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雪山
70年前，红军将士身披两万五千里风雪征尘，于硝烟弥漫中辗转抵达西北。1936年7月2日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10月2日，红一方面军攻占会宁城，控制西兰大道一段，为大会师创造了条件。10月22日，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三大主力的会师，标志着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过草地
飞夺泸定桥
埃德加·斯诺在1937年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里写道：“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长征过去了整整70年后，中国传媒大学青年教师何辉用真正的史诗体裁，写出了一部长达16829行的《长征史诗》———中国的史诗。
这部《长征史诗》何辉写了6年，在此之前，他没有写过如此篇幅的长诗，他的专业是广告学。但是，他说，他对于文学、历史和艺术的兴趣要早于对于广告学的兴趣。
根据何辉自己的说法，他正在做的事情与自己的专业并不矛盾，因为他就是在推销商品的过程中意识到，“推销长征精神在这个时代也许比推销商品更有意义。”
对长征的兴趣从小人书开始
何辉今年32岁，长征是他出生前38年的事情。何辉说，“我对长征发生兴趣，是从小人书开始的。”
“我从小人书里第一次认识了长征中的英雄，从那时起心里就一直有一种困惑，为什么几万人要进行那样一次艰苦的行军，为什么他们会遭遇那么多的生死抉择，为什么他们最后竟能坚持到底。”何辉的这些疑问，小人书里没有详细的答案。
此后，何辉上中学、上大学，有关长征历史的书籍成了他重要的课外阅读内容。只要是图书馆里找得到的长征史料他都尽量找来读。何辉渐渐觉得，“人的精神在特殊的环境下会呈现出特别的状态，而长征就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在特殊历史时刻下的一次集中展现。”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对于现在的时代究竟有什么意义？何辉一开始并没有答案。
研究生毕业后，何辉成为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名教师。就在他第一次带领学生进行军训时，一次学生与官兵的文艺汇演使他童年心中埋下的长征情结浮出“水面”。
那年军训的时间比较特别，是在2000年夏天，天气酷热，何辉担任“连长”的新生完成军训，要排一个文艺节目。何辉带领学生们排的是“四渡赤水”舞蹈剧。“那是一个小节目”，何辉说，“但演出的效果特别好。”“从排练到演出，伴随着军训的进程，我可以感觉到学生们已经受到了长征精神的激励，也感觉到了学生们对于那些长征英雄的敬仰，那种敬仰英雄的心情也是我自小就有的。”
“我一下子意识到，长征给人的鼓舞就在于它体现了一种伟大的精神，长征告诉我们，什么是人类的精神所能达到的高贵境界。这一次，我决定写点什么。”
只有史诗才能承载长征故事
何辉最后决定写一部《长征史诗》，像《荷马史诗》那样的史诗。在这之前，他写过一些短篇诗歌，写过历史武侠小说，可从来没有写过长篇诗歌。“但我感觉只有史诗才能承载长征这样的故事。”他说。
听说何辉写长征史诗，有人觉得他是开玩笑，“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何辉确实是在自己找事做。因为他还给自己定下了高标准，他要求自己的这部长篇史诗每句不仅要有较为严格的“顿”，还要求各段内实现句末有押韵，他说只有这样，诗句才能有音乐性，整体上才能浑然一体。何辉解释说，“汉语不像拉丁文、英文那样富有节奏，押韵可增强诗歌回环往复的音乐效果。我觉得汉语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富表现力的语言之一。我们的祖先运用语言的本领很高，现代汉语同样可以汲取古人的语言技巧。”六年里，他将王力先生根据《诗韵合璧》编入《古代汉语》中的“诗韵常用字表”翻得泛黄发皱、几近破烂。
史诗不是靠一个作家的想象完成的，必须有大量的资料基础。何辉为了写长征史诗，阅读了大量史料。“那些选编本我用来校验长征过程中的事件、人物和时间，大量内容我都是以参加长征的红军指战员的回忆录为基础的。在这部史诗中，连当时大多数的天气状况都是真实的。”他说。
80％篇幅是平凡指战员的故事
现在市面上并不缺少有关长征的著作，为了写长征，何辉阅读了众多长征史料。但他特别提到了一本长征资料。那是1936年8月，毛泽东和杨尚昆号召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指战员们写出个人在长征中的经历，后来汇成一本党内著作《红军长征记》，这本书1955年公开出版，书名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
“很多长征历史选编本只告诉我们，红军长征在哪儿打了一仗，损失了多少人，而当时的具体情形究竟是什么样，没有非常详细的、细节性的叙述。而那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里面记录了很多红军普通战士和指挥员在长征中的亲身经历，那些平凡的角度展示了长征历史中许多鲜活的人和事。”
何辉说，如果没有这些第一手的回忆录，后人可能不会知道，在四渡赤水期间，由于红军和国民党追兵之间相互穿插、队形打乱，有的红军战士竟能跑到国民党部队里吃一顿饱饭，然后再返回部队继续战斗。
很多人知道22名红军战士飞夺泸定桥，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英雄夺取泸定桥的细节以及前因后果；也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担任夺桥任务的红四团曾经十八个小时行军240里，沿途打垮了敌军两个营，同时还不断遭到对岸敌军冷枪的攻击。而他们沿途俘虏的敌军士兵，也有的马上就参加了红军一起去打泸定桥的。
很多人知道，红军在过草地时挖草根、煮皮带吃，但是恐怕很少有人知道，红军战士甚至从前面闹痢疾的战友拉出的粪便中找出没有消化的青稞，简单洗洗后再咽到饥饿的肚中。
“在《长征史诗》中，读者会看到许多鲜活的故事，我写《长征史诗》就是要用流畅质朴而又庄严优雅的语言，让这些感人的真实故事在人间流传下去。”何辉说，史诗中有大约80％的篇幅记述的就是这些普通红军的长征经历。这些经历让我们可以从人本身的角度理解长征。
业余时间写作也曾想过放弃
何辉说，“事实上，整个长征就是一支几万人的队伍不断进行生死选择的过程，而他们的选择与今天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个认识同时也在激励何辉本人完成《长征史诗》的写作。
6年的写作过程中，何辉也想过放弃。这6年里，他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创作的。工作时间里他需要给学生上课、搞科研，还需要从事广告创作，将时间再投入《长征史诗》创作，就很难有喘息的时候了。“有时候我曾想过放弃，但写《长征史诗》的过程也是我学习成长的过程，我变得坚强起来，一直坚持了下来。”何辉说，“我直到写完了预定内容的四分之三的时候，才确信我能写出一部完整的好作品。”
有一个学生很惊讶，说没想到平时一直没停下工作的老师能写出那么长的史诗。何辉说，“我问他一天发多少条短信，学生说，30条左右，平均30个字。那我就跟他算了一笔账。把他每天发短信的字数加起来，再乘以6年的天数，我告诉他也完全可以写出一部比《长征史诗》长得多的作品。”“写长征史诗只是我的一个选择，我把这个选择坚持了下来。”
10几家出版社一听是诗就撤了
何辉用史诗来写长征有他的理由，他认为史诗是最适合承载长征的文学体裁。当他写完《长征史诗》，拿到出版社的时候，国内10余家大型出版社委婉地给了他一个不出版的理由———现在读诗的人太少了，没市场。
何辉觉得，没人读诗并不代表大家就不愿意读诗，而是因为没有氛围，或者没有想到去读，也许也因为好的诗太少。他说，他现在只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而如果他不写，那么就连这个选择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了。
最后，何辉把作品拿到了学校的出版社出版。书在8月中旬刚刚出版上市。何辉说，“借这部史诗，向千千万万恪尽职守、辛勤工作、在困难与挫折面前不屈不挠的普通人表示尊敬。在他们身上，也有着不死的长征精神。”
本版文并摄/本报记者 施剑松
只想提供大家一个选择
竞报：在写长征史诗期间走过长征路吗？
何辉：没有，我觉得感受长征精神不一定非要去走一遍长征路。事实上，长征前辈当年走长征路，就是为了后人不再走长征路。
竞报：你觉得长征精神对于当代人有什么现实意义？
何辉：长征是一连串选择，现代中国的命运就是在这一连串选择中确定下来的。长征期间的众多转折关口，只要其中一个与当时的情形不同，今天中国的面貌就会有很大不同。为了更美好的未来去选择，坚持自己的选择，找到一条民族的出路。这种面对困难抉择的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过时。
竞报：现在读诗的人这么少，你的书能卖动吗？
何辉：我把长征史诗写出来，就能给大家提供一个选择。如果我不写，大家就连这个选择也没有。我的书不会一开始就是畅销书，但我坚信它能卖得很久。
《长征史诗》第二十九卷“飞夺泸定桥”的第530-545诗行：
黄金的天穹啊，总攻的一刻终于来临，
四团所有的司号员一起吹响冲锋号，
所有的枪支一齐向着对岸开火，
冲锋号声清脆嘹亮回响在苍莽的山林，
炽热的子弹嘶鸣着去打破敌人的强暴；
号声和火焰互相交融彼此包裹，
犹如火焰的风暴猛烈地刮向对岸，
给敌人带去毁败的命运和悲惨的灭亡。
火焰的风暴啊，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
仿佛宽广的大地将千年的苦难说告，
在向长天质问人间为何多坎坷，
仿佛从铁索的牢笼中传出愤怒的龙吟，
激烈地宣告要将那所有的压迫者打倒；
喊杀声中勇士看到丰收的硕果，
看到家乡山野中春天的山花烂漫，
愿意为了那美好的明天去奋战沙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