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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年新诗会的连续举办，并且在会上评选年度桂冠诗人，有关人士又发话要坚持下去，在诗歌早已退出文坛中心的今天，实在值得关注。关注的人多了，评头品足的声音也自然多起来，其中最热的话题恐怕就是朗诵了。
诗歌朗诵古已有之，最早的时候还是诗歌与历史传存的唯一手段，许多民族的早期历史就是通过史诗口耳相传，《荷马史诗》是其中的伟大典范。在此后的岁月里，或慷慨悲歌，或浅唱低吟，诗歌（创作）与歌诗（朗诵）从来就是一体之二面。所以，朗诵问题原本不是问题，为什么现在成了激烈的问题？比如诗人于坚，坚称朗诵是对诗歌的谋杀；我等研究文学史的人也觉得如今的朗诵，简直是对诗歌的亵渎，曾经著文直骂当下“没有文化的朗诵”，引来附和声阵阵。如此，不由得静思沉研一番，有了些发现，“供述”出来，以就正于方家。
首先，可以肯定地说，传统的诗歌朗诵绝不是现在这样的，还有一些接受旧式教育的人在，比如北大的文怀沙先生，也还曾在电视访谈时吟颂过新旧体的诗章；一些已逝的诗人大家，比如唐文治老先生，年前我还弄到了一盘他健在时唱录的古歌诗，无不韵味悠扬，如饮甘醇。
那么，何时形成了现在这种朗诵传统呢？由于旧体诗肯定不是像现在这样朗诵，我们就可缩小范围，从新诗的产生和发展开始考察。最早写新诗的一班人，像胡适、刘半农他们的诗，无法像现在这样话剧般地朗诵。早期诗歌中，能够朗诵出现在这种调儿的恐怕得郭老沫若领衔了。考察至此，让我很兴奋：从这里，我们终于打开了当代朗诵的潘多拉盒子。我们知道，郭老早期的诗歌开启了中国新诗激情澎湃的左派之门，这种诗歌是非常适于话剧式朗诵的，而郭老又恰恰是一个优秀的革命话剧作家。此后，由于长期的革命与抗战的需要，比如，要在大会甚至街头朗诵以鼓舞和激励人心士气与斗志，浅唱低吟是不行的，话剧与口号式的咆哮呼号在其时最有用处——尽管有损于艺术——那原本讲不得艺术了。
革命胜利后，话剧与口号式的诗歌朗诵方式得以巩固进而形成传统，以至于待到新的诗歌样式比如说朦胧诗起来，也还是得在一定程度上借助这种“传统”的诗歌书写与朗诵方式，其代表人物北岛与舒婷早期的诗歌就是如此，他们自己也都常常在大会小堂以至街头地角如此朗诵自己的创作。后朦胧或朦胧后诗歌，是越来越个人化的写作，这种个人化写作当然是不适合那种设定了许多听众的话剧与口号式的朗诵的。这种个人化写作在革命年代也未必不是主流，当然出于革命话语与意识形态的需要，他们不可能成为革命与口号式的大众朗诵的主流而已，不过她在新时代里得到了很好的隔代继承。
所以说，当诗歌创作发展到了现在这个程度，而我们的朗诵还停留在“革命”年代，未免太落后于时代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于坚所言朗诵是对诗歌的“谋杀”，我是同意的。但是，诗歌（创作）与歌诗（朗诵），本是一个相得益彰的优良传统，北京大学吴相洲教授等的专门研究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到了当代，诗歌朗诵与诗歌创作是否像于坚所言那么水火不相容呢？当然不是。写诗的人也在读诗，许多情况下是朗读与吟诵，自己的诗当然更要读，就像作曲的总要走走琴调一样。比如，诗人多获得华语传媒文学奖时，即席朗诵，就深深拨动了一众好诗者的心弦。这种朗诵多是读给自己听，或者扩大为三五同好，至多也不过施诸小众的圈子，断然不会出现时下电视上那种由基本不懂诗当然更不写诗的演员、主持等朗诵给同样九流杂陈的听众，那样的朗诵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对诗歌的“谋杀”，是无助于诗歌创作与发展的。
当然，过于个人化的写作与小众化的朗诵也不利于诗歌的发展。在我们这个时代，诗歌式微，的确还真需要“歌诗”相助。那么，什么样的朗诵帮得上忙呢？我以为，诗人的事交给诗人吧，给诗人们或爱诗的人多些朗诵的机会。千万别像现在这样，绝大多数的诗歌朗诵教习都是教话剧的，绝大多数的公开场合的诗歌朗诵都交给了不懂诗歌的话剧演员之流。而当有人质疑为什么不让诗人自己登台表演时，回答竟是诗人们的形象多不太合适表演。——诗歌本是心灵的歌唱，如此让位形象，夫复何言！遥想当年诗人、词家，除了自己的朗诵，还将所作付与青楼歌女，这些青楼女子多半是好的诗人或解诗人；当水井边、田头上，妇孺皆唱白诗、柳词，他们是打心里喜欢这些诗词的，绝不会为了表演。让朗诵回复到摒却表演、表现心灵的境界，诗歌与歌诗才会相得益彰，诗歌创作才会走出狭隘的个人化写作的迷圈，中华民族的诗性传统才会得到赓续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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