稼轩：撞击时代的悲剧英雄
　　社会变迁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思考与活力，他们面向社会的姿态始终是热情的。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从不缺乏避世的隐士，当然更不乏蝇营狗苟之徒。但正因为还有那些充满激情的名字，才让后人看见了动荡时世中的脊梁。
　　北宋的灭亡与其他王朝不同，不是从内部烂掉，再也维持不下去，最后垮台。而是由于外来侵略。北宋与辽国打了几十年，真宗时订“澶渊之盟”，每年几十万两买来一百年的和平。这笔买卖从功利层面说划得来，但在心理层面总觉得这是屈辱。徽宗时女真人经高丽到山东和北宋达成“海上之盟”，一起进攻辽国。荆棘虽然刺手，但铲平荆棘后，外面进来的是狼。南宋末年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与蒙古联合灭金，最终亡国。如果不攻打已成和平邻邦的金国，而且支持金国与蒙古消耗，不是很好吗？但之所以宋人总会这样做，就是因为受不了心理上的屈辱感。北宋的迅速灭亡，大批文人逃难来南方，金兵又屡次南侵，带来巨大的社会动荡。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辛弃疾登上了历史舞台。
　　辛弃疾由北而南，开创了一个时代。他是济南人，16岁时曾随父至金国都城应举，好在他没考取，否则南宋历史上就少了一位极富个性的文人了。20岁时，趁完颜亮南侵失败、金国内乱之机，他在山东起兵，拉了一支两千人的队伍。后投奔了耿京义军，耿京派辛弃疾去和南宋联络。辛到金陵，得到宋高宗的接见。被委任为天平军节度使掌书记。回北方后，得知耿京已被叛徒张安国出卖被杀，十万人马烟消云散。据说辛弃疾带了四五十人，直入金军五万人的营帐之中，把张安国抓出来。一路南奔入宋。这是他晚年最乐于回忆的英雄经历。辛弃疾不是一般文人，而是一个英雄之才，他到南宋后，力主抗金北伐，却被迫闲居十八年，报国无门。但人们常说辛弃疾因被投降派打击而不得重用，以至赍志以殁，这种说法是简单化而不全面的。因为辛弃疾没有不被重用，他做的官不小，先后任建康府通判，江西提刑，后来又调到湖北及湖南做转运副使，又调福建、江西、湖南等地任安抚使，均为方面大员。到他晚年时，朝廷想要北伐，又重新启用为浙东安抚使和镇江知府。这样看来也不能说南宋朝廷不想用他，但在当时又无法重用辛弃疾。他一生受到过六次弹劾，死后还有人追劾。这些弹劾主要有三个理由：好杀人、好财、好色。后者大可存而不论，前两项理由是关键。辛以文人出身行伍，得靠严杀来立威，否则别人不服他。在赣州围剿赖文政茶商军，先诱降，再杀。连宋孝宗都说这事过分了点。所以辛弃疾不是那种空言阔论、遇事束手的小廉曲谨之儒，而是有胆有识的精明强干之才，是个狠角色。但这和宋代社会的主流观念有冲突。宋代以仁厚治天下，宋太祖定下规矩，每一个皇帝即位前，要由不识字的小宦官带去看一块碑，上面有三条誓言，新皇帝把这誓言念一遍，就表示发了这三条誓。其中两条誓言很重要，一是优待柴氏子孙，当年赵匡胤从柴氏孤儿寡母手中抢来皇位，所以对其要优待。另一条就是不杀言事士大夫，宋代一般不杀文人。文官犯罪，最重也不过流放。讲究仁厚的信念笼罩着整个社会。所以辛弃疾有了这个好杀的名声，想起用他也很难。
　　其好财当然也有一些事实，如他在湖南训练军队，用钱如泥沙；在江西任安抚使时，纵容手下亲兵贩卖战备物质牛皮，被朱熹搜检拘没；闲居上饶时，营造新居，上百间房，富丽堂皇，朱熹见后以为耳目所未曾睹。一个闲居官员有这么多家产，是值得怀疑的。这些是个人小节问题，毕竟南宋是个战乱年代，要靠军队来打仗，在经济上也管不了那么严。南宋名将如岳飞等也有虚报军额的事。做大事的人是不拘小节的，往往求事功而不惜度逾常轨。但这和宋代社会的主流思潮又有冲突，宋代理学盛行，讲究学做圣人，首先要道德完美。道德上是不能有这种小节问题的。所以弹劾辛的并不是投降派、主和派，几乎都是主战派，也多为正人君子或理学名臣，他们的政治志向往往与稼轩相同。但辛弃疾过于猛厉的作风和独特的个性导致他无法和社会主流思想合拍，最终只能报国欲死无战场，这就是辛弃疾的悲剧。
　　在巨大的社会变迁面前，任何个体的力量都是渺小的。政治家也好，文人也好，英雄也好，他们可以影响甚至造就时世，但也仍然被社会变动所裹挟。王安石倾其一生心力试图改造政治与社会，却因北宋的灭亡导致普遍反感，至清代才有蔡上翔、梁启超等为其辩诬，其后却又被添加了过多的政治光环。但更深层的悲剧还在于他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他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都不是北宋社会所能承载的，更不用说实践。他是超前的，因而是孤独的，他晚年的不少诗中都浸透着一种孤独感。相比之下，苏轼更与我们贴近，更有亲和力，他像一位长者，拍去满身的灰尘，在我们面前坐下，微笑着，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忘记了那个社会的动荡和人生的困苦，被他的睿智、豁达所感染，他不是李白那样的仙人，也不像杜甫那样穷瘦，而是红尘中的智者。辛弃疾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诩，他不断地用长枪大戟撞击着他的时代和社会，豪气过人，映照一世，就算是悲剧，也是英雄的悲剧。
　　社会变迁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思考与活力，他们面向社会的姿态始终是热情的。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从不缺乏避世的隐士，当然更不乏蝇营狗苟之徒。但正因为还有那些充满激情的名字，才让后人看见了动荡时世中的脊梁。现代社会同样是一个变迁乃至全面转型的时代。知识分子不仅面对着巨大的社会动荡，或许比古人更艰危的是：现代知识分子还需承受身份、价值、社会地位的转型。他们似乎不再需要直接面对那么激烈的社会冲突，但边缘化的地位并不意味着对社会关怀和责任感的丧失。当然，王安石那样的政治气魄、辛弃疾那般的英迈豪情，离我们已渐渐远去。然而我以为苏轼式的人生哲学，仍然可以让人们在权力与利益的夹缝中寻到一缕温情与心灵的宁静，一种对信念和价值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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