土生根。尔后，金代著名的《刘知远诸宫调》，特别是现存最为完整、包含了11种宫调、193套组曲的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又在山西面世。丰厚的民间文化积淀，为散曲在山西的产生，作了前期的必要准备。

真正唱响词曲转化第一声的是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市）人元好问（1190--1257）。元氏“攀李杜、跨苏辛”，被誉为“金诗第一人”、“金词第一人”、“金代文宗”。而他最伟大的贡献却是谱写了中国诗史上空前首创的散曲。虽然其十首散曲多从词牌转化而来，尚有词之余味，但革新者的重新自度，终于完成了一种历史性过渡，创造了有别于诗词的第三种新的诗歌品种。他的代表作《骤雨打新荷》如“穷崖孤松”屹立散曲山崖，“名妓多歌之”、文人皆诵之，成为散曲名篇、千古绝唱，被视为散曲开篇的标志。因而，《中国曲学大辞典》将元好问称之为“元文人散曲的开路先锋”。中国散曲研究会赵义山博士在其所著《元散曲通论》中，也称元好问是“由词而曲演化的开启者”。如是，元好问不仅是“金代诗词第一人”、“金代文宗”更是散曲首创第一人，中国散曲的开山鼻祖。

元好问所开创的散曲之路，直接影响了元散曲的兴起。他的学生郝经（今山西晋城人）、阎复、王恽、商琥等皆成为元初的文坛知名人士。特别是他的高足弟子、被称为元氏“通家侄”的白朴（今山西河曲人），（白幼时得到元好问的精心养育与亲身熏陶，成为元曲鼎盛时期的实力派作家。）王国维予他以“婉约豪放，两美兼有”的高度评价。白朴被列为“元曲四大家”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大家”中，除白朴之外，尚有号称“梨园领袖，杂剧班头”的关汉卿（山西运城人）；“名香天下，声振闺阁”的郑光祖（今山西襄汾人）。只有马致远为大都（今北京）人。元曲四大家中，山西人占了三个席位。无独有偶，被誉为“曲中李杜”的“元散曲两大家”中，张可久是杭州人，另一位又是“山西太原人”乔吉。此外，太原尚有名曲家李寿卿、刘唐卿、孟昉，与乔吉一起，合称为“太原四杰”。若从地理角度看山西散曲之盛，平阳（今山西临汾）则更是一个星光闪烁的曲窝子。元代中央政府因平阳系当时“文化最盛之地”，特设编辑经史的“经籍所”于此地，更促使平阳成为“元曲最盛之地”。石君宝、于伯渊、赵公辅、狄君厚、孔文卿、李竹甫、张鸣善等散曲高手均为平阳人，人称“平阳七仙”。所以，王国维在其著作《宋元戏曲考》中说：“北人之中，大都之外，以平阳为最”。另外，山西中阳的刘时中、雁门的萨都剌、大同的吴昌龄等皆是散曲诸家中之佼佼者。仅据我们初步统计，山西地面元曲名家达十八人，与北京的十八人相较，可以平分秋色。山西作家群，是元曲创作的主力军，山西散曲事业的繁荣，为中华散曲登上诗歌第三座高峰，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杰出奉献。

然而，谁曾料到，那八百年前诸宫调的潜心探索，七百五十年前元好问的散曲创立，七百年前关汉卿的登峰造极，以及而后六百年的发展延伸，先辈们所营造的散曲辉煌业绩，竟在他们后人眼里因视觉异化而视若虚无，在他们后人手里因玩弄它术而废于一旦。一百年来，散曲被一阵阵无情风雨的喧嚣所淹没。“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的动人景象，只能是遥远的历史回忆。大多数青年人，乃至中年人竟不知散曲为何物。散曲的濒临灭绝，是中国诗史上一幕催人泪下的大悲剧。作为“诗的国度”里的臣民，作为“散曲摇篮”中的子孙，面对“古曲多自爱，今人多不弹”的百年冷落，其感其叹是难以言表、难以名状的，果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吗？

散曲是先辈曲人留予他们的后代的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它是一种集历代诗歌美学经验，集民族性、大众性、时代性为一身的最具可持续发展内力的新兴文学样式。赵朴初于旅途无聊中，偶尔翻开元曲选本，试着写了一首《哭三尼》（后经毛泽东更名为《某公三哭》）。这里姑且不论其内容主旨如何，单就表现形式说，它的那种节奏和曲味，入耳与上口，足足让几亿读者激动了若干年。如果允许散曲继续沿着中国诗歌发展的必然轨迹走下去，诗歌，或者说散曲将会是何等景观。今天，立于散曲即将毁灭的边沿，我们应该从无端断流的反思中猛醒，从久入误区的怪圈中走出。此废当兴，时不我待，救救散曲！这是随着廿一世纪的钟声奏起的中华民族的呐喊。有感于斯，山西的一批不愿有负于先人，但愿有利于今人，更愿传情于后人的热心于散曲复苏的自愿者，在山西诗词学会的关心、指导下，在太原成立了当代国内第一个散曲组织——黄河散曲社。黄河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山西是散曲的摇篮，他们唯愿散曲的黄钟大吕从黄河岸边再度兴起。曲社成立之初只有20余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作者队伍逐步壮大，人数翻了一番。前不久，清徐县成立了“白石曲社”，这是目前国内第一个县级散曲组织。更为可喜的是，散曲之声，已经由太原波及山西，更扩展之海内各省市。北至辽沈，南至广东。西至新疆，东至山东、江苏，正如中国散曲研究会秘书长赵义山博士所说：“你们开风气之先，成立了曲社，这在全国是第一家。受你们的启发和影响，可能会有‘长江散曲社、珠江散曲社’出现”。

黄河散曲社成立之后，立即着手筹办《当代散曲》社刊。恰逢此时，《中华诗词》2005年第三期刊登了我社的《美哉，散曲！》论文，并就此发表了《让曲与诗词并茂》的卷首语。《中华诗词》的号召，如一声春雷，昭示了散曲复苏的春天即将到来。著名诗人、散曲家丁芒从南京发来贺曲，并在信函中如是说：“《当代散曲》是全国第一家，太令人兴奋了。你们此举一定会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惊天动地之举，是历史性动作。千秋大业，拓荒性的工作，值得倾身以殉以赴。可以想见，会有人反对、有人怀疑、有人吹冷风、有人会嫉妒……。你们要有心理承受准备，我行我素，毫不动摇”。

《中华诗词》和丁芒先生的鼓励、鞭策与教导，给我们以无穷的信念与力量。

正值曲刊第二期组稿期间，中国散曲研究会邀黄河散曲社参加了“第八届中国散曲研讨会”。会上，我们介绍了山西散曲创作动态，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广泛注目。大会组织者赵义山先生两次接见我们，他说：“作为当代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对这一传统的艺术瑰宝加以弘扬，对民族传统文化、散曲艺术的继承和发扬意义重大。假如不搞创作，散曲的艺术生命也就枯萎了。你们开了个好头，我对你们的示范和影响作用充满信心……。”许多与会曲家、学者，当即赶写散曲作品或论文，发表于第二期《当代散曲》。会后，不少外省籍曲家，纷纷加入黄河散曲社行列。更重要的是，这次会议使散曲理论界与散曲创作界第一次携起手来。理论与创作互动，传统与创新共振，促使散曲事业的发展更上一个台阶。

第三期编辑时，来自省内外的稿件，质量有所精进，数量迅猛增加。筛选定稿之后的篇什，不得不忍痛删除四十个页码。著名女诗人侯孝琼，也欣然加入散曲创作行列，写来“不是诗词，有胜诗词”的散曲“处女作”。老将出马，何止一个顶俩，为散曲老树，平添了别样红的新花。当代散曲家萧自熙教授,专为曲刊写来《当代散曲风光》小令，曲曰：“疑不能再现风光，复谁知独秀奇花，百种幽香。你听那三晋歌台，九州曲榭，绝唱悠扬……。”并同意将其散曲创作论著以《蜗居曲话》模式，择其妙语，连载于《当代散曲》。第三期曲刊分发各省不久，一位研究散曲的学者来函，说他将把萧自熙列入专项研究课题。七十四岁的萧自熙先生，“闭门造曲”四十年，于廿一世纪之初，终可以开门出山，亲眼观看散曲重生的风光了。黄河散曲社社长、山西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李旦初先生创作的套曲《阿y外传》，在近日《中华诗词》组织的诗词大赛中获得了二等奖。这是当代散曲作品，首次在中国诗坛获取的殊荣，标志着“曲与诗词并茂”的序幕，在新的世纪开启。近期在山西编辑出版的个人诗集中，如温祥的《温祥诗存》、张梅琴的《朵梅集》等，都将其诗集分作诗、词、曲三卷。这不正是“曲与诗词并茂”的一条引人眼球的风景线吗？

“曲径”尽管艰难，但毕竟可以通幽。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曙光已在太行山头。我们当以“还我诗国，兴我曲园”为己任，不断地在继承中发展，于发展中求更新。使散曲的摇篮，伴着黄河涛声，摇得更富时代的韵律节奏。让我们与全国的同好，同心协力，携手并进，在散曲长征之路的前方，树起中国诗史上第四座伟大的丰碑！

 2006年7月27日

于《当代散曲》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