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文汇报》作者:许宗元 日期:2004.05.21 版次:11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于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胞血脉相连，一条海峡不能把我们的骨肉隔断。”并引用了台湾诗人丘逢甲在1896年写的诗：“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丘逢甲，台湾彰化人，光绪十五年进士，授工部主事职，然其不乐仕进而乐教育文化事业，返台主讲全省各书院兼任全台通志采访师，为台湾著名青年士绅。乙未年清廷割台，日军占台，甫过而立的丘氏书生拜将，任全台义军大将军，率义军与日寇血战，兵败内渡。丘诗据说多达万首，然多毁于兵燹；内渡后集1600多首（含词），题为《岭云海日楼诗钞》，收其1895年至逝前的1911年之诗。这17年诗篇，不论书怀、赠答、旅游、怀古、送别，其思想感情最显著最沉重者是那浓得化不开的台湾情结。其台湾情结孕育于政治与文化两大因素。乙未内渡前，丘氏之反对割台以及保台壮举无疑是政治上的爱国主义。内渡后表现在丘诗中的台湾情结，应更多地从文化因素上考察。政治因素尽人可解，文化因素当从四方面认识。
    中国文化有尚统一的特点。吾国自古到今皆广土众民，虽常因外患内乱而致长或短的分裂，但分裂后必恢复大一统局面，依然为广土众民之大中国。其原因固多，但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文化本身具有统一性。如：思想方面战国时即有孟子的“定于一”，很早便有统一的汉字。丘诗《十四夜月》“山河终一统，留影大瀛东”正现一统观。《送颂臣之台湾》亦然：“王气中原在，英雄识所归。为言乡父老，须记汉官仪。”丘诗每以牢记汉官仪、珍存汉衣冠寄语故乡同胞；以“岛中义士依然在，伏腊年年奉汉家”、“碧血纵埋非汉土，赤心不死尚唐年”激励、赞扬爱祖国的台湾人民，在“碧血”两句后自注“台中义士，尚奉中国正朔”；以“大九州当大一统”自勉并与台胞共勉。
    中国社会结构是由家族而宗族而国族，中国社会基石是由家庭宗族、邻里乡党构成的村社。家国一体为中国文化之特点。“文化”者，即以人文化育治地也，其本出于《易·贲》“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教化天下，为动词。丘家参与文化台湾的过程。丘氏为客家，清乾隆间其曾祖率族由粤迁台，参与台湾开发，故丘诗有“东迁四世过百载”。其祖父以诗书起家，其父在台任教；他少年时即助父执教，26岁中进士后主讲台湾各书院、播新思想，教化台民之功最著。时人《丘仓海（逢甲自名仓海）传》云“丘氏者，台湾之望族也……故能为台民所瞻仰。入台而访其邦之士大夫，无论识与不识者，必举丘氏以对。”正由于家国一体观念已入台人心中，所以乙未年丘逢甲登高一呼，毁家纾难，全台绅民舍命赴难，部将丘、谢、吴、徐、姜等皆大族，大族村社纷纷拚死守土保台，乃有本文开头提到的丘逢甲那首诗。这里不仅是四百万台胞为一家，更是台湾大陆为一家。康熙乾隆年间如丘家这般由粤闽迁台者众，故不仅地缘，且血缘上已是闽台、粤台一家，台湾之于大陆已是一肢之于全躯不可分。其《重送颂臣》“恻恻重恻恻，行人适异域。华夷忽异地，何处为乡国”之乡国，即地缘、血缘、文化一体化之家国。“书生忽戎装，誓保台南北。当时好意气，灭虏期可刻。何期汉公卿，师古多让德。忽行割地议，志士气为塞。刺血三上书，呼天不得直！”正是对宰割家国者之憎恨。其《离台诗》六首之首“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亦复如是，只是以无可奈何的李鸿章代割地卖国的慈禧。他在诗序中自署“海东遗民”，17年以遗民泪作诗哭台湾，“诗成复自写，不辨泪和墨”，以及“相逢欲洒青衫泪，已割蓬莱十四年”，“一幅千秋家国泪，不堪齐洒岭云边”，无不是这种家国一体观的体现。
    重乡土、崇祖先亦中国文化之显著特点。由于台湾是大陆迁台者（尤其是闽粤人）与土著共同开发的宝岛，乙未巨变时，台民大多为丘逢甲这等土生土长台湾、家族迁台一两百年者，早已视台湾为故乡。宅院田园，社祠乔木，村路溪桥，祖宗庐墓，一一化为乡土情结，孕育出丘诗：“明月出沧海，我家沧海东。独怜今夜月，犹与故乡同。丧乱山河改，流亡邑里空。相思只垂泪，顾影愧归鸿。”“落尽碧桃归未得，望仙桥畔望家山”，“暗香疏影寒溪月，万树梅花忆故山”。虽然内渡定居的是丘家迁台前的广东镇平，他仍视之为他乡，以生于斯长于斯的台湾为故乡：“新年莺燕他乡感，落日鲸鲵故国情。”暮鸦飞过，他唱着“飞鸟犹知恋故林”。大雁飞过，他触景生情：“雁与人同去，雁归人未归。剧怜沧海阔，独傍故山飞。”清明时节的毛毛雨年年撩起他的乡愁：“微雨轻云扫墓天，东风消息又经年。”兵败内渡时举家人口可迁，但曾祖父母祖父母生母的庐墓何迁？它永远在台湾，化而为丘逢甲们的台湾情结。他思台几成病，欢乐的佳节每每成为伤心日，如《元夕无月》：“三年此夕月无光，明月多应在故乡。欲向海天寻月去，五更飞梦渡鲲洋。”
    坚忍不拔、义无反顾是中国文化的又一特征，故我民族精神有《史记》之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有曹植之捐躯国难视死如归，有杜甫之丈夫许国愤惋何有，有陆游之僵卧孤村尚思为国戍轮台。我们的国粹化而为丘氏光复台湾的战歌：“年年乡梦阻归鞍，恨不随风化羽翰……地老天荒留此誓，义旗东指战云寒。”“曾从剑侠传中来，十万戈船梦里开。”仓促内渡时所作《离台诗》之三即申卷土重来之志：“卷土重来未可知，江山亦要伟人持。成名竖子知多少，海上谁来建义旗？”内渡后诗人又反复咏志：“世间蛟龙如不斩，腰间长剑欲何为！”中秋佳节品着月饼，诗人忽然吟道：“说饼但余名士气，飞觞终取虏王头。”在辞旧迎新的爆竹声中，诗人已经插上想象的翅膀，乘长风破万里浪，去实现其“何当奋雄略，拔剑斩蛟鼍”的宿愿。他与台人都极景仰延平郡王郑成功，乙未割台时台人正倚其为郑氏，其诗虽自谦愧比心中的圣人，却以台民、日人比其为郑氏而喜，其平素也以郑氏自励。
    平心而论，丘诗被人推崇的反帝、谴责清廷之作，并不出众；梁启超推其为“诗界革命一巨子”，但诗界革命他远逊黄遵宪；然以台湾情结表现爱国精神唱出时代之声的，世无人堪匹。丘诗的文学史价值正在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