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还轩词》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安徽省图书馆古籍部。在满是霉味的故纸堆里，意外看到一本手工刻印和装订的当代人的词集《还轩词》。作者是两年前才逝去的、我缘悭一面的古籍部同仁、扬州女词人丁宁。《还轩词》是丁宁的自选集，按年代分为4卷共204阕。她逝世后，古籍部的老先生们，当然也包括时任古籍部主任、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苏梅珍女士，收集到丁宁未收的诗、歌计10首，以及未收的词10首，成拾遗一卷，附其后。我甫始翻阅，即被丁宁的绝世才情所倾倒。

    《还轩词》此前还有过两次油印本和一次手抄本。第一次油印，是1956年丁宁应20余年的老朋友、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专家周子美教授的请求，自选词作分三卷，题为《还轩词存》，送给周先生。这是54岁的丁宁第一次同意将“纸上呻吟，即当时血泪”的词作，集中向外人开放（1933年词学家夏承焘曾向丁宁索旧稿，丁宁写了一首极为感人的词谢绝了）。已经62岁的周先生个人出资，并“董其缮校之役”，至1957年夏“始获写印”。周先生在跋中说：“昔者，先叔梦坡翁曾与朱疆村年丈，于杭之西溪秋雪庵建两浙词人祠堂，祀唐张志和而下千有余人，而闺阁词人数甚寥落，舍清照、淑真外无著名者。今君（指丁宁）所遭较漱玉、幽栖（李清照有《漱玉集》，朱淑真号“幽栖居士”）为尤酷，而其词之低回百折，凄沁心脾，虽不外个人得失，亦未始非旧社会制度下呻吟之音也。”在当时“反右”运动的政治氛围下，同样是“旧知识分子”的周先生，刻印这些“呻吟之音”，难免心有余悸，因而更显得难能可贵。

      此后直到1980年春，78岁的丁宁在病榻上，整理了1957年后的词稿，合并为4卷，移名《还轩词》，交其私淑弟子、青年邻居卓孟飞先生油印成书。这一年的9月，丁宁就在极其简陋的砖墙茅顶的宿舍中仙逝。

 《北山楼抄本》

       在这两次油印本的中间，1975年11月，正是江青“轰轰烈烈”要当“女皇”之时，还有过一个手抄本。华东师大中文系著名教授施蛰存，偶然受人委托打听丁宁消息，始从周子美处获知丁宁其人其事。但因为多年来悉数为同好索尽，周先生手头竟然再也找不到一本《还轩词存》了。施蛰存辗转从杭州友人处借得一本，便爱不释手。年近七旬的施先生，用蝇头小楷手抄一本，这就是《北山楼抄本》。施先生在跋中说：“余展诵终卷，惊其才情高雅，藻翰精醇，琢句遣词谨守宋贤法度，制题序引亦隽洁古峭，不落明清凡语，知其人于文学有深诣也。并世闺阁词流，余所知者……俱擅倚声，卓尔成家。然以还轩三卷当之，即以文采论，亦足以夺帜摩垒。况其赋情之芳馨悱恻，有过于诸大家者。此则词逐魂销，声为情变，非翰墨功也……余亦以为抗日之战，成就一还轩矣……漱玉古人矣，还轩犹在。百劫余生，寄迹皖中，隐于柱下（安徽有天柱山）。水远山长，余亦无缘识之。因手录一本，资假日讽诵，寄我心仪。”这位纯净的老人（施老当时怎么会有如此心境？），对丁词除了直白地表达赞颂和向往，竟未置一句可以用来在当时环境下明哲保身的批评。

       施蛰存何许人也？在我这个文学青年的眼中，不啻天神，高不可攀。前辈大家如此推崇的丁词，为何不能正式出版？其实不难理解，那是个“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英雄浪漫主义的时代，丁宁的“呻吟之音”有悖于时代声音。1957年周子美所印的数十本（大约只印了50多本。周子美毕生从事古籍版本的整理和研究，知道什么才是好的版本。他用了最好的纸张，最好的装帧，这对于靠工资养家的周先生来说所费不菲，无力多印）油印本出来后，流布稍广。也许是在60年代初，有人批判丁宁“处幸福之世，为酸楚之音”，丁宁一怒之下，将《还轩词存》寄了一本给郭沫若，想从郭沫若那里得到肯定。从丁宁孑然一身弱女子，颠沛流离于战乱中所养成的甘淡泊、重然诺、轻生死的傲骨侠胆看，这实在是非同寻常的。早在三四十年代，丁宁就在江浙一带，与词坛巨擘夏承焘、龙榆生等，包括一些政要在内的“诸公”时相唱和。但她从不屑借力于“东风”。她那时写过“秋来尽有闲庭院，不种黄葵仰面花。”———葵花仰面向阳，丧失气节，犹如那些为日伪效劳的人（日本国旗为太阳旗），所以她不取。郭沫若于1963年3月5日给丁宁回了一信，并附上近作两篇以为丁宁“抛玉引砖之报”。这位既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又是《女神》作者的浪漫主义的革命诗人，对丁宁的词既爱又惜。他首先肯定了《还轩词存》“清冷澈骨，悱恻动人，确是您的心声”，接着又表示“微嫌囿于个人身世之感，未能自广”。他细心摘录了丁宁词作中具有豪放气象的词句，祝丁宁“朝这方面发展……以时代的感情为感情，脱却个人哀怨，开拓万古心胸”。

        这之前约半年，60岁的丁宁意外接到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到黄山参加知识分子座谈会。这等于说丁宁一生呕心沥血的词作，在解放后不断批判“旧知识分子”的环境下，得到了代表人民的党和政府的肯定。这是丁宁一生中最为幸福的时光。1962年8月赴黄山途经长江裕溪口，她写道：“满汀晴雪秋光好，莫指芦花笑白头。”

        我从古籍部同事那里知道，包括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在内，很多人都向出版社推荐过《还轩词》，但始终未获正式出版。在我看来，当代词坛毛泽东是豪放派的伟大词人，而丁宁是婉约派的伟大词人。千年以来，除了李清照高高在上，除了李煜的痛苦呻吟，我不知道还有谁能在婉约词的创作上达到丁宁的成就。而且因为时代变迁，今后能不能有，也渺茫不可期。虽说“酸楚之音”不是时代强音，但丁词的艺术成就毕竟也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能借出版加以保存和推广，实是憾事。我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准备了充分的说辞，敲开了素不相识的安徽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黄勤堂的办公室。谁知，黄先生浏览了郭沫若的信和周、施二人的跋，就立即同意出版《还轩词》。唯一的要求是要有注释，而且斩钉截铁地表示出版社找不到注释者，他只接受出版已完成注释的《还轩词》。

 一样玉精神

        我既喜又惊，兴冲冲赶回古籍部，和同事们细数了有可能完成丁词注释的人。我准备逐家逐户去劝说，但很快知道这是徒劳的。因为熟悉和喜爱丁词的人，不是年龄过大精力不济，就是身兼要职，在当时百废待举之时难以分身。我想自己上马，但发现难度很大。一是丁宁幼时屡遭家庭变故，加上婚姻不幸，使得她17岁开始潜心学习了3年的佛学，她词中有一些佛教典故当时很难查到出处；二是丁宁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分辨得很清楚，而且十分执拗，“反右”和“文革”期间她都写过一些表示不满的词，这些词可想而知极为晦涩难懂。

       好在我当时还有一腔热情和不自量力的闯劲。我唯觉孤单，更怕一个人贻笑大方，历史追究起来脸上搁不住，便力劝卓梦飞也加入进来。在我自愿承担了最难的注释工作，并且答应由我统稿后，生性淡泊的卓君点了头。

        这以后的艰难困惑我已经记不清了。总之，在我借出差之机跑了几个著名寺院，和一些高僧大德通了几封信；并在花费了我3年间几乎全部的业余时间和精力，仍有注释不了的几首词不得不予以删除后，1985年8月《还轩词》终于由安徽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印数3000，定价0.75元。留在我印象中的，一是当时身兼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年近古稀的诗人刘夜烽（其亡妻吴坚1935年在扬州国学专修学校读书时，丁宁在那里教授古典诗词。不久，抗战爆发，刘夜烽与吴坚一对少年情侣，携手走上抗日前线。解放初期，夫妻俩与丁宁在合肥不期而遇，从此保持了纯洁浓郁的师友之情，逢年过节总是为丁宁“具壶觞”相邀，以扬州土语“共话西窗雨”。这是孤独一身的丁宁，唯一可以享受到的世俗温暖。惜1964年44岁的吴坚抛下“寂寞安仁，弱龄儿女”撒手人寰，两年后“安仁”刘夜烽再婚，丁宁竟拍案怒斥宣布绝交。丁宁对人对己之严苛，由此可见一斑），一面在灯下更显拥挤的书桌上用笔大删大改注释稿，一面嘴里喃喃有词表示不满。我每次重新写过，这位前辈总是逐词逐句予以推敲。一是在华东师大黄昏的林阴道上，我从背后看见一对白发苍苍的老人手挽手在散步，有人告诉我，那就是周子美夫妇（抑或施蛰存夫妇？我记不大清了。从互联网上施先生80多岁时的照片看，眉毛很像。但读施蛰存文章，洒脱幽默，其行事应不像当时对我执礼甚恭的老人。其时应是1984年的夏天，我出差到上海,事先没打招呼匆忙跑到华师大，得知一位老人不巧正在外地开会）。我叫了一声，老人转过身来，高大，清瘦，腰背微曲。待我通报了姓名，他竟抛下老伴，颤巍巍碎步跑来——用的是标准的古人对尊者所用的“趋步”。我急忙上前扶住老人，看见老人白眉毛白面皮，肌肤也白得似乎通体透明。那一刻，我见到了庄子笔下“藐姑射之山”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形象。今天，我愿借丁宁几句赞扬水仙花的词，颂扬这位（无论是周是施都一样）历经战乱和动乱，埋首学术之心却益发纯净的老者：

         一样冰姿，一样玉精神，一样亭亭素影，姑射是前身。

 何时不为“稻粮谋”？

        《还轩词》出版后，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写信来向我要。一是当时的发行渠道不畅，想买也买不到；二是定价便宜，不便言及购买。我前后从安徽文艺出版社购买了大约200本，散寄各地。但我今天从偶然保存下来的周子美先生给我的一封信上看，我并没有立即寄给周、施二位老人。《还轩词》出版于1985年8月，而周老这封信落款是6月11日，最早也只能是1986年的6月11日了。其时周子美已调到古籍研究所，所以我寄到图书馆的书信，辗转费时才到周手中。周信说：“昨天收到大示，并还轩词两本”；“这部书我的同事施蛰存教授也有提倡的功劳……我想请你能寄一本书给他”，并特地注明了“因为我的两本抽不出一本给他”。

        我当时为什么不立即寄给与《还轩词》的出版极有渊源的周、施呢？想来想去，唯一能解释通的就是“丑媳妇怕见公婆”。可我又为什么先周后施呢？也许是我在犹豫了很久之后，想到当年周先生冒着政治风险以一己之力刻印《还轩词存》，今天终获国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起码可以告慰老人“政治风险已经解除了”。而对施蛰存先生，则无此必要。他看到我生吞活剥的注释，也许反而会心中隐隐作痛呢！可是，我今天重新咀嚼周信中“这书校对、注释都是很高水平”的话，深为自己的“小人之心”而负疚：没有海涵万物的胸怀，施、周二人学术上焉能有所成就？要是施、周在我犹豫期间驾鹤西游，我哪里去找原谅自己的地方？感谢上苍，我通过“google”查到，1999年时，住在师大一村的104岁的周子美，虽然子女不在身边，但受到了居委会和社区志愿者很好的照顾，自言有信心“跨世纪”。2000年3月，华东师大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编的《嘉业堂抄校本目录———天一阁藏书经眼录》。而从1995年《施蛰存七十年文选》自序中看，时年80多岁的施蛰存，心态年青、幽默，肯定也会是期颐寿翁。

       作为注释《还轩词》的副产品，更为了先期给《还轩词》的出版作宣传，我花大力气写了题为《丁宁及其〈还轩词〉》的论文，被安徽《艺谭》季刊吞吞吐吐（当时“左”潮余威尚存，给丁宁这样的“旧词人”盖棺论定，为人所忌讳。所以，我至今还深深感谢当年签发此稿的《艺谭》编辑部主任的勇气）接受后，未动一字发表于1984年的第一期，忝为“文学谭”栏目末席，其首席是《列宁在和庸俗社会学斗争中的文艺思想》。谁知，紧接着出版的那一期《新华文摘》、当时极有影响的学术性刊物，就全文转发了拙文。19年过去了，我基本上忙于“稻粮谋”，再没有写过有质量的论文。

       今天，我翻阅《还轩词》和那篇论文，还为自己当年的热情和胆大妄为所激动。虽然注释生涩僵硬，可不时也有令我惊喜的地方：这么难的典故，怎么就给我找到了呢？唯一使我羞于见人的，是后记中欲盖弥彰的一名谎言：“为尊重作者，仅删去少数几首艺术境界显得重复或过于晦涩的篇章，基本上保持了《还轩词》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