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疏于对诗歌的重视与关注，这在陕西文坛是一个存在了很久的事实。从表面现象看，似乎是因为当代陕西文坛在小说和散文方面的巨大影响，掩盖了陕西当代诗歌的实际成就，而根本的原因在于长期忽视诗歌在文学中的重要作用而一再疏于理性的关注所致。其实，正是陕西诗人与陕西小说家、散文家的共同创造，才造成陕西文学的整体繁荣。稍事梳理一下新时期的陕西诗坛，毛锜获过全国新诗奖，王宜振获过全国儿童文学奖，刘亚丽获过《人民文学》年度奖，耿翔获过《诗刊》年度奖，伊沙获过《明天》双年奖，沈奇获过《当代作家评论》奖等。步入新世纪的陕西文学，应该尽快结束陕西诗歌多年失于呵护的局面，让历史的遗憾不再复生为遗憾的历史。

    记者：陕西诗歌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如何？

    沈奇（著名诗人、诗评家、西安财经学院文艺系教授）：仅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被称之为“新时期文学”以来的陕西诗歌进程来看，陕西并无愧于“文学大省”的称号——由谢冕先生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陕西有伊沙、李汉荣两位青年诗人入选，占新时期青年诗人入选额的8％；由台湾张默、萧萧主编的《新诗三百首》，被两岸专家学者誉为“跨海跨代，世纪之选”，陕西有沈奇、小宛、李汉荣、赵琼、李岩、仝晓峰、南嫫7位中青年诗人入选，且占到全书百年入选诗人的4％；其他海内外多年来各种各类重要诗选，也从来没有少过陕西诗人的份额，且见诸于英、德、法、日、瑞典、拉脱维亚及世界语等多种文字的译介，并先后有伊沙、沈奇应邀出席瑞典、日本、拉脱维亚等在国际上有名的世界诗人大会，为陕西诗歌走向世界扩展了影响；素有新时期中国诗歌“黄埔军校”之称的诗刊社“青春诗会”，陕西先后有梅绍静、杨争光、耿翔、刘亚丽、伊沙、秦巴子、李岩等近10位诗人入选参加，比例也不小。另外，新老几代陕西诗人，在生存条件十分艰难的境况下，出版个人诗集也不下千种。可以说，除北京、上海、四川之外，陕西当代诗歌的总体成就，在全国算是名列前茅的一大板块，无论是不断涌现的有影响力的代表诗人，还是总体创作的质与量，以及在现代诗学方面的贡献，都已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方重镇，其真实的历史和实在的影响，无论在陕西省还是在国内海外，都并不逊色于陕西的小说与散文。只不过这种影响，因为其特殊的进程和受文化转型的冲击，更多呈现为一种潜在的、离散的、边缘化与体制外的状态，很难为与主流为伍、与时尚共进的人们所认领而已。

    记者：陕西曾涌现出不少杰出的诗人和优秀的诗作，您作为诗人，从您的切身感受来讲，陕西诗人目前的生存状况是什么样的？

    尚飞鹏（著名诗人）：在中国做一个优秀的现代诗人很难，在陕西就更难了，这有三个原因。其一，陕西是古典诗词的发源地，尤其在唐朝，诗歌的繁荣达到极限，以致几千年来它一直统治着中国的诗坛。这固然在一些人看来是一件好事，但对于一个现代诗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难免被冷落，这种冷落是同时代人对同时代人的冷落。现代诗歌创作如果失去现代人的审美观照，失去当下存在的价值意义，我们的诗人就会陷入最大的困境。其二，号称文化大省的陕西，让人奇怪的是，自从建国以来就没有创办诗刊（指官办），这种忽视是不是来自一种对古典诗歌的崇拜，是不是对现代诗歌语言的重建失去了应有的信心，是不是诗人的自身常常处于被动的状态，是不是需要一些沟通，需要一些理解？连培养诗人的阵地都没有，又谈何重视，又如何发展？陕西的诗人们，已经习惯了散兵游勇的流浪与创作生活，习惯了求助于兄弟省市的刊物发表一点作品。现代诗人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他们自身生存都是问题，能够坚持创作，就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三，不呼唤精品，整个文坛就会自然地堕落。在诗歌自身发展的规律中，也会出现很多问题，那是由于创作与实践脱节，或者形式与内容，或者诗歌语言和外来语日常用语之间的矛盾，这都属于正常状态。诗坛经过大浪淘沙，金子就会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真正的诗人在经济浪潮中，既没有下海，又没有搁笔，而是坚守着这块纯净的圣地。所以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不论社会怎么变迁，真正的诗人一直在寻求上升或正在上升到另一个高度。陕西的诗歌群体，能在以上三种情况下还坚持写作，坚守自我，坚守孤独的灵魂，实在是一件难事。实际上，坚持现代诗歌的创作，就是对传统诗歌的继承。在这里我要用崇高和伟大的词语来形容他们，因为他们只有放弃了庸俗，才能走向高贵，他们的追求是没有退路的。

    记者：为什么陕西诗歌无法像小说、散文一样为人们所关注？

    张志春（著名诗人、西安工程科技学院文艺系主任、教授）：全国各地的诗歌都不如小说那样为人所关注，好多诗人流失转行。陕西亦然。影响首先源于作家与作品自身的魅力。但其它因素不可低估。从20世纪80年代起，陕西一些理论家就组成笔耕组，专注于陕西小说家的研究，这就客观上形成一种整合的力量，一部部作品的深层意蕴在解读中为大众所接受。加之“陕军东征”之类的创作业绩和媒体的造势，形成陕西小说集束性的效应。再说小说可改编为画册，影视戏剧，形成艺术衍生的生物链般的持续影响。而陕西诗歌似乎很少有这种格局与效应。小说与生俱来有种平民性，它有故事情节有命运描述，所以它的读者一般是越界的；而诗歌难免有贵族色彩，讲诗有别趣言外之意，讲格式韵律什么的，真正的诗歌读者的文化准备相对要多一些，其读者就没有那么普遍的了。陕西以小说为主体的多种刊物，有专门的《小说评论》，有专发散文的刊物。但是，除却民间刊物，却没有一个正式诗歌创作或研究性刊物。诗歌要在社会站稳脚跟，一是要有持之以恒的解读，好的诗歌需要知音来理解；二是应有相对自在的传播平台与方式。陕西诗坛还有一个不该被忽略的诗人群体，即用传统汉诗格式创作的老诗人老学者群体。仅省诗词学会就1000多人，加上散落各地者就更多了。他们大多处于朋友交流和自娱自乐状态。他们的诗歌专集每年出版少说也有百本。但这是一个封闭的群体，不知是历史的原因还是观念的束缚，他们大多自疏于文学界外，文学界也视其为陌路行人。于是乎，一个规模宏大的现代汉语诗歌创作群体和诗集成为诗歌界的盲目区。这种状态不应持续下去了。

    记者：陕西诗坛存在什么样的困境，在如今诗歌大环境比较萧条的情况下，陕西的诗人又是如何坚守诗坛阵地的？

    沈奇：我的一个感受是，陕西文学界及文化界对诗歌发展漠不关心——近20年没开过一个像样的诗歌研讨会，没出过一部像样的陕西诗选，仅有的一部比较完整、有一定文献价值的诗选《长安诗家作品选注》，还是由日本汉学家前川幸雄先生编著，1995年在日本用日文出版的。一向以“长安”（在世界文化史中，这个名称不仅代表着汉唐帝都，也代表着诗国之都）为荣的所谓“文化大省”之陕西，按说，早该有自己的诗歌节、自己的经典诗选、自己的当代诗歌史以及当代文学史、当代艺术史、当代文化史等，让世人不仅是从口号上而是从文本上切切实实地感受到“文化大省”之博大精深，但至今仍是痛心者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点理想而已，现实的状况未见有任何改变。如此恶劣的生存条件，迫使陕西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们西出阳关、东出洛阳、南下北上以及远赴海外寻求出路，或自生自灭，都似乎与陕西无关。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不是一个诗的时代，普泛的公众远离诗歌，是文化转型之过渡时空的必然现象，真正的诗人也不再幻想成为时代的宠儿，而只寄希望于“无限的小众”，更不会为现行文学体制的功利计较与偏狭心态而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也从来没有希望从现行文学体制中去获取一点什么。但作为体制本身，它有责任为文学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呵护与激励。而所有这些问题，实际解决起来并不难，只是我们多年已习惯于有几位著名小说家、几部获奖作品撑足了门面而了事，从不细究这门面后面是否还存在什么缺陷和危机。

    记者：有人认为，是市场制约了诗歌的发展，您对此怎么看？

    张志春：市场与诗歌有关系，但其因果链并非那么简单。在商品经济面前，诗歌似乎不能短平快地创造收益，诗人似乎不能借创造诗歌来丰衣足食，更不用说尊严而自由地生存了。例如小宛执着于诗，在相当长的时期要依靠朋友的资助才能维持生存，这一情景似乎就是诗人诗境的象征。但市场经济的理性与算计会引起反弹，人情的冷落与疏远会唤起对诗情的向往——快节奏的生活会让人们隐隐觉得生命的空壳化，从而期待诗歌来营造并暗示眼前景身边物所涵蕴的意义世界。于是，诗歌的创作呼唤与消费需求也在这种土壤里滋生。甚至有些短平快的诗歌产业在我们身边发生，如手机短信，如广告文辞，如嵌名题诗等等。这些固然有诗歌泛化而引发审美疲劳的弊端，但却也证明了市场还开发出诗歌潜在的世俗消费空间。

    记者：陕西诗歌的发展前景如何？我们的诗人应该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努力，我们的社会又当为之创造什么样的环境？

    张志春：陕西诗歌前景应该是乐观的，这是可以预期的。就诗人而言，要有不断进取的变革精神。真正的诗人都是与变俱存的，既定的诗坛规则不是让有作为的诗人遵守的，而是让他们去冲撞超越的。打破既定的诗情定势，拓展固定的意象内涵，重组诗歌的思维模式……，应是每一代诗人的法定义务。诗歌是千古的事业，无胆无识，何以千古！就社会而言，要有容诗人之量，要有厚德载物的宽阔胸襟。尊重诗人，尊重创造的自由，给诗人以探索尝试的自由。对诗人来说，要兼融众美，不同的流派，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的审美意趣可兼容而互补。鼓励诗论家多层面多角度地解读诗人与诗作。诗人的形象与诗歌的地位当然要在读者的阅读中定位，但深层内涵的激发，一方面要时代际遇的撞击，而另方面则需要诗评家创造性地解读。陕西诗歌评论有沈奇、李震等，他们的诗歌批评对陕西诗歌的发展起到了良性效益，在海内外都有一定影响。希望有更多的评论家介入陕西诗歌。这里是一片有所为的文化原野。吟诵和歌唱应成为诗歌的主导传播途径，要提倡。诗歌需要以美的形式来传播，需要氛围。诗歌沙龙可以遍地开花，学者、诗人、诗歌爱好者、官员、企业家可以共同营造与参与，像福建那样。媒体对大学校园里的诗歌活动应予以关注与鼓励。经典诗歌可吟诵，也可付诸管弦。在国外，歌德、席勒、普希金、海涅、莱蒙托夫的不少诗歌曾谱曲传唱。唐诗宋词今天唱得余音绕梁。想想当年，《黄河大合唱》、《解放军进行曲》和《松花江上》等一批经典之作都产生在三秦大地上，这能不给我们带来某种启迪和联想？日本吟诵汉诗，其吟诵的流派号称80余家，我们为什么不传承汉唐吟诵艺术，在吟诵上下一番功夫呢？我们有那么多积淀深厚的诗学家，有那么多优秀的诗人，有那么多音乐家，若联手岂能不建构一片诗艺的新天地？倘若经常在街头台前听到诗歌的吟诵，时时在校园内外听到诗词的歌唱，那将是诗歌之幸，人文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