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跟几位朋友聚餐，不记得从什么说起，我背诵了一首咏蝗虫的诗：蝗虫飞呀飞，飞来就落定。落定就吃光，吃光就飞走。朋友中有书画大家，有戏曲研究家，还有大律师，都是博古通今，但对这首看似五言绝句，可四句谁也不挨着谁，全不押韵的这样一种体式，不免咄咄称奇。于是我宣布，这不是我的杜撰，而是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所作，我在近六十年前读到的戈宝权先生译品。大家反复朗读，念道，涵泳其中，体会其韵味，还力求牢牢记住的同时，很是笑谑了一番。

　　几位朋友大约都不是洋诗的熟读和酷爱者，但他们对这首蝗虫诗所表现的兴趣，真让我感动。回家马上翻箱倒箧，找出了时代出版社１９４７年出版的《普希金文集》，一翻，不对了，并不像我说的位居开篇第一首，而是在第２０页，且三、四两句是七言，跟我背诵的意思虽同，文字则有出入。诗题《蝗虫飞呀飞》，诗末注明１８２４年，并有注解，不知是苏联编者还是中国译者注的。二、四两行，各空两格，估计是按诗人原作的样式，现照录如下：

　　蝗虫飞呀飞，飞来就落定；落定一切都吃光，从此飞走无音信。这一译文该是忠于原作的，第三句强调了“一切”都吃光，第四句“从此飞走无音信”，似比“吃光就飞走”显得“雅”一点，不那么秃不喇的，有点余味——仿佛那蝗虫飞走后人们还盼着它捎来音信似的；这就不是对遭遇蝗灾的简单写实，有了一点“浪漫主义”吧？

　　但从注解看，这首诗倒确是对一次蝗灾的纪实：“１８２４年当普希金在敖德萨总督府供职时，总督伏龙卓夫把他作为一个小官员，派他去调查蝗灾区域，这使得普希金气愤异常，据说他回来后，就写了这首短诗，作为报告。”按：诗人生于１７９９年，当时二十五六岁，少年气盛，不知深浅，冲撞领导，后果如何？经查文集中戈宝权先生编的年表，果然，就在１８２４这一年的８月１１日，“普希金因敖德萨总督向沙皇递呈非难其行为之公文，遂被逐出当地，并在宪警押送之下，遣送至其父母在普斯柯夫省之领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幽禁”。看来年轻的诗人若非出身贵族，就会直接押送到监狱去了。而侥幸得免牢狱之灾的普希金，当年１０月写出长诗名篇《茨冈》（我国有瞿秋白等的译本），第二年写出了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第一章，完成了历史悲剧《波里斯·戈都诺夫》。可见，诗人不适于做那个小官，更适于驰骋想象于城市与乡野之间，历史与现实之际。

　　我绝无看轻蝗灾报告之类的意思。只要不是敷衍塞责以至弄虚作假，而是真正有助于减灾救灾。我们今年报上也多次报道了蝗灾灾情，基层干部并呼吁要加强灾前防范的投入，别等已经成灾，这才层层报批采取措施，云云。这就是现代传媒的作用，普希金当时没能做到的。

　　从小我就知道蝗虫之可怕，一经飞蝗过境，庄稼寸草不留。不过，它的为害总是局部性的。而去年公款吃喝全年已达6000个亿，那就超过蝗灾总和不知多少倍了。因此，朋友们对这首诗的关注，其实或不在于诗。只是我因误记误传，歪曲了戈老的译笔，应该负责更正。我把戈译原文抄了三份，分寄友人，附言说，多半是当年互相传诵时，为了顺口做了篡改，不可诿过于人也。由此亦可见记忆之不可靠，故失去记忆亦不足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