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四年，宛如人生中一段金黄的诗歌岁月，其蕴藏的诗性光芒，至今仍时时穿透深邃的记忆之门！

　　1978年深秋，十八岁的我从边城赤水来到贵阳花溪。初次置身贵州大学校园，即感觉贵大有诗———如果说花溪是贵州高原上的一颗明珠，那么贵大便是明珠熠熠耀射的人文光芒了！

　　这一感觉不久就得到了印证。
 

　　虽隐隐怀着一丝未考入中文系的小小遗憾，可很快便发现：只要做着诗梦，就不愁找不到“诗”兄弟们。于是，在诗的引领下我结识了中文系的黄健勇！他文学天分高、诗歌感悟力强，且怀着近乎圣徒般的虔诚与追求。我们在白楼楼顶一次次清风明月式的诗歌晤谈，了无边际，漫游于“天、地、人”之间。渐渐地，北京民刊《今天》及其麾下诗人的作品引起了我极大兴趣和关注，“朦胧诗”便像天启之光从极遥远处划来，让我这个还沉浸在《西去列车的窗口》的诗梦者眼前一亮，豁然开朗，得以写出了首次公开发表的“处女作”：

　　黄昏时分/一缕炊烟蹿出树林/悄悄随晚风私奔/风说──我爱你的轻浮/烟答──我慕你的虚名(《无题》)。

　　那些日子，以诗会友，诗、友互砺，有如堕入诗之初恋情网。看见马车，会为车夫喟叹：晓风微微/你驾着马车经过我窗前/甩一声响鞭/惊几人残梦/轻轻走远//落日圆圆/你驾着马车又经过我窗前/流一路汗水/湿几人心扉/慢慢走远(《马车夫》)；漫步校园，会觉得花草也在思索：天空像一张蓝色巨纸/裹住茫茫大地/点点野花低头凝思/─倘若捅破，将是什么谜底(《谜》)……。

　　校园文化的风、图书馆的书，更让我窥探到诗宙的单纯与繁复，尽管至今也没有弄明白那单纯与繁复间缺失的维度。中文系78级民刊《崛起的一代》，无疑是在与谢冕、孙绍振、徐敬亚“三个崛起”遥相呼应、并行推动着一代诗风。我完全被它“在朦胧诗外推出更具反叛筋骨、独立姿态与自由精神的诗歌写作”所感染，跟在被“拉伕”而去一圈圈绕着教室拣页装订的队伍后面，看到贵州“野兽”诗人黄翔、“抽屉”诗人哑默的身影非但不高大，且是显得有点孱弱的“矮个子”，只不过相貌和筋骨与喀斯特高原地貌惊人相似罢了。主编张嘉彦，也是位“矮个子”的“诗大哥”，肩挎书包，手拿饭盒，“蹬蹬蹬”来去于教室与图书馆，颇有“老三届”同学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感，俨然是在“为中华之崛起”而勤奋读书。望着校园里“老三届”和“老老三届”们短小精悍行色匆匆来去如风的身影，我似乎感悟到了“岩石之崛起”：

　　我崛起/我的视野/一块铁黑的平原/夜，暗暗垦殖/埋下许多营养不良的世纪/人类，低矮的灌木丛/乱影如泥//我崛起/我的记忆/一角海蓝的星空/夜，匆匆寻觅/闯入众多野蛮原始的星系/生命，血溅的红羽毛/乱影如雨(《岩石》)。

　　历史系的老师更没有少让我领悟“历史的纵深感”。我喜欢林振草教授的学者风度，他治学严谨，讲授时娓娓道来，仿佛历史深处吹出的晓风，徐徐，悠悠，却又蕴含了绵绵无尽的太古玄妙。老师中尤其不乏胆识兼备者，最是那个大腹便便的中国近现代史老师(又一个“矮个子”)，他似乎每堂课都要发表点令人眼前为之一亮的创见，在当时我看来，就像是历史的觉醒与突围！置身于这样一个开放年代的开放大学的开放型学术氛围中，叫我如何不油然生出苍茫而渺远的“历史纵深感”呢。

　　作为“第三代”众多诗写者中的见证与参与人，由于得益于贵州大学在全国诗歌版图中的先锋意识和高原位置，我曾真切地体验到了邃远与厚重的时空感，从而使自己的诗写有了一个不低的起点。上述的《探险》、《方位》、《岩石》和《生命钟》入选钟鸣主编的《次生林》一书，与黄翔、欧阳江河、翟永明、柏华等南方诗人的早期作品编排在一起，似可窥其一斑。

　　哦，高原有诗，诗在高原！

　　二十八年时光转瞬即逝，可那段难忘的诗歌岁月，至今仍是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它以历史深邃的纵深感慰藉小小人生、以生命神秘的诗性光芒永远烛照路漫漫的修远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