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读书报》上读到刘苏里先生写的《木已成舟，毋庸再议》。此文介绍陶菊隐《武夫当国》一书，并及于余英时的《方以智晚节考》。其中说到余氏解诗的方法，是将“实证与诠释”熔于一炉。而这种方法首先为陈寅恪成功地应用于他的著作中，尤其在《柳如是别传》里，有更多妙解。文云，“对比陈寅恪师的种种文迹，恍然乎觉得余先生更像陈门弟子，而去其钱师宾四先生远矣。”我觉得此言甚是有理。不管是谁，读了《方以智晚节考》，都会惊讶而高兴地发现，陈寅恪的研究方法和论述策略，在余氏的这本书里也得到很好的应用。特别是在读到此书关于方以智投水自杀于惶恐滩的考证，更会有此想。比如，在旁征博引证明“止水”与“致命”之后，说方以智之子记方以智“舟次惶恐滩，疾卒”，其中之“疾”是“突然”之意，而非“病”。余氏文中曾说：“盖密之自沉节殉事，方氏兄弟既不欲彰其迹，又不忍没其实，是以必微婉其诗，隐约其说，故留隙缝以待后人之发其微……”读到这种地方令读者拍案叫绝，大呼又见陈寅恪方法的应用。余先生本已屡屡言及他对陈寅恪方法的敬重。首先他在“余英时作品系列·总叙”里提出，明清易代之际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今天已在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中获得惊心动魄地展开……在这个意义上，《晚节考》也许可以算做《别传》的一条附注。”在《晚节考》的“增订版自序”中又说到晚明遗老诗作中的“隐语系统”问题。“钱牧斋、吴梅村之诗向来号称难解，其故在此。顾亭林在诸遗老中最为直笔，顾其诗中以韵目代字者亦往往而有。”“惟有实证与诠释参伍以求，交互为用，庶几有以知古人之心耳。陈寅恪先生所撰《柳如是别传》，即熔实证与诠释于一炉而卓有成效者也。”由此可见，余英时是以陈寅恪的方法为方法，并以他的学术为楷模的。

　　不过，可也不好说他是“去其师宾四先生远矣”。因为这里也有一个研究对象的问题。我在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一书里，看到收入谈论陈寅恪的文章四篇，谈论钱宾四的文章四篇。在谈钱宾四文章里，他谈到钱穆（宾四）先生的史学精神，一是不立学派，不为学派争；一是先通后专，“用今天的话来说，钱先生所提倡的是‘宏观’和‘微观’交互为用。”我想余氏是以此作为自己治学的规范的。至于陈寅恪和钱宾四在史学方面的重大差异，我不懂，故不敢说。但是至少在余英时眼里，陈、钱二位没有很大的差异。他说，“在第一流的中国史学家中，汤用彤和陈寅恪便和他的观点甚为接近。”余英时说钱穆主张“要吸收西方的新文化而不失故我的认同。这和陈寅恪先生所谓‘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具体的差异和相同相通之处还多，在此不必细说。现在回到前面说的“研究对象”上。

　　余英时有一系列的著作是研究文化人物的精神世界的。而这一点正与陈寅恪研究陈端生《再生缘》的著作，和更大规模研究明清易代时士人精神的《柳如是别传》相合。更加上这些对象也是诗文界里的人物，他们本身也与诗人作家交往甚多。因而其事迹为诗文所描述，作者也就大可以施展他的细读文本，详考渊源，兼发想象的本领。余氏也说过，陈寅恪晚年从事的是“心史”，深入历史人物之心，凭借“历史的想象力”，构造了《柳如是别传》里的一个个生动形象。他还说到，《柳如是别传》用小说的方法塑造人物。他也致力于陈寅恪诗作的解读。他明确地说，他对陈寅恪诗作的分析，“完全师法陈先生《柳如是别传》的例范，决非有意地穿凿附会。”他著文诠释陈寅恪晚年诗作，用力至勤，极为难得。但是，有时也令人生出一点怀疑。比如，说陈寅恪1957年端午节写的《丁酉五日客广州作》能看出“鸣放”是一种“计谋”，而且能预见大鸣大放的结局。这未免说得过头。陈寅恪不是政治家，即使当时的许多大政治家，也未必看得出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