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1889—1966)被公认是20世纪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人们把她同“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相提并论，称她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也就是说，两位大师分别主宰着俄国诗歌的乾坤，照亮了俄罗斯诗坛。

　　阿赫玛托娃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歌翻译家，我国伟大诗人屈原的千古名篇《离骚》的第一个俄译本，就出自她之手。除《离骚》外，阿赫玛托娃还翻译了唐宋诗词，有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梅尧臣的《秋雨叹》以及李白的《金陵城西楼月下吟》、《灞陵行送别》等名家杰作。俄罗斯人民能最早欣赏到这些优美动人的中国古典诗词，首先应当归功于她。

　　女诗人的传奇一生充满悲剧色彩。她成名于十月革命前，初期以写抒情诗驰名。作品细腻动人地揭示了女性的感情世界和内心秘密，尤其深受青年读者的衷心喜爱。人们把她同古希腊著名女诗人萨福相媲美，称她为“俄罗斯的萨福”。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她的诗已引起我国诗人的注意，郭沫若曾将她的两首抒情诗译成中文，并给予极高评价：“她的著作表现着这位天才的抒情诗人之古典的清澈意味与其沉着的用词。她的疏淡的韵文很喜欢用颠倒的简语。革命并没有威骇了她，依然在苏维埃共和国度她的生活。”

　　然而，自从1921年阿赫玛托娃那已离婚多年的前夫、著名诗人古米廖夫因所谓的“反革命”罪被枪决，她的厄运便由此开始。她的作品一律不予发表和出版，并被批判为“贵族文化的一片残叶”，“地主庄园暖房里的花朵”，“不知是荡妇还是修女”。

　　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阿赫玛托娃再次遭难，儿子因是古米廖夫之子，在31年里三次坐牢。卫国战争期间，国难家愁一齐压到她的心头。年过半百的女诗人变成一名不知疲倦的勇敢战士，积极参加列宁格勒保卫战的后勤工作，到电台发表保卫祖国、打击侵略者的演说。她还以诗歌为武器进行战斗。她那些短小精悍、铿锵有力的诗句很受红军战士的喜爱。他们不仅能背诵，而且把诗刻在碉堡里，写在坦克上。阿赫玛托娃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人们很难相信，这就是当年以吟诵爱情著称的“俄罗斯的萨福”。经受了严酷生活的磨炼，她的思想与艺术日臻成熟，从而进入了创作的新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尽管阿赫玛托娃的思想与艺术经受了考验已达到一个新境界，但无情的政治风暴还是朝她席卷而来。1946年的决议把她打入十八层地狱。她被开除出作家协会，连那张作协会员的粮食配给证也被没收，成为无业居民，断绝了经济来源。

　　关心她的朋友想来看望她，她拒绝了：“我正受监视，房间里有窃听器，凡同我联系的人都受到牵连。”斯大林经常问他的下属：“我们的修女现在怎么样啦？”她必须每天两三次在家里的窗口“亮相”，好让街上的便衣知道她既没逃走，也没自杀。

　　“丈夫在坟里，儿子坐监牢……”她在诗中这样诉说。作为女人有谁比她更不幸？两次患心肌梗塞，她以为自己的末日到了，没想又活了过来。只是从此行动不便，独立生活很困难，这对孤身一人的她来说比死还要难受。

　　巨大的不幸像山崩般重重地压下来，压在这个孤苦伶仃的孱弱女子身上。但她没被压垮，而是以特殊的精神力量支撑着，直到曙光降临。

　　阿赫玛托娃自幼受过良好教育，精通多种外语。在诗歌不能发表的日子里，女诗人靠翻译外国诗歌来糊口。她对朋友说：“翻译同写作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工作，我不能从事心爱的诗歌创作，迫不得已才从事翻译。”然而阿赫玛托娃是个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的人，无论做什么事，只要去做，就一定要竭尽全力地去做好，追求完美。她在翻译领域内取得巨大成绩，不仅翻译技巧令人折服，而且涉及国别之广也让人惊叹。她译诗的范围从西方一直到东方。

　　在一次偶然的阅读中，阿赫玛托娃从英法诗歌译本里发现了中国古典诗歌，这些艺术精品的巨大魅力让女诗人怦然心动。她不禁惊叹道：“啊，世上还有这么美的诗歌！”她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毅然将中国诗坛上的精粹之作译成俄文。在精神备受摧残的情况下，在异常艰苦的环境里，她逐字逐句反复推敲、锤炼，力争使译文达到尽善尽美。阿赫玛托娃就这样成了一位促进中俄文化交流的有功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