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亲爱的你张张嘴/风中话想会让你沉醉/亲爱的你跟我飞/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亲爱的来跳个舞/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飞跃这红尘永相随/追逐你一生/爱你无情悔/不辜负我的柔情你的美/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飞跃这红尘永相随……
　　这是当前广为传诵的流行歌曲《两只蝴蝶》的歌词。

　　大凡对现流行歌曲有研究或感兴趣的人都能觉察到：近年来流行歌曲中的歌词逐渐形成与古典诗词和现代诗词结缘的趋势而被听众接受。如早年由歌手毛宁唱红了的流行歌曲《涛声依旧》便直接演绎自唐代大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台湾歌手黄安所演唱的《包青天》主题歌《新鸳鸯蝴蝶梦》也抽取了李白的《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中的诗句“抽刀断水水更流”。歌手李春波自己作曲并亲自演唱的《小芳》是完全以自己诗作《小芳》为词的。这样，流行歌曲的说唱方式，就通过古诗词和现代诗歌的中介而使听众达到对其深层次的理解的效应。我们认为这种渗透是流行音乐提高的方向。就在这大趋势下，它虽然同样是流行歌曲的演唱方式，但因歌词有较深邃的意境而是对流行歌曲的浅薄直露的超越了。它不是仅属于生理需求的情感宣泄，实际上是有着审美意味的表现了。就以上述《两只蝴蝶》说，不仅日夜响在街头，也吟唱在中老年人的口中，其受欢迎程度是空前的。原因何在？不仅是因它的说唱方式，更主要的是它的歌词实际上是流传千古的“梁祝”化蝶的当代版。这就是看不见的“文化”这双手所起的作用。文化，或者说艺术，它究竟起到什么作用？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它使孤立的人，打破深锁自己的门走出去，找到同类。发现他们的经验不是孤立的，而是共同集体的经验，他的痛苦和喜悦，是一个可以与人分享的痛苦与喜悦。孤立的个人因而可以产生归属感。“它使零散的、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接而转型成精神相通、休戚与共的社群。”

　　众所周知，音乐的传达主要是借助听觉神经系统的，听觉不像视觉那样容易一目了然，更不能像触觉那样因为微弱的刺激便能引起有意注意，它的感知往往是间接的、个别的，绝大多数贯穿于无意识状态之中，因而更需要外界明显信息的提示和帮助方可领悟。因此，现代部分流行音乐便开始注意到这种不足，就设法用独白的方式强化其中的语义取向，而进行深层上的弥补，以便达到被听众感悟的效果，现代歌手李茂山和林淑容合唱的《迟来的爱》中有这么一段女方独白：“我知道，一切都太迟了……我羡慕她，同时也给你我最深的祝福。”它道出了一个纯情少女对那段美好、温馨的情缘被错位的惋惜和愧疚，然后经过歌手的吟唱，听众便很容易进入那种深沉、迷茫的状态，达到心心相印的“感悟”。另外像《想说爱你不容易》、《中华民谣》等歌曲，也都因独白的引入而达到“同工”的效果。

　　不仅现代流行音乐如此，随着社会文化修养的普遍提高，现代经典音乐也出现了当今（甚至以后）的欣赏热。理查德·克莱德曼在西方世界几乎掀起了继弗兰西斯科·李斯特后的钢琴“巨热”。他的演奏曲《命运》、《罗密欧与朱丽叶》、《海边的阿狄丽雅》等，风靡世界各地。但是笔者认为，这场克莱德曼钢琴热的关键不仅在于演奏家的高超演奏技艺，更在于他以通俗化的“变奏”形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双层的意象空间。有人对他的演奏嗤之以鼻，说他弹奏的曲子很华丽，虽是贝多芬的谱子，但不是真正的贝多芬。可我们却认为，它普及了贝多芬，功不可没。

　　我们之所以说流行歌曲为俗音乐，就因为它的通俗的语义，它近乎口语的说唱和直白的抒情直截了当地迎合了青年人情感宣泄的需要。它的不足，显然在于仅仅是青年人发烧于“音响”，满足于他们身体和听感的需要，也仅仅满足于这种需要而已，但“心”却不发烧。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就认为，当人们长期沉溺于流行文化，（自然包括流行音乐）这样的文化将成为一场滑稽戏，等待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娱乐至死“美丽的新世界”，在那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思考”；而高雅的音乐的基本特征，则是人们在听音乐的同时也在感受，“耳朵”找到了“眼睛”。把听觉转化为视觉，把声音感受联系到视觉形象。首先是“心”动了，才是“体”动。如果说流行音乐的爱好者是“爱音响”，那么高雅音乐爱好者，就是爱“音乐”。但对高雅音乐的欣赏，毕竟要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人生体验为前提，因而就曲高和寡了，无疑这也是它的不足。但流行音乐的“俗”与高雅音乐的“雅”得以较好结合时，两者的优势都得到充分的体现，青年人在喜爱俗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获得了雅的教养。青年人总是在一天天长大，当他从18岁走到19岁时，比起一年前，他显然是“老”了整整一年。他们不可能是只长年龄不长思维的精神侏儒，迷幻在那些浅薄歌手搔首弄姿前而不停地摇晃着荧光棒，成为“多动症”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