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诗歌产生于一九七六年春北京天安门广场爆发的伟大的“四五”运动。在中国人民同万恶的“四人帮”进行殊死搏斗的历史关头，诗歌成了这场革命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和直接战斗武器。就产生的背景、发挥的作用及其体现出来的文学与政治之间如此密切的关系来说，在中外文学史上，天安门诗歌都是罕见的文学现象。
 
 　　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举国上下，万分悲恸。然而“四人帮”却欣喜若狂，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择手段地压制和阻挠人民的悼念活动，并肆无忌惮地散布流言蜚语，继续诬陷周总理，而在这些罪恶活动的背后，他们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目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早就被他们破坏国民经济、摧残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罪行激怒了的中国人民，在沉默中思索，在思索中前进，终于在清明节前后采取了历史性行动。三月底，南京首先出现了反对“四人帮”、保卫周总理的大幅标语。接着，郑州、福州、西安、太原等地的人民，也冲破了“四人帮”的重重禁令，以各种方式举行悼念活动。对周总理的悼念，就是对“四人帮”的宣战。人民的这一历史性行动，在全国的心脏北京，规模最大，表现得也最为充分有力。四月五日前后，数百万群众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用泪水、黑纱、白花、诗词、挽联、花圈、誓言、讲演、血书……表达对人民的好总理的刻骨铭心的哀思，怒斥和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那几天，天安门广场变成了庄严肃穆的奠堂和营垒分明的战场，久蓄在人民心中的爱与恨，象火山溶岩一样迸发出来。“四人帮”在伟大的群众运动面前，胆颤心惊，坐立不安，他们利用一切组织手段，动用所有的宣传机器，妄图扑灭人民愤怒的火焰。然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巧妙的斗争艺术，不断地将斗争推向高潮。在这种情况下，“四人帮”为了挽救自己的厄运，动用暴力把“四五”运动中的英雄们投入血泊之中。伟大的“四五”运动虽然受到血腥的镇压，但在这场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革命、光明与黑暗的生死搏斗中，人民是胜利者。人民用自己的行动乃至鲜血，迫使“四人帮”彻底暴露了他们与人民为敌的凶狠嘴脸，在更大的广度与深度上促进了全国人民的觉醒，从而为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动乱的光辉的十月胜利，准备了最重要的群众基础，在我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彪炳千古的一页。

　　周扬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富于戏剧性的。‘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覆灭的丧钟。”①作为“四五”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同“四人帮”英勇斗争的日日夜夜，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张贴了成千上万首诗词。这些诗词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普普通逼的工人、学生、农民、战士、干部……他们以不可遏止的激情，在自己诗词中表达了人民对周恩来同志的深沉的爱和对“四人帮”的无比的恨。当时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赞美这些诗词的：

　　　纪念碑前洒诗花，诗刊不登报不发。

　　　莫道谣文篇篇载，此是人民心底花。

　　　（《神州正演捉鳖兵》之十）①

　　正因为如此，它们在亿万群众中就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诵者声泪俱下，听者热泪盈眶，读者奔走相告，抄者废寝忘食。它们象一团团烈火使人民心中的爱与恨越烧越旺，象一把把利剑刺向“四人帮”的心脏，在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揭露敌人、打击敌人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四五”运动被镇压，天安门诗歌被“四人帮”诬蔑为“反动诗词”，它们的作者和诵者、抄者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然而人们并没有屈服，在“四人帮”“追查”、“销毁”的道道“命令”面前，仍然冒着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把它们藏在蜡烛里，壁炉中，花盆内，土地下……使它们在“四人帮”垮台后得以重见天日。

　　在抄录、搜集、收藏、整理和编辑出版天安门诗歌的工作中，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童怀周（汉语教研室十六位同志的集体化名）和七机部五○二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革命诗抄》编辑组，贡献最大。他们顶着“四人帮”的高压，甘冒坐牢杀身的危险，搜集并分别于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编辑、出版了《天安门诗抄》、《革命诗抄》。此外，《世界文学》编辑部《心碑》编辑组、二一一厂等单位，也先后进行过天安门诗歌的抄录、搜集、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

　　　列宁曾经这样赞誉过《国际歌》：“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①在“四五”运动中，天安门诗歌就具有这样的作用。来自各行各业以及各地的数百万人，素不相识，也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然而战斗的旗帜却那样的鲜明，意志却那样坚强，步调却那样一致，其奥秘就在于天安门诗歌中所表现的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拨动着人们的心弦，把人们从思想感情上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

　　　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无限热爱和对“四人帮”的切齿痛恨，是天安门诗歌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