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缺少市场，当然有培育问题，更有千百年形成的消费误区：

　　一是小儿背诵。家家的小宝贝，都上一门课：背诵古诗。不管有无诗才，也不管能否爱之受之，背！直背得在幼儿园里能诵，在客人面前能唱。“天才!天才!”换来几句赞叹，让爹妈脸上红光一片。这种效果之一，就是让大多数的背诵者，记住了幸福的
儿童时代还有痛苦的回忆——“苦背诗词”。如同犯人出狱后追求自由，长大了，在他们能自我选择生活的时候，首先就选择了远离诗歌。

　　二是情书抄用。青春期的躁动与追觅，在表达不清时，在目标不明时，在情况危急时，想起的救命稻草，抄诗!大概十有八九的抄诗者，平时读得不多，找来的那几句，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于是“诗”就与“失”相连，诗歌不幸成为失恋与失意的替罪羊，储存在年轮深处。寻寻觅觅，凄凄惨惨，诗意者，失意也。

　　三是理论家引用。现代理论家创造新体系，推出新学理，当然要有新的例证才行。找例证，长篇小说太长，诗歌短小最好；于是诗歌，特别是“新”字头的，“后”字头的，最能造出新理论的气氛。由于这种反向消费，理论一次次的强迫了情感，情感也就早早地丢下诗歌外套，出逃。

　　诗歌“快餐化”消费，无论是在小儿层次、初恋人群还是蹩脚理论家那里，都是以最终拧干诗歌中的情感而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