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传播中，诗歌易记易诵的效果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体现。

　　关于这一点，自《诗经》以来的两千多年中所产生的无比丰富灿烂的古典诗歌作品无疑已经为我们做出了绝好的回答。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读者，可以比较容易地记住或诵出《诗经》甚至《楚辞》中许多作品的全部或片段，但对于同时期的《左传》《战国策》却顶多只能记住一些事件大概或片言只语，一般读者也根本不会产生背诵的念头和兴趣。人们可以完整地背诵李白、王维、王昌龄、李商隐、苏轼、李清照、陆游等人的大量诗词，但一般不去背诵散文作品（个别有诗意的作品除外），更不用说去背诵《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等小说作品了。

　　也许有人会问：你说的都是古代诗歌，它们本身具有语言优美、节奏感强的特点；而到了新诗，这种易记易诵的特点还存在吗？这的确是个问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新诗传播难道已经不再具有易记易诵的特点了吗？

　　从时间积累看，古诗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和积淀，而新诗只不过百年历史。即使就这百年新诗看，也产生了许多容易记忆和背诵的诗篇。各阶段、各种风格的诗都有，无须列举篇名。与当代诗人食指有过接触的人都知道，食指能够一字不落地背诵自己写过的诗作。而对于一个新诗爱好者来说，背诵一些新诗名篇，也实在不是什么难事。

　　怎样看待新诗中日益显著的“音”和“义”、“看”与“听”的矛盾、分化问题？朱光潜曾将诗的演化分为四个时期：有音无义时期、音重于义时期、音义分化时期、音义合一时期。朱光潜指出：“文人诗虽不可歌，却仍须可诵。歌与诵所不同的就在歌依音乐（曲调）的节奏音调，不必依语言的节奏音调；诵则偏重语言的节奏音调，使语言的节奏音调之中仍含有若干形式化的音乐节奏音调……文人诗既然离开乐调，而却仍有节奏音调的需要，所以不得不在歌词的本身上做音乐的功夫。”朱光潜虽然主要谈的是古诗的发展，但同样适用我们对新诗音义分化的分析。新诗的音义分化比起古诗来要远为严重、复杂、多样，但即使如此，在新诗发展的各个阶段也还总是有人在诗的语言文字本身的音乐性上下功夫，留下了许多易记易诵的佳作。如果有人质问：现在诗人所写的诗，难道还可记可诵吗？那么我们也可以反问一下，如果把现在的一些诗放到百年新诗的背景之下，甚至放到几千年诗歌传统的大背景之下，那么它们究竟还有多重？诗歌作品的偶尔不可诵，是否也像散文类作品的偶尔可诵，终究只属于个别现象呢？

　　只就那些主要供“看”的诗来说，新诗传播中是否还存在易记易诵的特点？确实，今天的诗人在音义分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追求诗的意义内涵和哲学思考，使大量的诗歌变成了只能“看”不能“听”的东西。这正是新诗传播所遇到的一大问题。新诗能否再走重视声音的道路，这是无法回答的问题。不过可以预料的是，至少肯定会有一部分诗人，是不会完全抛弃诗歌的声音成分的。退一万步说，即使我们完全不考虑诗歌的音乐性成分，那么在易记易诵的程度上，诗的传播还是会明显优于散文类作品的传播，因为诗歌这一文体还同时具有篇制短小、语言精粹的特点，此外还具有形体排列方面的特殊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