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3月28日，是我40岁生日。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句被许多中国人所信奉的老话，对我而言只对了一半。“三十而立”没有错，但“ 四十而不惑”就不对了，因为我的40岁有着太多的困惑，甚至迷惘。出生在困难时期，生长在动乱年代，“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后应征入伍，上大学时却发生了“西安事变”，上班后“用非所学、学所非用”，及至今日，身无长物，两手空空。再看看自己始终珍爱的诗歌，左冲右突找不到出路，在低谷中幽灵般徘徊。举目四望，物欲横流，浮躁遍地，偌大一个群体，似乎失去了目标和方向，精神的家园因地震而颓圮，理想的天空因裂变而塌陷。我想找到修剪家园的剪刀，我想找到支撑天空的巨柱，但这又是多么地艰难......                             

1961年春天，在高密南乡的一个李姓大户家里，我以长孙的身份诞生了。虽然“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还没有散去，但迎来了四世同堂的家人们似乎看到了一束灿烂的阳光。我的“百日”那天，爷爷买了半个白条猪和两只大公鸡，遍邀亲朋好友和街房四邻举杯庆贺，一时全村轰动。由于人们普遍缺少食物已达三年之久，生育率明显下降，全村近200户人家，那年只我家生了这两个孩子。后来听爷爷说，那年春节后，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在一棵大枯树墩上，两边趴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爷爷这个梦，有很多人知道，直到今天还有人对我说起它。

我的童年是在众多的关爱与呵护下度过的，除了爷爷和奶奶，还有父母、伯父、伯母、三叔、四叔、姑姑，他们把我看成一种希望、一份财富，恨不能倾其所有来哺育我。然而后来，当我的弟弟、妹妹们接二连三地来到这个家庭后，我的王子般的地位开始动摇了。虽然那时我家是全村首富，但是生活水平相当低下，除非逢年过节，平时很难吃到用小麦面粉做的食物。直到1976年上了高中，主要食物还是地瓜、玉米。父亲每月从他40多元的工资中给我2块钱做为生活费，我便可以偶尔到教师打菜窗口买上1角钱的煎刀鱼。几乎是每个月，我都能省出1块钱，买一些生活用品捎给母亲。在当时，我的生活水平略高于大部分同学，这也许就是我能长到1米83的一个重要原因。记得高中毕业前夕，田绍义校长给我们几个同学量了身高，我是1米78。那一年我17岁。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打响后，高考两次落榜的我，决意应征御侮，到部队大干一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父亲却执意不准，并且想通过关系为我搞一个支边就业名额。经过一番抗争，父亲最终认可了我的选择。那年冬天冷得特别早，我和同村另外6个青年，穿着单薄的衣服赶到柴沟参加了体检。体检结果只有我自己合格。到高密集结的那一天，是四叔李福健用自行车送的我。那天早晨，母亲和妹妹都哭了，我却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兴奋。那些日子我一直在盘算，到了部队以后，一定要努力实现3个愿望，一是报考军校，二是发表诗歌，三是与高中的一位女同学建立恋爱关系。带着这3个愿望，我踏上了驶向东北的列车。后来，这3个愿望都一一实现了。现在想来，唯一的缺憾就是军校毕业后没能留在部队大干一场。有时我也想，如果当时不发生“西安事变”，不回地方，也许我在诗歌创作的路上走不了这么远。为此我常常拿“因祸得福”来安慰自己。事实上，一个人如果在困厄之后找不到一个平衡点来支撑自己，那么他就很难再站起来。我在一首诗中写到“跌倒了爬起来以后/我便用笔/做成灵魂的手杖//一步一步坚定地走/踏碎最后的彷徨......风又何妨/雨又何妨”从中足以看出我的人生态度。

大约是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上语文课我就来了精神，并常常私下里写一些顺口溜。我的作文也常常得到“甲+”的全校作文最高分，有几篇作文还被班主任宋世林拿到6、7年级当作范文进行讲解。从那时起，我就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诗人、作家。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偏科了，一直到了高中、大学，甚至到目前，我始终是数字王国里的低能儿。大概世间的事都是这样，你有优越的一面，就必然在另外某一方面有所缺失。

我一直感激那些引导我走上文学之路的老师们。学生时代，初中有宋世林，高中有宋在亭，他俩既是语文老师，又是班主任，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教师。宋世林从小学教到我初中，我也当了7年班长。那时，我的各科成绩均属优秀，语文成绩最为突出。到了高中，已是“文革”末期，但尚未真正重视教学质量，不少的学习时间被劳动课占用了。宋在亭老师对我极为赏识，经常在学新课文之前，让我先在课堂上为同学们诵读一遍，使我的自信心受到了激发和培养，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语文的偏爱。期间，宋在亭老师还把我的作文抄在黑板上，当作范文向全班同学讲解。遇到学校里举办大的活动，他就鼓励我写稿子，并亲自修改后向学校推荐。如全校清明节扫墓的悼词，文艺宣传活动中的朗诵诗、相声等，这些最初的创作，锻炼了我的形象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

在西安第二炮兵技术学院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北京《星火》杂志的张西南、吉林《长白山》杂志的孙秀清，对我的诗歌习作给予了关注和修改。1982年初，上述二杂志分别发表了我的处女作《我想》和《信》，这是我诗歌创作道路上的第一行脚印。期间，另有一些诗歌见诸报端，但自己的诗歌创作技艺长进不大。加上“西安事变”的冲击和影响，诗歌创作出现了低潮。

回到地方后的1988年，我的小诗《日子》在《潍坊日报》发表了，这给了我不小的鼓舞。也就是那一年，我离开了周阳乡卫生院，被调到县卫生局上班了。之后，我的诗歌接二连三地出现在这张报纸上。从那以后，我的诗歌创作便不断出现高峰，这除了因为我的自信心得到了恢复之外，还在于潍坊日报社王存玉老师在默默地引导着我。但我一直没能见到他。1990年12月1日，《潍坊日报》第四版发表了我的《诗六首》，并配发了王存玉老师对我诗歌的评论文章《诗不应脱离现实》，总共占去了报纸的大半个版面，并且是潍坊日报创刊以来第一次这样推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诗歌爱好者，让我激动不已、感动不已。1991年春节前夕，我去了潍坊日报社，拜见了让人敬仰的王存玉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踏进久已向往的报社大门，在这位军人出身的报社文体部主任面前，生性怯弱的我没有感到一点拘谨，就像见到了久未谋面的老朋友一样。虽然我拙嘴笨腮、不善言表，但还是说了不少早就应该说出的话。时至今日，还有不少文朋诗友时常提起那一期《潍坊日报》，提起王存玉老师对我的关爱和提携。永远不能否认，那是我走上诗坛的第一节台阶。现在，王存玉老师已退居二线，但他还在关注我、帮助我。这本书的出版，就是他一手给我操办的。

在过去的岁月里，我去过不少地方，泰山、华山......北京、西安、威海、大连......山海关、黄河古道、八达岭长城、秦始皇兵马俑......等等，等等，但最让我怀念的却不是它们，而是长白山。

长白山深处的原始森林里，那厚厚的积雪上面，曾经留下过我走出家门的第一行脚印；那烟雨飘渺的山腰、树梢上面，曾闪动过我十八九岁的诗情；那漫山遍野、五彩斑斓枝头叶片上面，曾濡染过我长大成熟的梦幻。虽然我在长白山住的时间不长，从1979年11月到1981年8月，总共不到2年；虽然那里生活艰苦，煮黄豆当菜，常吃发糕、高粱米，冬天气温在零下40度左右；虽然那里人迹罕至，一年见不到几次老百姓，误入军事禁区的猎人必须蒙上眼睛、用车拉着在山沟操场转几圈再送出去......但是，我深爱着那里，至今依然。

在长白山，我的人生迈出了第一只脚？
在长白山，我的理想长出了第一根羽毛？
在长白山，我目前无法总结！

新兵连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北京、青岛、石家庄等大城市的青年人。他们有不断寄来的好吃的食物，有不断寄来的信件和女朋友的照片，直让我们这些从农村来的孩子眼馋。元旦过后，我们就被分到了连队，我被分到了三团一营一连三排九班任1号手。连里第一次组织数学、物理考试，我竟在所有新兵中考了第一名，这是我所始料不及的。自此，我的自信心开始增强，第一次真实地感受到了超过城市兵的快慰感。首战告捷，大大激发了我的学习积极性，从家里带来的高中课本，成了我不离左右的朋友。有空闲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创作的诗歌抄到炊事班屋山黑板上，这是我主动请缨办起的“战士诗苑”。我们是特种兵，平时的训练除了早操走走队列以外，其他时间几乎都是在教室里学习数学和物理电学部分、跑电路图、背操作规程。这给我的学习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第一年，我就可以辅导上海、武汉、重庆、大连的老兵；第二年，全连的新兵就由我带着上课，并由我主讲电学的一部分。1981年，全军恢复了高考。这年初，团里组织了全团数学、物理大比赛，每个连队选拔5名战士参赛，我的数学、物理都得了100分，为我连夺得全团第一名出了力，连里也因此给了我一次嘉奖。事实上，我上高中时的数学和物理成绩不是很好，是1980年的一个漫长的冬季给了我复习提高的机会。

陕西汉中的1979年老兵李水利约我一起复习，准备参加1981年的全军高考。于是，我俩就利用晚上时间开始了执着而又曲折的高考复习。先是在宿舍走廊里，我俩边烧着壁炉边学习，没过几天，班长说不行，因为说话声会影响大家休息。再到走廊尽头的教室，过了几天，班长说还不行，桌子、凳子响，影响其他班的同志休息。于是我们又搬到餐厅，可是好景不长，连长催我们挪地方，原因是餐厅连着厨房，夜晚开着门不利于官兵的饮食卫生安全；再者开着电灯，目标太大，有碍军事目标隐蔽。我俩只好再挪地方。思来想去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我俩就奔靠山坡的柴禾棚去了。柴禾棚里没有电灯，我们就买来了蜡烛用来照明。柴禾棚四面透风，脚底下又是雪水融化后结的厚冰，我俩只好头戴皮帽、脚穿大头鞋、手戴皮手套，趴在方凳上看书。过了一段时间，查岗的连长、指导员都发现了我和李水利。开始没撵我们，后来说点蜡烛极易引起火灾，就又把我们撵走了。尽管前前后后费了不少周折，换了好几个地方，我俩仍然没有气馁，继续想办法寻找复习场所。我俩一起上山打猪草的时候，我连的那一个小型养猪场叫我们开了窍，那里只有一名战士住着，彻夜可以亮着灯，还有炉子。接下来的日子，我便和李水利在那里复习了。那段时间，我们俩抽了不少东北旱烟。

高考预选时，我和李水利都被选上了，遗憾的是他因精索静脉曲张而被取消了正式考试资格。

在部队到外地拉练的前夕，我接到了西安第二炮兵技术学院的大学本科录取通知书。这是一连有史以来接到的第二份这样的通知书，尽管出发在即，但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还是逐个找我谈了话，并嘱咐我珍惜机会，努力学习。他们和不少战友都送来了纪念品，让我记忆最深的是1976年的北京兵刘建国，他从二连赶到一连，将自己珍藏的一本《天安门诗抄》郑重地赠送给了我，那上面有他当年创作并张贴在天安门那里的诗。他的意图很明确，就是希望我不断磨砺诗才，为人民和正义多写好诗。

在西安的日子里，我第一次开始了解城市人的生活，但我不喜欢这种嘈杂、拥挤、刻板的生活方式。最叫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历史古迹，半坡、兵马俑、华清池、大雁塔、钟楼等等，叫我心驰神往，除了学院组织的集体参观外，我还经常约同学一同前往，乐此不疲。这些历史古迹，在我日后的诗歌中都有反映，几乎成了我诗歌中最有分量的一部分。其中，《秦始皇兵马俑》被多种选集收录，《战争的残迹》获得全国“和平鸽有奖征文”二等奖。在学习之余，我还常常泡在图书馆里，看美国人写的《世界历史》，希望从中了解别的国家和民族对世界、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可惜的是，这部书成书较早，只让我看到了珍妮纺车、十字军东征、南北战争、蒋介石、延安和毛泽东等。那段时间，对我诗歌产生本质影响的当属哲学了，马克思、黑格尔、费尔巴哈的著作，成了我诗歌灵魂最有力的支撑者。今日想来可以说，没有哲学，便没有我的诗歌；没有对历史的思考，就没有我诗歌的现实意义。而“西安事变”的发生，则坚定了我“将诗歌进行到底”的决心。而“西安事变”的焦点问题就是在我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之间发生了一场哲学斗争，以我被取消毕业资格而告结束。至于其中的详情，目前尚不便公开，我将在今后的适当时候公之于世。在此我只想说，通过那次变故，我只有诗歌这一条路可走了，不准入党，不能提干，甚至不能在重要岗位上工作。

1984年，一个本可以十分优秀的少尉军官，却被安排到周阳卫生院干了一名会计。而这一岗位的获得，多亏了于秀珍大姐。她是我同学于道河的大姐姐，当时在县劳动局工作，她拿着我的档案跑了几乎是所有的县直企业，但没有一家肯收留我。无奈之下，于秀珍找到了县卫生局副局长李敬友，李局长知道我是李福杰的儿子，便收留了我。

1987年冬天，县卫生局对乡镇卫生院进行年终考核，上任不久的郇洪和局长首次参加考核并且来到了周阳。他看了几乎所有的科室，并对贴在墙上的我写的毛笔字给予了赞赏。那时，我的家在高诸路那儿，是于道河帮助买的三间商品房。1986年秋，妻子鞠述云在李家营镇演出，我去看她而没有住在高密。当我陪好友邓兆聪到高密给他岳父看病时，发现家中被盗，衣食住行之物全被盗光，如同搬了家一般。我向郇局长说了这种情况，并提出了调动工作的要求。1988年8月，李敬友、邱爱兰、王玉和来到周阳和我谈了调动的事，接着我就到县卫生学校上班了，我和王孚谅等人帮助柴家财校长筹备了招生前的各项工作，并于10月1日招收了第一批新生。是月，我又被调到了卫生局，先在政工股，再到办公室，后到业务科，一干就是8年。这8年，是我诗歌的成熟阶段，也是发表作品最多的时期。1992年，在王耀东老师的帮助下，我的第一本诗集《思想树》由天津白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在这本诗集的后记中我这样写道：“是郇洪和局长拯救了我的诗歌，拯救了我的灵魂。”这绝非溢美之词，而是发自内心。我在不少场合都说过，如果没有郇局长，我可能要在自卑和酒精中消沉下去，变得一文不值。参加《人民文学》函授，参加青岛笔会，到北京看望臧克家，出席各种诗歌研讨会，等等，郇局长都给我开了绿灯，并且报销了车船费乃至学杂费，使我有时间和精力接近我所钟爱的诗歌。1991年《人民文学》副刊第5 期发表了我的小诗《老家》，著名诗人韩作荣专门配发了题为《意象的魅力》的评论文章，称赞这首诗“充满了感性的魅力和理性的光辉。”同年12月，我的《潍坊三月》一诗获得“全国风筝诗大奖赛”优秀奖，并被收入由王存玉、李乃光主编的诗集《蓝天风筝情》。在潍坊国际风筝会开幕式上，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朗诵了这首《潍坊三月》。可以肯定地说，没有郇局长的赏识与支持，我断不会一步一步走到这一天。

今年国庆节放假之前，我曾对同事马瑞花说过，我要在假日期间写完这个稿子。现在只剩下1天时间了，我还没有写完。事实上，我在好多年以前就想把我的一些经历写出来，要么沉溺思考，要么半途而废，最终没能实现。本想把这篇文章写到几万字，将40岁以前的经历和感悟都公之于世，怎奈时光匆匆，自难把握，只能写到哪里算哪里。

1996年3月28日，我到市卫生防疫站上班了，这一天正好是我的35岁生日。报到那天，时任办公室主任的宫献升领着我到副站长朱孝廉家吃了到新单位后的第一顿晚餐。后来，宫献升与我一起具体操作了计量认证达标工作，这是我到新单位后参与的第一项重要任务，那时我任办公室副主任。1997年2月，我担任了办公室主任，并且与副站长徐金旗一道，具体操作并圆满完成了等级评审的艰巨任务，顺利通过了全国“县级一等卫生防疫站”评审验收。自那以来，我便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了，诗歌也就受到了冷落。九十年代中期以前，我每年发表的作品在100个左右，而到了卫生防疫站之后，每年发不了50个。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后悔，这里毕竟让我学到了许多诗歌之外的宝贵经验和知识，看到了更实际、更真切的社会各个层面。直到今天，我对自己的每一次选择都没有后悔过，包括离开卫生局。那一年，卫生局机关进行改革，郇局长有意让我与高镇田到乡镇医院干院长。我与高镇田便商定，他去干院长，我留下。在我看来，无论如何也不能忘了郇局长的知遇之恩。当时，中医院院长范作升要我，人民医院院长张继伟要我，审计局郝局长也要我。时任卫生局副局长的葛相金刚到卫生防疫站任站长、书记，他向我发出了邀请，卫生局党委副书记邱爱兰找我3次谈话之后，我便被葛相金收编了。时至今日，我一直庆幸自己的选择。虽然累一点，忙一点，苦一点，但我很充实、很自信、很乐观。到了卫生防疫站后，我开始在《人民日报》发表诗歌，并且出版了第三本诗集《二月寓言》，发表了目前自己认为最成功的报告文学《不屈的脊梁》，晋升了档案中级职称，这足以让我感到宽慰。

1993年7月下旬，我约好友牟文、邱昭山到北京去看望臧克家，最终我与邱昭山成行。在我们的心目中，臧克家无疑是一座丰碑。在北京期间，我们在东城区赵堂子胡同15号拜望了臧克家，并且合影留念；到《中国青年报》进行了参观、访问；到《中国红十字报》拜见了副总编；到新华社看望了高密老乡；到《农民画报》记者刘玉忠家里做了客；参观了人民大会堂；游览了八达岭、十三陵和圆明园......

在臧克家家里，那简朴无华的居室、和蔼可亲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四壁悬挂着茅盾、冰心、郭沫若的墨宝和刘海粟的一个大“寿”字，室中坐落着刘开渠大师为臧克家塑的半身铜像。拥有价值连城的财富，却没有一点铜臭味；拥有蜚声海内外的名气，却没有一点傲慢气，这与时下的大腕、大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叫人不能不久久沉思。臧老那年87岁，有点耳背，但牙齿没有脱落，一张口就是地道的诸城腔，令人颇感亲切。他的夫人郑曼70多岁，小女儿郑苏伊不到40 岁，一家人生活得有滋有味、充满温馨。我向臧老求了第二本诗集《涓流集》的题款，郑曼答应随后寄我。离开北京那天，刘玉忠特地到火车站送我们，并约好再访臧克家时由他为我们拍照。时间过去这么久了，也没再去北京，再去看望臧老。这当中，我去过信，也收到过郑曼和郑苏伊的回信，知道臧老身体不太好，时常住进协和医院。后来，郑曼又给我寄来了臧老的墨宝，臧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为我写下了《李丹平诗选》的书名已备以后使用。臧老的墨宝和他家人的信，我都好好地保存着，妻子鞠述云也经常拿出来看一下，与我共同追忆那些过去的美好时光。

从北京来到济南，我与昭山拜访了病中的孔孚。他患食道癌正在接受治疗，但乐观豁达的性格没有变。他送给我们诗集、诗论，并为我写下了“从无到有，诗之道也。丹平以为然否？”的题词。这句话已经被我印在了诗集《涓流集》的前面。孔孚现已作古，但他的诗才，他的“宇宙意识”，他百折不挠精神，将永远在我心中驻守。从济南回来，我写了大量的短诗，这与孔孚诗风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回到高密，恰逢莫言回来。我与诗友柳建明拜访了他，并参与了李章和策划的针对莫言的电台热线，我就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与莫言进行了交流。后来，我们一起合了影，谈了一些文学创作方面的事。那时，不少高密人不喜欢莫言和他的小说，认为他臭哼了高密人，贬低了高密人。他在给李大伟小说集《老人老枪》写序时写到，进行文学创作，至少可以使人活的明白些。文友官天强在一篇文章中也曾提到过这句话。我认为，对作者本人也好，对某个区域的一群人也好，活的明白些是十分必要的。我曾经说过，如果鲁迅活在今天，那么他将遭到更多的非议，但目前还没有谁能抹杀掉他的伟大。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事物、看待人，我们就会变的宽容，我们就会变的受人尊重。

苦难和不幸使人深刻，负担和责任使人博大。历经了坎坷和曲折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应该担承起怎样的使命。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诗人，最首要的是要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并且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实现它，无怨无悔，矢志以求。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千百年来的美好称谓。

当然，我无权强迫别人去选择什么，放弃什么。但我必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作出自己的选择，并且用诗歌释放出来的火星来擦亮众人的眼睛，用精神搭建起来的灯塔导引着前行的脚步。是的，诗歌不是哲学，也不是宗教，他只是一种文学样式，我们无法让诗歌担承起全部的责任来。而作为一个诗人，却必须对诗歌负责，为整个人类思考。20多岁时，我是这样想的；40岁时，我还是这样想；今后我还会坚持这样的观点。

过去我的一些超前思维，虽然当时没有被社会接受，但大都一一变成了现实。比如对马克思，17年前我就提出要辨证地看待和不断补充完善他的理论观点，并且指出了他的某些概念的错误。在当时，我成了大逆不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今天看来，我何罪之有？在《新华文摘》上，人们已经习惯了我过去曾经有过的动作，也没有人再大惊小怪了。因为我提出的一些观点，已经写进了《邓小平文选》的字里行间。虽然我因此而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我并不责怪他们，因为他们也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性，起码我允许他们犯一些错误。邓小平去世之后，葛相金站长诚恳地对我说，写一首悼念邓小平的诗吧！我说，那当然。不久，好多报刊上登载了我的诗歌《哭秋叶》。我并不想从这种斗争中为自己取得什么，我只是觉得应该这么做，不想隐瞒自己。十五大召开之前，我曾通过红旗出版社主编给江泽民总书记一封信，谈了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比如取消公费医疗、取消农业户口、取消乡镇企业、取消纪律检查委员会、取消省级以下计划委员会，大力普及私有化经济，在人大设立廉政公署，等等。在遭到不公正待遇之后，我还是义无返顾地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并没有顾虑自己的安危，我认为这就是诗的东西，是我永远都不能丢弃的。从屈原到李白、杜甫，从孔子到孙文、毛泽东，他们都有这种诗的东西充盈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虽然我无法和这些伟人相提并论，但我已经有了一种生命的自觉和英勇。

在我看来，生命都是平等的。蚂蚁和大象，总统和平民，乞丐和富翁，他们都不应当受到歧视或尊崇，都应当受到尊重和理解，都应当是平等和自由的。虽然在现实当中，我们还无法完全实现这一点，但我们不能放弃它。这不仅仅是诗人的责任，而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和不懈追求。有时我想，如果人们认识和理解了这一点，那么人类社会的前进速度必将大大加快。

1994年夏天，政协的鞠剑锋和市委的仪义直找我，说是让我帮个忙，我便答应了。那就是写一个撤县设市庆祝大会献词，当天下午我就把任务完成了，当时的市委书记张建国先生只改动了几个字就拍板定稿了。没料到，这竟成了我写献词、主持词、演讲稿的开始。从那以后，找我写这类东西的单位便渐渐多了起来。后来我想，如果没有诗歌的底子，我可能永远写不好这类稿子。

成人中专、国税局、妇联、实验小学、团市委、人民医院、报社、广播电视局、文化局、醴泉街道、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公安局、潍坊保险公司等部门和单位，都曾经让我写过演讲稿或主持词。我还为凯远公司、农机厂写了厂歌歌词，并被谱曲演唱。这类稿子写的多了，我就发现，原来诗歌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实用性，它可以把许多美妙的东西渗透到其他体裁当中。当然，这类稿子都是我在业余时间完成的，并且往往由于催得急，免不了加班熬夜。不管是哪个单位，我几乎都是有求必应，不要任何报酬。在我看来，能让写诗的笔来为社会提供一些服务，是人们对现代诗歌和诗歌作用的现实肯定，这也是我乐此不疲的一个首要原因。

今年的卫生系统文艺晚会，于继勇局长命我写主持词，我又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取得了成功。我认为，如果没有诗歌的帮助，我在写主持词的时候就不会这么得心应手。还有歌词，在这台晚会上由市卫生防疫站演唱的《卫生防疫之歌》的歌词就是我与站长葛相金共同完成的，李家全先生作的曲。在孙继进约我写歌词之前，我曾给谷建芬写过歌词，但没有被录用。1997年，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孙继进先生约我一起到了凯远公司，吴丽娅书记陪我转了他们所有的企业，我为他们写了《凯远之歌》，省艺术学院的李云涛副教授谱了曲，并录制了盒带。同年，孙继进先生又约我去见了农机厂厂长马金英，我为该厂写了厂歌《啊，高密农机厂》，李云涛先生再次谱曲。在这些工作中，我都没有提出过报酬的事。能为企业做点事情，是人家看的起我，我又拿着较高的国家的工资，做点奉献是十分自然和非常应该的。再说，我的一些努力和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单位争了点光，这又是我非常看重、甚感荣幸的。

我做的事情，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是有自己的原则和标准的。过去这样，今后还会这样。关于这一点，了解我的人都知道。

市国税局的于金红，是我给写演讲稿最多的一个，单位的、市里的、潍坊的、省里的，我都为她写过。还有市公安局的刘炜珊、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王丽萍、市文化馆的张敏等等，我都不只一次地为她们写过稿子。她们和她们所在的单位，给我打开了一扇扇窗子，让我了解到了更多的社会层面，积淀了不少诗歌之外的养料，自己的思维空间和眼界也就随之得到了拓展。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好的报酬。

另外，通过写这类稿子，还让更多的人了解了我的写作特长，增进了与不少部门年轻领导同志的友谊与联系，也提高了人们对我的认知度。团市委的万丽书记、张尔志、孙晓菲副书记等，都是通过演讲稿或朗诵诗而结识的。市妇联的钟波副主席也是这样。我是付出了一点，但与我所获得和人家所给予的相比，付出的这一点又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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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葛孝宝老师来找我，说是让我帮他出版一本书，我答应了，并帮他办成了。他的《谚语·歇后语集录》已于6月份正式出版，这是我知道的我的老师中出的唯一的一本正式出版物，作为学生，我当然为他高兴。他是1979年李家营公社“加强班”的语文教师和班主任，我是班长。20多年后他还记得自己的学生，关注着自己的学生，听葛老师说，他教过的学生有很多届，目前有成就的也不少，如张宝喜、苗金友、乔光明……对于这些学生，他就像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长大一样，心里充满着幸福感。而学生们做的还不够，包括我在内。当然，也有做得好的同学，像于道河、李唐、王强、张凯、颜政他们，他们给予老师的帮助都比我大。11月17日，病刚痊愈的葛孝宝老师招呼了我们十几个同学，为了书的出版，在园中园饭店小聚了一下，并在凤凰公园合了影。22年了，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师生之情、同学之情仍然那样真切如初。在酒桌上，我以班长的身份像以前上课那样大声喊了声“起立”，同学们端着酒杯，齐刷刷地站了起来，向老师敬酒。那一刻，我看到不少同学的眼中，充满了纯真与激动。那一天，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同学外，还有陈志华、王凤亭、毛成龙和王启星，臧叶传也打来了电话……

还有一位葛老师，他约自己的一帮学生搞了一个“新世纪师生聚会”。这位老师叫葛月殿，现任柴沟镇党委书记。那一天去的同学也有十几个，都40岁上下的人了，见了面还是像上高中时那样打打闹闹，彼此叫着对方少年时代的绰号，那种亲密无间的感觉、坦诚率真的样子，着实叫人感到亲切。同事任喜叙给我们的聚会拍了照、录了像，记录下了那段相聚的时光。面对40岁，李希贵、张作栋他们为一中的学生写下了“为40岁做准备”的校训。真的应该是这样，人到40岁也就到了人生的黄金时段，是已经成熟、该出成绩的时候了。在我们聚会的同学当中，颜军是目前学历最高的，是我们高中同学中唯一的一位博事后。他从加拿大回国办事，正好碰上这次聚会，为这次“新世纪师生聚会”增色不少。李玉军大概是我们高中同学中行政职务最高的，他那天也专程从潍坊赶了过来。戴学仁、褚世强、李乃芹、王敏、宗海燕、钟继旺、王继友、傅希兵、王汝好、刘才美、陈光祥、臧瑞萍、臧贻英也都来了。我们来自不同的部门和单位，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和价值取向，但我们相处得是那样融洽，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没有官吏与百姓的隔阂，欢笑声、掌声时常响起，充盈在春天里，充盈在人心中。我在西安上学时，颜军曾去看过我和杨德军，那时，他在哈工大读研究生。后来，也时有书信来往，他出国留学后见的就少了，每次回来也都是来去匆匆。那年加拿大总理访华，他是访华团成员，同学们也匆匆与他小聚了一次。我与戴学仁等人的同学聚会每年有几次，但高中师生较大规模的聚会，这是第一次。这次聚会中，不少同学向我问起或谈起高兴良的事，他已在好几年前因脑溢血去逝了。在李家营医院病房里，我与颜丙权一起看了他最后一眼，最后一次握了他的手，抚摸了他的头发，他已经丧失了语言功能。他去的那一年才30多岁。最近，现任柴沟镇党委副书记的王钦好同学患肝癌住进了北京301医院，颜军去看了他，并放下了1万块钱。我们在慨叹之余，不免感到人生如梦，也不免觉得时间紧迫，应该赶快行动。

两次师生聚会之后，我又经历了一次战友聚会。正如师生聚会一样，也是自发的、偶然的。没有预先计划，只是随便一聚就找到了十几个战友。除了3团、6团、10团的，还有120部队的。有的当兵时并不熟识，但一见了面，就密切如故。这些战友中，我能叫出名字的不多，因为我在连队里的时间太短，我记得戴学忠、臧敏、曹庆光、杜立志都在座，十几个人平均每人喝了1斤商羊神，有的又喝了一些啤酒。这真应了那句话：“酒逢知己千杯少”。事实上，高密1979年入伍的共有930人，除少数留在部队外，大部分已经回到地方，我们只是其中的极小部分，即使这一小部分的战友聚会，也是目前我参加的唯一的一次。这次战友聚会叫我想到在连队时的老乡聚会，那是1980年春节，几个其他营、连的老乡到一连找我和徐怀德等小聚，我们便穿上皮大衣、揣上白酒、罐头，徒步到深深的山谷，几个人在雪地一坐，把酒临风，侃侃而谈，在离家几千里外的原始大森林的怀抱里憧憬着未来。想想那时，我真想说那句话：年轻真好！

我能走上写作的道路，原因是复杂的，而开始报告文学创作的原因却很简单。

1991年，诗友赵希臣从潍坊来高密找我联系写一篇报告文学，我就和他一起为当时的柴沟医院院长范作升写了《高密卫生之星》。从那以后，我便开始了诗歌以外的文字写作。10年间，我在《人民日报》、《健康报》、《中国卫生信息报》、《中国中医药报》、《大众日报》、《北京科技报》、《深圳特区报》、香港《文汇报》等报纸和《时代文学》、《风筝都》等杂志发表了近几百篇报告文学、散文、消息、评论、通讯和歌词、朗诵诗，写下了为数不少的演讲稿、主持词。

1997年，我写了一篇自己认为最投入的报告文学，那就是《不屈的脊梁》。在采访过程中，副站长姜玉亭提供了不少素材，他能说，记忆力又好，使我在3天内就脱稿了。这篇报告文学影响广泛，先后在《人民日报-市场报》、《时代文学》发表，后被报告文学集《情系军旅》收录，至今已不知有多部少典籍摘录了这篇文章。今日看来，这些利用业余时间匆匆写就的文章，的确给我增添了不少压力，也的确锻炼了我的文笔。事实上我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对于写作一向是乐此不疲。写作似乎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虽然这点成绩根本算不上什么。

对我而言，没有朋友的帮助和关怀是不能有资格走到今天的，对于写作是这样，对于生活也是这样。

1986年借了7000多元买房，1987年紧接着被盗近3000元的财物，家中连床被子都没有了，那时我真正的一贫如洗了。为了帮助我度过难关，卫生局救济了200元，周阳乡卫生院救济了100元。那时我每月的工资是70多元，这300元是我4个月的工资，可真算得上“救济”了。当时任卫生局财务科科长的王秀华女士，发动卫生系统所有的会计为我捐了款，有10元的，有5元的，总计200多元。还有许多亲朋好友慷慨解囊，资助了我几千元。这些款项的确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使我们一家顺利度过了严冷的冬天。当时任卫生局业务科科长的王健女士，她儿子穿过的衬衣、裤子、毛衣、鞋子，连续几年都给了我的儿子，为我家节省了不少开支。

回想起那段经历，我常常感到人间真情的真实，也常常为现在的条件而知足，以至于把钱看的很轻，把人间冷暖看的很重；把物质的东西看的很轻，把精神的东西看的很重。大概人都这样，经历了风雨之后，总会进入一种新的生命状态。

从西安回到地方以后，我一直念念不忘我白白丢失的本科学历，梦想有一天重新取得。煮熟的鸭子飞了，我要重新煮一只。

1993年，我与卫生局党委副书记邱爱兰一起报名参加了文秘专业的自学考试，并于1995年4月取得了大专毕业证书。在这3年的自学时间里，我们与宋书全、昝立新组成了4人学习小组，不管春夏秋冬、雨雪霜风，几乎每天都集中学习到晚上10点，有时学到深夜。后来我想，如果当初我顺利拿到本科证书，我可能不会这样刻苦学习了；如果我顺利地当上军官，我可能已经被优越感扼杀了。1999年，我又与宋晓红、朱小梅、王爱青她们考上了山东省委党校文秘档案专业大本班，2002年就可以毕业了。与我的一些大学同学相比，我走了一些弯路，遭受了更多的挫折，甚至多吃了若干屈，但我一直没有后悔过、自责过。痛苦和挫折激发了我负重奋起的决心，不幸和灾难造就了我坚韧不拔的性格，直到今天我还在为20年前的理想和目标而不懈奋斗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如果有机会，我还想读硕士、博士，一生都不会放弃学习。
我原来学的是导弹自动控制专业，回到地方就用不上了。先是干会计，上了业余财会中专班，取得了几张单科结业证，于1989 年晋升了助理会计师职称。1997年，晋升了卫生医师职称。1999年，晋升了助理馆员职称。2001年11月12日，又晋升了馆员职称。前前后后10余年，我一直在学习、学习、学习，从没有间断过。因为善感，我忧国忧民；因为愚钝，我不断学习；因为正直，我无怨无悔。

现在，我常常感到自己的无知与浅薄，学的越多，不知道的面就越大。在诗歌方面，我原以为自己懂得不少，可是现在看看，自己又懂得些什么呢？诗的本质是什么？发展方向在哪里？我茫然。我还曾以为自己对歌德、泰戈尔、普希金他们了解不少，对他们的作品几乎悉数收藏了，可是看了赵仁东收藏的泰戈尔的诗集后才发现，我竟然还缺着一种版本。别的暂且不说，只这么一件小事，就足以看出我自信后面的缺陷与不足。坚持学习还这样，如果放弃学习又会怎样呢？着实不敢想象。人们常说“人过40 不学艺”，我看这话是不对的。

11月25日，在档案局的万素文办公室里，彭君建议我挑头成立一个“诗歌沙龙”，免得个人单枪匹马地去闯。事实上我早就有过类似的想法，并且与鹿书信、邵春生、陈雪梅、柳建明他们商议过，但由于平时太忙，一直未能如愿。在别的县级市，他们大都有一些群众性的诗歌小组或协会什么的，创作也活跃，总体水平和成就也大。高密的诗歌作者队伍很大，估计不下几百人，平时常找我的诗友也有十几人，但在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不多。也许以后有机会，我会热心搞一下的。

写新诗的没有“沙龙”，写格律诗的倒成立了一个“潍坊渤海诗社高密小组”。大概是1998年，我与宋林茂、罗相诗作为第一批会员加入了渤海诗社，以后又吸收了刘宪韬等，成立了“高密小组”。通过每月一次聚会，相互交流探讨一下，的确有助于诗的长进。现在，小组又扩大了，新加入的有万兆金、尚希魁、王守正、邹长春等。最近，《渤海诗草》刊登了高密诗词选，我市的格律诗创作群体第一次走出去，我们都感到高兴。

我们没有诗歌组织，对外交流只能是“个人行为”，影响了高密诗歌创作在全国的地位。那年桑恒昌来，大概只有我和鹿书信一起接待了他。今年，刘浏回来，作陪的也只有李大伟、蔡素洁、钟兆伟等人。还有一些北京的、威海的、济南的、潍坊的、日照的诗友来高，也往往临时找一些高密诗友作陪，显得没有“团队精神”。清朝我们有“三李先生”创建的“高密诗派”，在全国颇有影响，而之后呢？

我真希望有一天“高密诗歌团队”能在全国诗坛占一席之地。如果我们真的把诗歌作者团结起来，创作出好作品，把高密叫响，这对于全市的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乃至经济建设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在我的接触和交往中，不但写诗的人关注诗歌，而且不少从来都不写诗的人也在关注着诗歌。如单亦明，在没任卫生防疫站副书记前，就曾通过别人要过我的诗集。近年来，每当我有诗歌发表，他总能背出几句来。有一次他见了我，猛然地对我说：“不管被掩埋在地下，还是被抬举到高空。只要到达灯泡，我就发热发光”。叫我一下子没有摸着头脑，片刻之后才想起。这是我才在《高密日报》发表的《电的自白》中的一节。他品味诗，他说诗有滋味，耐嚼，我说他是不写诗的懂诗者。还有卫生局局长于继勇，有一次我们坐在一起，他竟然能背出我的小诗《山泉》的句子——“一直被石头挤着压着……如果不是被排挤，我可能永远不会出人头地”。他懂诗、爱诗、关注诗，并且有着诗一样的对生活、生命的感悟。

像单书记、于局长这样的人我见过不少，他们对诗歌就像球迷对足球、票友对于京剧那样，是推动诗歌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从中也可以看出，诗歌还是有人喜欢的，诗歌还是有市场的，我们不必为诗歌的存在价值产生怀疑。

我曾给高密一中、向阳中学、夏庄一中的中学生讲过诗歌，他们十分踊跃，并且有不少同学在校报、校刊甚至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了诗歌。我估计，在全市中小学中，爱好诗歌的人可以数以千计。每当看到这些年轻的诗歌爱好者有诗作见报，我心里总会有一种踏实感。

40岁周围有很多男人、女人，有很多大事、小事，全部记录下来是不可能的。出这本“大杂烩”，写下这样的后记，本意是对前段的写作情况做一下总结，谁知竟时断时续地写成了这个样子。由于平时工作太忙，没有时间静下来进行全面系统地构思，只好有空就写，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其中不足自然难免。好在人生尚处在“现在进行时”，还有时间进行修正和锤炼。

卫生防疫站的工作不同于卫生局和医院，文件多、检查多、应酬多，而且有着最广大的社会接触面，因而办公室的工作也就十分繁杂。局机关有业务科，医院有医政科，卫生防疫站的业务综合管理任务全在办公室。还有发不完的文件、写不完的材料、应酬不完的事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业余创作是相当艰难的。我曾经拟订了一个写作计划，那就是到60岁以前出10本书，本书是第4本，还有6本的任务。从最近几年的速度看，必须抓紧时间才行。但不管怎么样，我会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而不懈奋斗的。

在所有这些书中，我想以诗歌为主，像这样的诗文杂集是不得已而为之，今后应该避免再出。

走到40岁回头看看，才真正懂了哲学上的那句话：“人，是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

                                                                       作者
                                                              2001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