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报业网讯 　　习惯于把读者来信带回家中，处理完一切杂事，在柔和的台灯下展开那些信件，更能触摸到一些人的心灵。那些手写的信件，不管篇幅长短，字迹好坏，都是心的诉说。那晚，在众多的来信中，许先生的信格外显眼，除了厚，还有一点，字写得非常工整，一看就是一笔一画、用心写的，把他对妻子的思念都倾泻于笔端。那份“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真情让我动容。

　　三斤面缔造的婚礼

　　1943年夏天，我出生在豫西南一座非常繁荣的集镇上，父亲在镇上经商，是当地非常有声望的商人。资产丰厚的父母，只有我和妹妹两个孩子，所以，童年和少年的我生活在幸福之中。1958年反右派运动席卷全国，一夜之间，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被判刑3年，就地劳动改造。母亲也受到株连，失去了工作。一家人的生活从天上掉到了地上。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为我定了一门亲事，那女孩叫王文凤；家里出事后，父母都说:“王家那姑娘不会再到咱家来了。”1960年，村里有很多人因饥饿患上浮肿病，父亲和岳父深感不安，觉得自己来日不多，就决定趁他们还有口气，办完我和文凤的终身大事。

　　没有迎亲的热闹场面，没有贺喜的宾客，连鞭炮和喜字都没有，生产队食堂的伙食长心肠好，听说我要结婚，给了3斤面。父亲千恩万谢。就这样，文凤来到了我家。这一年，我们都才17岁。

　　文凤天生丽质，即使在那样的艰苦年月，她的皮肤仍然白里透红，身材高挑丰满。很长一段时间后，我问文凤:“你长得这么好，随便找个人家也比我家强，怎么就选中了我？”文凤说:“爹妈做主啊，爹妈一个哄，一个吓。爹夸你好，说以前每次见到你，不是读书，就是写字，从不贪玩，以后一定有出息。妈说，把我说给你家，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要是现在不去，咱家可要落个嫌贫爱富的名声，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我也不知道咋办才好，就稀里糊涂跑到你家了。”

　　夜深人静时的深情对唱

　　我身高1.73米，体重只有40多公斤，每天挑着大粪桶在家和田间往来，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样子，好像一阵风能把我吹跑。在饥饿、疲劳和政治压力下，我彻底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我感到无比绝望。我想:我生在这样的家庭，受罪是命中注定的，何苦也要把文凤搭上呢？我要是死了，她可以找一个政治上非常体面的人家。这样，两人能解除苦难生活。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妻子，她先是捶打着我的背，骂我没骨气，然后又和风细雨地安慰我好好干活，不惹事就好，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的，最后她哭着说:“我生是你家的人，死是你家的鬼，不管前面的路多难走，我也要陪你一块儿走下去。”我被感动得无话可说，只能咬牙坚持下去。

　　有我这样的丈夫，文凤又怎能受到他人的尊重。一天傍晚，收工回家，我听见妹妹对妈妈说:“我嫂子被人打了一个耳光。”我妈叹口气说:“打狗还看主人，咱们家没人看得起。”妹妹说的那个人是个贫民代表，平日里非常嚣张。看到心爱的妻子被人欺负，我一步跨出门:“我找他算账去。”文凤一把拉住我:“你这人真是听风就是雨，是打断骨头了还是打断筋了，我不是好好的吗？”她深情地望了我一眼，不无忧虑地说:“你呀，真是让人放心不下，啥时候能学得机灵点？”等我冷静下来，心里真是害怕极了，如果我打了贫民代表，后果会怎样？真是不敢往下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家的遭遇可想而知，父亲被轮番批斗，每天被打得浑身是伤。家被抄了个底朝天，连一些生活用品也被拿走了，最后红卫兵又让我们“滚回乡下”。1969年春，父亲带着全家离开了他生活了整整40年的繁华集镇，回到了乡下老家。在乡下，我们一家的地位仍是最低的。文凤仍无一丝怨言，她和全家人一起下地干活，收拾家务，忙里忙外。靠着全家人的勤劳节俭，我们才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每当看到我们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再看到那贫下中农为讨不到老婆而发愁时，我就对妻充满了感激之情，我说:“我这辈子欠你的永远还不完，下辈子做牛做马为你效劳。”文凤说:“你要是变牛变马，可苦了我啦，我怎么好叫你拉犁拉耙，还不把你当神一样供养起来。”说着，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粮食在生产队是按人口分配的，我们不可能多得，穿戴之物只能靠自己。每天晚上，妻就在油灯下为一家人的衣服鞋袜忙碌，这些活我帮不上忙，只有借着灯光读书消磨时光。文凤是个戏迷，在做针线活时，戏曲中的优美唱段就会从她口中飘出来。我爱唱歌，大多唱那时的电影插曲。我们唱“一条大河波浪宽”，唱“一座座青山紧相连”，唱电影《白毛女》插曲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对着镜子唱:“风打雪花在门外，镜子里面鲜花开”，互相注视着唱:“北风吹、雪花飘，冰天雪地两只鸟……”望着我们那破烂不堪的草屋，我们觉得我们就是大春和喜儿。

　　当我们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时，文凤就来了精神，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唱，文凤一边用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身体，一边唱:“让那细细的皮鞭，轻轻不断打在我身上……”文凤说，这支歌真好，她最喜欢。

　　幸福的“卖油郎”

　　在生产队里干活，我干的是最脏最苦的活儿，因为身份低，更要受很多窝囊气。遇到这种事情，我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在家生闷气。有一天傍晚，从生产队回来，我倒在床上蒙头大睡。儿子来喊我吃饭，我没吭声，妻来喊我，我也不理。她就把饭端到我床前说:“干了半天出力活，能不饿？快起来吃。”我仍没动弹，妻放下碗，用手摸摸我的头说:“不发烧啊，我还当你病了呢。快起来吃饭。”我仍不吱声。妻叹口气说:“你可得想明白点，全家老少八口人，你可是宝贝蛋子，要是气成疾，饿出病，全家人都不得安宁。”我仍不理会。妻接着说:“你知道咱们以前在街上住，有个喂牛的老汉，他快50岁了，才抱养了一个孩子，看见咱们的孩子，那老汉羡慕极了，他说就你有福气，说你年纪轻轻的，儿子那么大了，哪儿像他，眼看干不动活了，儿子还小哩。”我哼了一声:“那也叫福气？”妻又说:“就说这不算福气，我再说一样。”她把嘴凑到我耳边，轻声道:“你看咱村那么多年轻人，能娶上像我这样漂亮老婆的有几个？你呀！”她用食指在我的额头上一字一点地说:“卖、油、郎、独、占、花、魁。”

　　卖油郎独占花魁的故事是我从一本叫《今古奇观》的书上读到的，给文凤只讲过一次，没想到，她不仅记住了，还把这个典故用在了我身上。我一下子坐了起来，端起碗就吃，碗里是红薯面糊糊，真香。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妻开心地笑了。

　　苦难的日子磨炼着全家，21个年头过去了。1979年春天，父亲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文凤说:“王宝钏住寒窑十八年，我比她还多受一年的苦呢。”她话虽这么说，其实没有一点怨恨。父母亲恢复了工作，妹妹也安排了工作。父亲说可以为我办非农业户口，我想自己已经是快40岁的人了，也不想再给国家添麻烦，就放弃了当时很多人想得到的非农业户口。

　　借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我承包了村里的砖瓦场。虽然规模不大，在我们的苦心经营下，仍然办得红红火火，我家很快过上了富裕生活。大儿子和三儿子学业有成，有了相应的工作，二儿子在家种责任田并帮助管理砖瓦场。孙子围着我们团团转，爷爷、奶奶叫得人心都醉了。我的老母亲说:“咱家没有不满意的地方。”文凤也为我们苦尽甘来的生活倍感欣慰。

　　此恨绵绵无绝期

　　1996年秋，文凤感到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竟然是癌症。这消息对我来说如五雷轰顶，打电话给在郑州工作的大儿子，他要我们马上前往治疗。

　　省城的专家、教授也没有把文凤从死亡线上夺回来，1997年春，她永远地离开了。哭声笼罩着全家。我流着泪对大儿子说:“找人买两口棺材，我要和你妈一起走。”儿子哭着说:“妈妈走了，我们都伤透了心，你再这样，我们如何受得了？”透过蒙蒙泪眼，我看见白发苍苍、泪流满面的母亲，她在为失去儿媳悲伤；我看见失声痛哭、悲戚无助的岳母，她在为失去女儿痛心。还有那满脸稚气、活泼可爱的孙子，我用理智告诉自己: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我不能做傻事。

　　料理完文凤的后事，我彻夜流泪、孤枕难眠，我写下悼妻诗:艰难困苦有谁怜/是君偏爱到身边/飞短流长全不管/忍辱负重磐石坚/日耕夜织从不断/春种秋收更无闲/如山恩情来生报/只做马牛去偿还。

　　再也见不到那熟悉的面容和身影，再也听不到那贴心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在人面前，我只有木然的神态。在无人处，我只有流不完的眼泪。

　　院中有株枝繁叶茂的月季，是文凤生前栽的。栽时我曾问她:“名贵花木那么多，你咋栽棵这么普通的花？”文凤说:“月季月月有花，人如果像它那样，不会老才好哩。”如今，花月月绽放，给我们的小院带来无限生机，而种花的人却再也不会来浇花、赏花了。

　　我把这株月季的枝条剪下，栽植在文凤墓前。两三年后，它就在墓前枝繁叶茂、花团锦簇了。我用那些细长的枝条编成花环的形状，让这永不枯萎的花环永远开在爱妻身旁，伴她长眠。

　　文凤离开我已经9年了，每次到她的墓前，我都会哽咽着为她唱那首她最喜欢的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记者手记

　　许先生说，他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翻着字典才把信写下来，但一字一句都是他对爱妻无尽的思念。他写给妻子的诗词严格讲来，很多地方并不很合文法，但因为发自真情，读来却感人至深。在大家追求浪漫爱情的今天，他们的爱情也许太过朴素，但就像地里的庄稼，虽然没有玫瑰华丽的外表，却是真正的天长地久。

　　倾诉人:    许振江  男　63岁         采访人:记者　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