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柳亚子先生在谈到传统诗歌时曾经悲观地断言：“……旧诗，只是一种回光返照，是无法延长它底生命的……再过五十年，是不见得会有人再做旧诗的了。”然而60年后的现实却使他的预言落空了——传统诗词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传统诗词复兴已成现实

    “新诗作为诗歌王国独生子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1世纪将是新诗和格律诗联起手来的世纪，是新诗和格律诗比翼双飞，同荣并茂的世纪。”10月25日，首届中国诗歌节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开幕。在作为诗歌节主体活动的“诗歌论坛”上，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郑伯农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瞩目。
    据他介绍，近几年来传统诗词发展很快，呈现出复兴景象。目前中华诗词学会拥有会员1万多人，加上各省市自治区及县一级诗词学会的会员，全国经常参加诗词活动的人员达百万以上。据粗略统计，全国约有500多份公开或内部发行的诗词报刊，不算诗词集，光是这些报刊发表的诗词新作，每年就在十万首以上。主要刊登新诗的《诗刊》的发行量从鼎盛时期的54万份下降到3万余份，而《中华诗词》却从最初的几千份增长到2．5万份。每年一些大的诗词比赛往往能征集到数十万份作品。更加可喜的是，创作传统诗词的不光有老同志，许多青年学生也投身其中。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福州等近百所大学都成立了校园诗社，经常举行传统诗歌朗诵会。沈阳师范学院的学生诗社印制的一本打印稿诗集，汇集的作品竟然有上千首。
    这些数字和现象说明，传统诗词已经摆脱了五四以来的困境，不但没有衰亡，反而走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历程。传统诗词复兴已成现实。

    内外因素推动传统诗词复兴

    众所周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包括诗词在内的传统文化曾受到激烈批判。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古典诗歌已经走入穷途末路，传统格律已经成为绞杀诗情的绳索。他们用激昂的语言宣判了传统诗歌的死亡，热情的呼唤着新诗的诞生。新诗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然而近百年过去了，传统诗词为何没有衰亡，反而再次复兴呢？
    大气候决定小气候。一些学者认为，传统诗词的复兴与近些年来传统文化的复兴有关系。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地位的上升，人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五四时期彻底抛弃或改造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逐渐转变为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传统文化。儒学、书法、国画、传统戏剧、民间手工艺等越来越受到政府和民间的重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华传统文化中独特的美学价值、认识价值等被再次发掘出来。传统诗词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复兴的。
    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所长谢冕认为，传统诗词的复兴与近些年来的“回归古典”思潮有关。他把中国新诗的发展特征概括为“去古典化”，其好处是贴近了口语、贴近了现实，但是发展到极端就是远离了诗意。过于自由的特点使得新诗成为“用中文写的外国诗”、“分行写的散文”。他说：“正是凝练、精深、朗朗上口的特征，让古诗能够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可是回头再来看看我们的新诗，诞生百年来，虽为后来却未居上，能有哪一首诗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之类妇孺皆知呢？”
    郑伯农认为，传统诗词复兴的内在原因在于格律诗也能表现新的生活、思想和感情。毛泽东诗词就是典型代表。一位美国的华侨诗友曾对他说，过去是有水井处必有柳词，现在是有华人处，必有中华诗词，必有毛泽东诗词。他的诗词不但生动地表现了当代革命者的思想感情，而且表现得如此深刻，如此感人，这实际是用创作实践对传统诗词过时论的最有力反驳。以前传统诗词之所以受到批判和冷落，根本原因不在于形式问题，而是它远离了现代生活语境。毛泽东诗词的巨大魅力证明：传统诗词并未失去表现力，它是能够表现当前新时代的。

    传统诗词与新诗

    尽管传统诗词拥有一支庞大的作者队伍，但精品力作，尤其是富有时代大气的振聋发聩之作仍然很少。传统诗词作者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与新诗作者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传统诗词的繁荣并不意味着新诗的衰落。
    郑伯农等学者认为，应当正确对待传统诗词与新诗的关系。二者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传统诗词和新诗不是你进我退的关系；同时也不必硬把二者混合起来，企图创造出一种具备二者优点的新诗体。他说，新诗很自由，接近口语，易学易懂，能够很方便地容纳各种各样的内容；但不够凝练，比较散漫，缺乏形式美，难记难诵。格律诗凝练，概括性强，朗朗上口，易记易诵；缺点是艺术规范太严格，语言和口语有距离，不易掌握，不易普及。但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既有长处有短处，想创造出一种只有长处没有短处的诗体是不可能的。
    他说，我们的诗歌不能只有一种诗体，诗要繁荣就要百花齐放。诗词作者要想成大器，就不能把自己关在诗词的小天地里，他应该学习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东西，包括向新诗学习。新诗界的朋友学习传统诗词更是不言而喻。新诗工作者和诗词工作者应当联起手来，共同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诗的优劣高低，不决定于文体，只要有真挚的感情，积极的思想，美好的意象，不论新体旧体，都是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