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人不但喜欢发议论，而且喜欢替古人改诗，陶渊明的诗就遭到他们的改动。例如曾紘就将陶渊明诗《读山海经》其十之中的“形夭无千岁”一句改为“刑天舞干戚”，胆大包天，而竟然流传至今。按诗的原文（依汲古阁藏本，卷四）如下：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夭无千岁，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诗义本来并不难懂。《山海经．北山经》载：“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名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湮于东海。”女娃淹死于东海，她要复仇，于是化而为鸟，衔木石以填大海——这个任务比愚公移山还要困难，但她的“猛志”是了不起的。陶诗咏叹此事，说女娃的肉体虽已夭亡，不能长存，而其精神足以不朽。“形夭无千岁，猛志固常在”二句，概括精卫的特色颇为简明有力。至于刑天，那是《山海经》里另一个怪物，他的故事是“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山海经．海外西经》）。曾紘以为“形夭”应是“刑天”，并进而指出陶诗中的“无千岁”乃是“舞干戚”之误。一下子改了整整一句五个字，有甚么版本上的根据？没有。这样的意校是很危险的事情。

经过宋人的妄改以后诗就有点不通。刑天失败后只是成为残疾，不存在“化去”的问题，“化去不复悔”的只能是精卫。在专咏精卫的诗中忽然闯入一个莫名其妙的刑天，成何体统？

陶渊明《读山海经》凡十三首，每首只咏一事，只涉及一个神话，例如只咏三青鸟：“翩翩三青鸟，毛色奇可怜。朝为王母使，暮归三危山。我欲因此鸟，具向王母言：在世无所须，唯酒与长年。”（其五）或者只咏夸父：“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其九）依此类推，其十这一首应当也是只咏精卫，而不可能忽然扯到毫不相干的刑天身上去。这一点前人已经指出，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说，《读山海经》组诗“十三篇大概篇指一事，如前篇终始记夸父，则此篇恐专说精卫衔木填海，无千岁之寿，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并指刑天，似不相续。又况末句云『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何预干戚之猛耶？”其说颇通达可取。

更巧妙更有名同时也就更糟糕的改动，是苏轼改陶渊明诗“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饮酒》其五）中的“望”字为“见”。他认为“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东坡题跋》卷二《题渊明饮酒诗后》）。“望”字在版本上更有根据，苏轼之所谓“俗本”与今日所见之旧时善本多作“望”或说明一作“望”，《文选》、《艺文类聚》等书载此诗，也全都作“望”。

宋人叶梦得见到过苏轼批改过的陶渊明集，说其中“时有改定字”（《石林诗话》卷上），其所改定大约都没有甚么版本上的根据。自己的诗怎么写皆可，不能乱改前人的作品。苏轼将这“采菊”两句从原诗中割裂出来，以宋代士大夫的闲适情趣加以改塑，并不符合原诗的感情和逻辑。本来采菊与“望南山”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王瑶先生编注本《陶渊明集》解释说：“相传服菊可以延年，采菊是为了服食。《诗经》上说『如南山之寿』，南山是寿考的象征。”陶渊明大约确实在望南边的山，而字面上又与寿比南山之南山相合，古典与今典合而为一，最是巧妙。服食菊花是为长寿，但能不能真的令人长寿，渊明也并不是很计较，不过服着玩玩，能长寿固然最好，如果无效也没有甚么大关系，所以他是“悠然望南山”，态度潇洒得很。陶渊明希望在无拘无束中享受人生，名利等等身外之物皆可忽略不计，物质生活水平如何并不重要，长寿与否亦复听其自然；最要紧的是不违背自己的意愿，不丧失自己的本性。“悠然望南山”在原诗固有的思路中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诗，将“望”字改作“见”，神气完全走样。

从校勘学的意义上说，没有版本上的依据，字就不能改；而从《饮酒》二十首其五全诗的意境看去，“望”字也不必改。

宋朝文人读古诗时思维活跃，这当然很可喜；但他们随意妄改古人诗句的习惯实在太不可取，哪怕他是著名的理论家或诗人。黄侃先生说得好：“望字不误。不望南山，何以知其佳耶？无故改古以伸其谬见，此宋人之病”（《文选平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页）。此说极是，可惜苏轼影响太大，其流毒至今未能消除，仍然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