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地满星 元稹
　　
　　元稹是个才子，曾与白居易齐名，但其“固不敢陈露于人”太过于小家子气，比起白居易“不惧贤豪怒，亦任亲朋讥”的豪爽是远远的不如的。所以，白居易能够成为一代大家，而他只能是一个很优秀的诗人而已。
　　
　　元稹的小气还表现到了官场斗争中。早年他和白居易一样反对旧势力，失败之后他有点害怕了，就四处打点关系，借重宦官的力量向当权的旧势力作了妥协，做了叛徒，而不能像白居易那样坚持斗争到底。到了和裴度一同做丞相襄理国家大事时，见到人家军功卓越，小心眼又上来了，起了妒忌心，怕人家高过自已，抢了自已的风头，便伙同他人阴谋搞破坏，在人家背后耍小手段，但害人不成反害已，自已反而被贬到地方反省去了。
　　
　　但这个小气鬼的诗歌写得还是很好的，尤其是悼亡诗，可与潘岳比美。“昔日戏说身后事，如今却到眼前来”，他在妻子死后曾写了不少诗来纪念她，而对于初恋情人的怀念也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之类的名句，按说能写出这样深情款款的诗句的人感情应该比较专一才对，可不然，元稹这人其实是个花心大萝卜，他喜欢逛青楼喝花酒，与美女打情骂俏，还闹出了与名妓薛涛纠缠不清的花边新闻。
　　
　　据说传奇小说《莺莺传》就是他根据自身的风流韵事所创作的，这本书在当时影响极大，在民间广为流传，后世名剧《 西厢记》即是在其基础上重新创作的，鲁迅先生曾评价说“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

七十一，地遂星 李伯元
　　
　　李伯元这人属于那种后知后觉的一类。起先，他屡试不第，贫困落魄，便办些八卦小报，登些休闲诙谐小品，供小市民茶佘饭后消遣消遣，顺便赚几个小钱过过日子。但后为他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大丈夫来世一场总得干点有意义的事吧，想来想去，便写起了小说。这一写还真写出了几本传世佳作，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官场现形记》。
　　
　　《官场现形记》是那种让你特喜欢读的小说，其语言通俗诙谐，平易流畅，让你在轻松的阅读中又不免有点沉重，并深有同感，其实当官的就是那个样了。在那个社会，买官卖官的，走后门拉关系的，对上一副奴才相只懂拍马屁对下却凶狠残暴的，崇洋媚外的等等官场黑暗现象让受到了不少西方改良主义思想影响的李伯元深恶痛绝，恨不能把贪官污吏全扫光，但其卑微的地位却让他无法施展才能，只好把一腔不满倾泄到了纸上。李伯元是同情广大老百姓的疾苦的，他写小说却只不过想说，在那个社会中当官的没有几个好东西，除了压榨老百姓外什么都不会，没有作更深一步的剖析，以唤醒民众的维权意识和反抗意识。
　　
　　李伯元有一点是我不喜欢的，那就是他对西方先进文明的过分夸大，总觉得外国的就比中国的要好，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要圆，却不能客观评价。
　　

　　七十二，地周星 刘鹗
　　
　　在《老残游记》中刘鹗塑造了一个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却想方设法维护统治者利益的江湖郎中老残的形象，这个形象倒有点像刘鹗自已。
　　
　　刘鹗也是大户人家出身，他也曾热心于科举，也曾梦想过通过科举取得功名来光宗耀祖，只是参加了不少考试却未曾得过什么名次，这对于一向自负的他来说自尊心被严重地挫伤了，他一时就放不下脸子了，便从此不再参加什么科举考试了。他心里想，自已的学问那么高，就算不做官也能闯出一条出路来。他是个收藏爱好者，收集过宋版书和古碑等，也研究过早骨文。 后来为了养家糊口，东奔西跑，做过商贩，江湖郎中和一些大官的门客。其后因治理黄河有功捞了个知府的官职来当，不过后来可能因为其经商期间所犯的倒买倒卖的习惯，最后竟因“私售仓粟”案被流放新疆，未得善终。
　　
　　《老残游记》应是以其闯荡江湖的见闻为原型来展开写的，行文流畅，风景描写得非常优美，读起也是一种享受。在文中，刘鹗写到有些所谓清官能使四境安定的政绩只不过是用酷刑来维持，批评他们对犯人权利的漠视以及对权力的滥用，这一点我还是比较欣赏的。
　　
　　
　　七十三，地隐星 李渔
　　
　　李渔这人比较难下笔来写，因为他的很多小说都被划入了色情小说的范围， 用现在的话说，他有色情作家的嫌疑。他的那些小说包括《连城璧》，《十二楼》和《肉蒲团》等等，其中引起争议最多的是《肉蒲团》。
　　
　　《肉蒲团》的作者由于不署真名，后人对于原作者究竟是谁一直有争议，在这里我是遵循鲁迅先生的意见把它当作李渔的作品。《肉蒲团》中有大量比较露骨的性爱场面描写，确实是不适合未成年人观看的。但从成年人的角度来说，这是一本不错的性爱小说作品，它也并不是专门为了性爱而写性爱，它起码也警诫了人们：纵欲的最后受害的将会是你自已还有你的亲人。鲁迅先生也说这是一部在同类作品中“较为出类”的小说，后人则多把它与另一部杰出的性爱小说《金瓶梅》并提。
　　
　　当然李渔不仅会写小说，他多才多艺，还会写剧本，同时是个戏曲理论家。他在《闲情偶寄》中主张，剧本创作要注意演出的特点，是为舞台演出服务的，是“场上之曲”，而不是只停留在纸上的。从这一点出发，他写的很多剧本都以情节离奇出名，排场十分热闹，一般平民百姓也喜欢看。
　　

七十四，地异星 胡适
　　
　　胡适在学术研究上成就很大，但其对文学的贡献也不小。一九一七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使他和陈独秀一起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此后，他接二连三地刊布自已的文学见解，强调“今日必须以新文学取代过时了的文学”，并敢于实践，带头来发表了不少白话新诗，从而推动了新文学革命的顺利发展。
　　
　　胡适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改革要求是和他受到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的。他十四岁时就读过梁启超的《新民说》和邹容的《革命军》，十五岁又读了严复的《天演论》等介绍西方思想的译著，西方改良思想在其脑子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此后，他又赴美留学生活达七年之久，深受美国民主思想的影响，这使得他产生了改变中国昏昏欲睡的面貌的想法，而固步自封的文言文却束缚了其手脚。如想大展身手，就必须砸碎文言文的束缚，大力提倡白话文，这样才能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已的思想。
　　
　　但他毕竟是美国思想培育出来的高材生，又是西方实验主义哲学的忠实信徒，他提倡文学改革也是希望中国向美国方向靠拢，而一旦文学革命偏离了他想象中的轨道，他就退缩了。他在一九一九年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意图阴止新文学革命向苏联方向靠拢，从而在文学界掀起了一场论争。由于当时新文学革命大势已成，他这种行为无异于螳臂挡车，如果是他灰溜溜地退回到象牙塔里“整理国故”去了。
　　
　　在这里我无意贬低“整理国故”，相反，我是很赞赏这种行为的。尤其是像胡适这种受过多年西方教育的人肯钻进故纸堆去整理古人的成果，那就更难得了。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去整理，而在于如何去整理。结合实际去继承前人的成果，从而在前人基础上实现超越，或许是一种好办法。
　　

　　七十五，地理星 郭沫若
　　
　　“生活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宇宙呀，宇宙/我要努力把你诅咒。”曾经年轻的郭沫若愤激地向黑暗的世界大声质问：“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一部《女神》的辉煌给了郭沫若浪漫主义的外衣，亦是其一生最大的亮色。
　　
　　郭沫若幼年家境较好，得以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而给他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屈原李白那些育满激情的诗篇。中学时代，民主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让他得到了鼓舞，他积极参与反清活动，为此还屡次被学校斥退。但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才让他真正感到了看不到黑夜尽头的痛苦。他变得愤世忧时，他开始了写诗来排解内心的烦闷。一九一三年他赴日留学，其间国家的飘摇，个人的流离，使他焦燥不安，接受了泛神论，渴望冲破束缚的自由。五四运动的爆发，让他看到了希望，他频频在报刊上发表充满激情的诗歌和小说，而《女神》的出版则宣告了他黄金时代的来临。“我仰望着星光祷告/祷告那自由时代再来”，青年时代的郭沫若的激情让我们叹服的罢，包括其后二十几年勤奋不掇的创作以及中流击水的社会活动。
　　
　　郭沫若不但在诗歌上有成就，其在历史研究和戏剧创作上也影响颇大。从写历史小说《卓文君》起，其就对历史发生了兴趣，到了一九二八年流亡日本后，他得以有大量时间集中精力对中国古代史与古文字进行研究，有不少著作，也为以后《屈原》等历史剧本的创作打了基础。但是除了对《虎符》中“必须把一个人当成人”的剖析印象深刻外，我始终认为在历史著作中掺入太多的主观情绪并不是件值得欣赏的事情。
　　
　　对于其晚年的行为，记得曾有人下过这样的论断：“说违心话的确可悲，不足为训；但更可悲可憎的是造成万马齐喑，人民被迫说假话的局面的时代”，这正是我想说的。

七十六，地俊星 叶圣陶
　　
　　茅盾说，叶圣陶是一个能够“冷静地谛视人，客观的地，写实的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的”作家。我想，这是与他长期从事教育和编辑工作的经历有关系的，他知道他的作品也许会影响到很多人，他要的是把最真实的社会现实呈现给读者。
　　
　　叶圣陶中学毕业后因为家贫无法继续学业，只好回乡做了很多年的小学教师。后来到了出版社做编辑，也曾主办过一个学生刊物《中学生》，在当时还挺有影响，深受青年学生的欢迎。抗战期间，他在四川也是在中学和大学教书。多年的从教经历，使他得以冷静的眼光审视社会存在的问题。不论是短篇小说《潘先生在难中》，还是长篇名作《倪焕之》，他都是以含蓄的态度描绘着现实生活，较少主观情绪的明显渗露，却又能让你在阅读中感受到他的忧虑，生活怎么能够这样呢？
　　
　　因为从教多年，他接触到很多青少年，他深深的知道少年儿童需要阅读好的作品。因此，他写了不少童话作品，如《古代英雄的石像》《稻草人》等等，以简洁的文笔写出浅显的道理，引导着青少年向自由的方向前进。在现代，他和冰心一样是最早的童话作家之一。
　　
　　有人曾说，叶圣陶在新文学的各个方面都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却没有大师级的文本。这或许有点遗憾，在《倪焕之》之后，他的确再也没有更好的作品出来了，而他那时正当壮年啊。
　　

　　七十七，地乐星 沈从文
　　
　　近来媒体上掀起了《边城》热，经常长篇累牍地刊载介绍沈从文的故乡凤凰的风光和民俗的文章，把那个湖南的小城描述得仿佛人间天堂世外桃源一样，确实让人向往。我曾到过那个小城一次，虽只是走马观花，却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个小城的风情恍若沈从文笔下的文字，自然而唯美。
　　
　　沈从文出身于军人世家，他自已也从军多年，可以说枪风弹雨经历了不少，但是他的文字却没有呛鼻的硝烟味，反而是清新得让人陶醉。湘西自然的风土人情给了他太多的灵感，让他源源不断地写出大量的精品，把一幅幅湘西的风情画呈现在人们面前。他的文章多从小处着眼，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面，从地主资本家到生活在最底层的水手，船夫，渔民，木工等，从官僚政客军阀兵丁到妓女，神棍，刽子手，各色人物，三教九流，他都尽收笔底。看过他的作品，你仿佛是熔入了那个社会，作品中人物的一举一动就像是在身边，栩栩如生。
　　
　　沈从文建国前创作了难以计算的大量作品，是现代产量最高的作家之一，但建国后却一头扎进了故纸堆中研究起了历史文物来。我常想，充满浪漫情怀的沈从文在枯燥无味的古董中间怎么能够坐得住呢？或许他已经向人们坦露了太多的诚挚，也想留一份神秘给我们，而他就可以在“这分隐秘里，常常得到又惊又喜的兴奋”罢。
　　
　　沈从文是主张文艺脱离政治的，作家一旦介入政治过深或许就会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给作品本身的独立性带来了损害，为此他曾和很多革命派的作家有过激烈的论争。但是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后来又鼓吹“政治上的第三方面的尝试”，不过时局的急剧发展，注定他们的努力是失败的了，为此他是有点沮丧的，这让我想起了《边城》中的一个画面：远处不知什么时候鸡叫了，老道士在那边床上糊糊涂涂的自言自语：“天亮了吗？早咧！”
　　

　　七十八，地捷星 曹禺
　　
　　曹禺是幸运的，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巴金这个知音，幸运的是他的处女作《雷雨》能够一炮打响，这种幸运对于一个只有二十四岁的青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大大地鼓舞了他的创作自信心。不过这种幸运是他应该得到的，因为他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曹禺出生于一旧官僚家庭，其家庭交际圈中很多是那个社会的中上层人物，他从小就目睹了不少如《雷雨》中所写的旧式家庭的悲剧，这对他以后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他少时经常有机会看戏，对京戏，地方戏和文明戏等戏剧表演是熟悉的，并为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影响了他一生，中学时，他是学校剧团的骨干，经常有机会上台表演，其间接触到了西方的社会问题剧。大学时又研读了几百种中外名剧著作，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正是多年的积累，他才写出了〈雷雨〉这样不朽的著作。
　　
　　但是他并没有就此停步自封，他仍然以充足的热情去创作。次年， 他又完成了〈日出〉，把自已对于那个社会的不满与绝望能过剧本渲泄出来。正如他所说的“我们要的是太阳，是春日，是充满了欢笑的好生活”，然而那时的黑暗却让他看不到希望，他渴望日出。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写了〈原野〉〈蜕变〉〈北京人〉等著名剧本。建国后，因各种原因减少了创作，但仍有历史剧〈胆剑篇〉等佳作出来。
　　
　　“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这黑暗的坑”，曾经看不到希望的曹禺或许是悲观的，为此他写了如此多的悲剧。这悲剧的惊心动魄曾让我们看得透不过气来，而想去打破它，这正是曹禺创作的本义罢。
　　

　　七十九，地速星 郁达夫
　　
　　郁达夫主张“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艺术创作是“美的陶醉”，而他自已也正是陶醉于其有点自恋的优美而感伤的文字当中。读他的小说，常常会被一股忧郁所包围而不能自制，脑子里会渐渐地显出一个带着点伤感带着点颓废的浪子形象出来。
　　
　　郁达夫十六岁读大学预科时因参加学潮被学校开除，次年就随兄长到日本读书，此后长期流亡国外。多年的异邦的颠波流离生活，使他饱受了歧视和屈辱，加上看到祖国长期处于混乱状态，他的一身才华却因这个那个的原因无用武之地，他心里的那份痛苦是难以言表的。因此，他逐渐变得忧伤而愤世。
　　
在这种状态下，他只有不断的写，看到自已写出的文字才感到稍许安慰。从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开始，到他被小日本杀害止，他并不算太长的一生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他的很多小说往往带有自传性质，在描写日常生活画面中抒发自我情怀。他不需要虚伪，他只需要真诚，“将天真赤裸裸地提示到我们的五官前头来，便是最好的艺术品”，他也正是这样做的，他把自已的忧伤与苦闷坦露在人们面前，让我们为之伤感为之叹息。
　　
　　他犹如一只中箭的老虎，却无处可逃，他静静地站在我们面前，舔着伤口，眼神忧郁，“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真的是仅仅如此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