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 1971年生，祖籍南京。初毕业于新闻系，因爱好诗词而转读古典文学。1999年在吴熊和先生指导下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词学及宋金元历史与文学研究。有《金元词通论》、《唐宋词汇评》等著作。

　　社会变迁是很广泛的概念，它包括政治、社会、观念等不同层面。记得我念中学时很喜欢金庸小说，手不释卷。父亲把书没收，然后郑重其事地跟我说：有两个人，一个叫金庸，一个叫梁羽生，专门写书“毒害”青少年。前些年，新的浙江大学成立后，金庸成了我们人文学院的院长。我就打电话给父亲说：你讲的那个“坏人”现在成了我们的领导了。这就是一个观念变迁的例子。我的父辈觉得武侠小说对青少年是不好的，但在我当时甚至现在的观念来看，这些小说却展示了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达到的神奇世界。除了观念变化之外，还有不断发生的政治变迁和社会变化。其变迁有不同的层次与角度。激烈的政治斗争往往会影响文人之间的关系及其命运，而社会的结构性变动，则具有翻天覆地的意义。这种变化在古人看来有着天下和国家的不同。顾炎武有句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所讲的“天下”是有特指的，他说亡国不同于亡天下。亡国，是改朝换代，换了一个皇帝。没有必要为了一姓之皇帝而殉国。但是亡天下就不一样了，亡天下是民族的沦亡。顾炎武是明末清初人，清兵入关对于当时人来说，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能承受的伤痛。所以他才会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因此知识分子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今天我想以宋代王安石、苏轼和辛弃疾为例，谈谈文人是如何参与和面对激烈的社会变迁的。

　　荆公：孤独的前行者
　　王安石是一个很倔强固执的人，他看人、看事都是如此。他强行推行新法，不管有多少反对的声音。但事实上在变法过程中产生了不少问题。
　　王安石是历史上最著名的改革家，苏轼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士大夫典范。他们的为人、文学创作，包括他们的缺点，都对后世文人有极大影响。而他们又是在宋代这个特殊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宋代的思想、学术、人文观念对于后世影响深远。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赵匡胤推行了一系列新政策，如著名的“杯酒释兵权”，这件事的真伪有争议，但重文轻武这一政策是没有疑问的，到达了让后代文人都很羡慕的地步。如宋代武官的地位远不如文官高。在宋代，枢密院专门掌管全国的军事事务，其长官是枢密使，与宰相平级，但一般由文官担任，武将能做到枢密副使就不错了。文官的生活待遇也非常高，俸禄优厚。宋代文人都很有钱，出手阔绰大方。王安石嫁女，以金陵几千顷良田为嫁妆。辛弃疾在绍兴做浙东安抚使时，江湖文人刘过来访，辛弃疾一口气给了他几百缗，没多久又送了一千缗给他买田，有一条记载说所赠高达万缗。一缗即一千钱，后世戏曲有《十五贯》的故事，十五贯就是十五缗，因十五贯就闹出人命，万缗那就是一笔巨资了。但是这些政策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例如中央财政非常紧张。每年有那么多的工资要开出去，那么多的花费要花出去。在宋人看来主要原因是冗官冗兵。宋代是常备军制，《水浒传》中的林冲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所谓禁军是中央直属军队，驻扎各地。禁军之外，还有厢军，类似于地方民兵。厢军不用来打仗，除维持地方治安外，还参与灭火、水利建设、修筑城墙等事务。遇上灾荒，就招募没钱、没饭吃的农民去当兵，养起来，否则会在民间引起动荡。于是国家财政越来越紧张。宋代还有个问题就是军事实力较弱。所谓盛唐隆宋，唐代的强盛那是真正的强盛，而宋之“隆”，主要是文化经济方面，军事方面不行。宋太祖的时候还有点朝气，把许多小国都平定了。后来他弟弟赵光义做皇帝，和辽国打，就大败于高粱河，后唐割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一直收不回来，开国局势就不够好。宋仁宗时，西夏闹独立，于是派范仲淹和韩琦去，两人都是了不起的贤能大臣，才干过人。他们发动五路大军进攻，但西夏人坚壁清野，不跟你决战，没多久宋军后勤运输跟不上，只好退兵。范仲淹这等人才都只能守边而已，其《渔家傲》词说：“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将军头白，英雄老去，却未能建立功业。而普通士兵忍受着思乡之苦，也同样一夜难眠。这和唐代边塞诗相比，少了许多豪迈之气。可见宋代的武力慢慢弱小下去了。
　　在这种背景下，宋神宗时代，发生了王安石变法，这一政治事件把包括苏轼在内的许多著名文人都卷进去了。
　　王安石早年在宁波任县令时，推行了一些新的政策。他的办法如今看来都是不错的措施。如“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时，农民要春耕，于是官府把钱借给农民。到了秋天，有了收获，把粮食卖掉，然后加二分的利息还给官府。利息虽重，但还在可以接受的程度之内。这不是很好吗？类似国家农业发展银行制度呀。国家的钱有了投资渠道，农民也得到了资助。王安石看到这政策效果不错，于是写万言书给宋仁宗，但仁宗年纪已老，主持朝政的也是一批老人，都不愿有太大的政治变动，没人理会他。后来王安石因母丧辞官，居于金陵。欧阳修、韩琦这些元老们都很看重他，朝廷请他回来做官。可是请啊请，就是请不动。越请不动就越想叫他来。宋神宗即位后，请王安石做主管天下财政事务的“三司使”。王安石觉得机会来了，就出山了。王安石和宋神宗谈自己的治国方略，得到神宗极大的信任，让他直接做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在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发动变法，这使得北宋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都发生了极大变动。
　　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本意都很好。如免役法，古代普通百姓都要服劳役，一年里要有若干天免费为政府义务劳动。王安石认为可以让政府造预算，这一年天下总共要修多少水利、要修多少城墙，把这些劳役都折算成钱，平摊到每个成丁的人头上，每人交点钱，朝廷拿这笔钱去雇佣无业的劳动力，让他们来干活。创造了工作机会，这不是很好吗？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也是个合理的办法。王安石设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机构来推行变法。逐步把其他宰相的权力抓到这个机构里面来。先夺权，权力集中了，就开始推行变法。王安石是一个很倔强固执的人，他看人、看事都是如此，一旦他认为是个坏人，那个人就不要想有出头之日。他强行推行新法，不管有多少反对的声音。但事实上在变法过程中产生了不少问题。有的农民从农村到县城来，拿了官府的钱，看到花花世界这么好，没两天钱就花完了，到了秋天还不了钱，官府就把其土地没收，甚至把人关到牢里去。这些法令推行下去，不到一年，各处监狱人满为患。王安石又提拔那些放贷多的官员，于是地方官员不管实际需求，强迫农民借贷，造成民间弊端的确非常多。这就使一批老臣开始反对王安石变法，包括原来很看重他的欧阳修、韩琦，也包括苏轼父子在内。当然苏洵写《辩奸论》，讲王安石是奸臣，过于偏激。王安石为人很好，文学才华也很高，但他在推行政策和用人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把负责监察和弹劾的台谏官都换成自己的人，以此为工具，将反对派一个个赶出朝廷，这就开启了宋代权相弄权的风气。当时有不少年轻后进都热衷于依附新法，自谓王氏门人，其间有不少的投机人物，但王安石也只有这批人可以倚重，其实他也是个悲剧人物呀。他最信任的副手就是吕惠卿，吕也觉得自己是当然的接班人。但他遇到强劲的对手，即王安石的儿子王蚞。王蚞想取吕惠卿而代之，这其间的政治斗争非常复杂、激烈，而且很恶劣，中国传统文化及士大夫的一些劣根性在这类政治斗争中暴露无遗而且遗泽深远。最后吕索性与王安石决裂。他把王写给自己的私人信件公开，其中有些内容自然不适合让皇帝及其他宰相知道的，这让王安石极其被动，只好下台，回金陵养老。而此时苏轼也卷入了这场政治斗争。
 东坡：看透人生而又善处人生
　　王安石发起政治革新运动，不避批评、勇猛精进，是一种伟大，而以悲剧结局。苏轼一生的轨迹则勾勒了一个文人被卷入到政治漩涡中的处世方法，圆融而达观，这是另一种伟大。
　　此前苏轼是极富才华的青年官员。他觉得王安石变法有问题，写了不少诗歌暗示和讽刺新法。在湖州知州任上，突然被京城来的衙役抓走，被关入御史台监狱，这就是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苏轼在狱中拼命辩解，说自己的诗没有什么特殊意思，不是谤讪朝廷。后来终于把他放出来，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苏轼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期，也是他人生观念逐步成熟的时期。
　　到了黄州这个长江边上很偏僻的地方之后，一开始他很郁闷，但在读了许多佛书道经后，心境慢慢平衡，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特有的人生观念，这种观念被称为苏轼式的人生观，很了不起，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三个字：想得开。但他的伟大之处在于一直能够实践这种人生观。什么困苦都没关系，自己有个主心骨最重要，立定脚跟，自作主宰。外来的荣也好，辱也好，终究是外来的，自己的内心如何才是最重要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讲的“宠辱不惊”就是这个意思。苏轼在《定风波》中讲“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风雨是什么？政治的风雨；晴是什么？政治的晴天。也就是荣辱。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于我何有哉？这种观念一直贯穿着他的后半生。他的一些门生受到牵连被贬，心理上就受不了，特别是秦观，很敏感的一个人，心情很压抑，最后在旅途上死掉了。
　　数年后，宋神宗去世，高太后主政，司马光做宰相，废除新法，反对变法的旧党均被召回朝廷，苏轼做到翰林学士承旨。但司马光死后，旧党分裂。中国文人有个劣根性，上面有棵大树罩着的时候，都还能够和和平平；对面有个敌人的时候，也都能够同心协力。但大树和敌人都没有了，相互之间就要斗起来了。这是一种具有绵延性的文化基因。此时旧党分裂为洛、朔、蜀三党，苏轼兄弟就是蜀党的领袖。苏轼是一个很天真的人，他骂人也好，赞扬别人也好，都是发自内心的，但他的政治手腕不强，这一点不如苏辙，所以苏辙能做到副宰相，也有人说苏辙很阴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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