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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天楼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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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物申意

    清俞琰在《咏物诗选原序》中说：“凡诗之作所以言志也。志之动由于物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言；言不足故发为诗；诗也者发于志而实感于物者也。诗感于物而其体物者不可以不工，状物者不可以不切，于是有咏物诗一体以穷物之情，尽物之态，而诗学之要，莫先于咏物矣。”
    因此说,写咏物诗，首先在于立意。袁枚《隋园诗话》曰：“咏物诗无寄托，便是儿童猜谜。”中国儒家思想天人合一的和谐，渗透在中华民族传统思维之中，它导致人们常把某种内在的情志,投身到类似联系的外物上，表现在诗人的创作上，就是把他们自身的情感、意愿、理想托之于审美对象，通过咏物之辞抒发出来，这便是“托物申意”。
    黄巣《题菊花》诗：
      飒飒秋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
       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富寿荪《千首唐人绝句》引刘拜山话评点说：“此咏物言志，而有天下均平，春台同登之想，胸襟气概，陈涉辍耕之叹，未足相比。”此诗是托物申意的典范。
    咏物诗的布局，一般是首句（联）叙述物之出处；次句（联）写其象；三句（联）说其用，或寓意、或议论、或体征；四句（联）就题外发意，或结束本意，总以留有余韵为佳。
    黄巣此诗，首句“西风”点名节令；“院”点明物之出处。次句“蕊寒香冷”写其象。三、四句通过议论，托物寄意。全诗条贯分明，次序井然。
    5月上旬我应邀到大连金州参加樱桃节采风诗会，随便给附近几个市的诗友们讲了一课。讲课中征得姚苏丹老师的同意，将其《金州大樱桃》诗进行点评与修改。他的原诗是这样的：
        宝地金州育异珍，红颜甘脂最宜人。
        樱桃不羡瑶池宴，只向凡间飱庶民。
    此诗有立意新颖、布局合理两大优点。首先是此诗说樱桃原是瑶池宴的果品，现转向凡间馈飱庶民，立意颇新；其次是布局合理。此诗基本上符合前面新讲的那种布局的要求。
    但此诗亦有微瘕。首句“宝地金州”为实词，过于繁复。“金州”二字，题目中已有，此处可省。可改为“盛世名州”，既突出表现了改革开放之后，金州移植樱桃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又节省了笔墨，因为“名”也含“宝地”的意思。“州”当然知道是金州。“出”比“育”有力。次句“甘脂”二字犯平仄错误，改为“的烁”。更丰富了咏物诗次句写象的内容。第三句“樱桃”二字题目中已有，可省。另外，“樱桃不羡瑶池宴”一语，逻辑有误。因为樱桃只是瑶池仙宴中供品尝的果品，不存在“羡”与“不羡”的问题。故改为“玲珑本是瑶池种。”末句“只向”改为“降植”。原本只有“移植”一词而没有“降植”一词，但“移”与“降”同是动词。“移植”是横向的，“降植”是纵向的，“移植”一词可用，“降植”一词亦应该可用。“庶民”与“民”都指老百姓，如果把“庶民”改为“万民”，即增加了表现的范围和程度。七绝只有28字，这28字好象28位贤人，个个都应发挥作用。让表现的信息量越大越好。现在增加了“盛世”，“万民”二词，就大大丰富了诗的内含了。
    因而建议改作：
        盛世名州出异珍，红颜的烁最宜人。
        玲珑本是瑶池种，降植凡间飱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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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天楼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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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伦理思想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文章。亨廷顿指出，在21世纪，世界冲突的主题将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甚至也不再是经济的冲突，而是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和汤因比等人都认为，文明就是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相互认同的最大共同体，而维系文明的纽带就是传统的宗教信仰或者伦理价值系统。由于历史的原因，人类形成了几个最主要的文明体系，就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中东伊斯兰教文明、南亚印度教文明，以及中国儒家文明等。这四大文明体系又大致分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并以800年为周期循环往复。

    耶稣诞生即公元元年前的400年间，是希腊文明的全盛时期，其后400年间则是罗马文明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以希腊帕台农神庙和罗马圆形剧场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科学技术领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另一方面，东方却处在未开化的黑暗蒙昧时代。

    但希腊和罗马文明也随着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的解体而宣告结束。从公元400年到1200年的800年间，东方文明开始取代西方文明进入全盛时代。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唐、北宋和南宋等朝代，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在日本，也出现了紫式部撰写的巨着《源氏物语》。而西方社会却出现分裂，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

    从公元1200年到2000年的800年间是西方文明复兴、东方文明没落的时期。文艺复兴运动后，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始飞速发展，在经历了发现美洲新大陆、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和产业革命后，西方的科学技术再次达到全盛，在全球化时代到来的同时，西方文明开始席卷整个世界，并因此激起了中东阿拉伯文明的强烈反抗。

    西方文明是建立在物质至上主义和科学万能论的基础之上的。在欧美国家，人们普遍认为：人与自然是对立的，文明的含义就是人类通过科学技术改造和支配自然。但由于全球变暖趋势进一步加剧，人类恐怕无法继续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生存。构成20世纪文明重要特征的工业化社会，正由于环境恶化和资源不足而陷入停滞。

    从公元2000年到2800年，将是一个完善西方文明和补充西方文明缺陷的时期。向来重视精神价值和伦理价值的传统东方文明将重新焕发活力。一个高度的文明时代即将到来。

    日本村山节认为，从1975年到2075年的100年，将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替期，也是新文明诞生的过渡期，而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时间段。在新文明社会中，以全球气候变暖为代价实现高度工业化的模式将被改变。为此追求“天人合一”的东方文明的智慧应当成为全人类的思想基础。

    武汉大学哲学教授赵林在杭州人文大讲堂报告中指出：公元15世纪、16世纪构成了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那时起，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的冲突和融合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主题开始出现，这就是新兴的西方工业文明与传统的农耕文明之间的对峙和冲突。

    在近200多年的时间里，这种对峙和冲突以西方工业文明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其表现形态就是从18世纪开始的全球性殖民化浪潮。这个殖民化浪潮使得世界上所有的非西方地区都相继沦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四大文明体系之间的分野就被日益突出的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冲突所掩盖。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西方世界各国在经历了一两百年的殖民化和半殖民化的苦难历程之后，终于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随着政治上的独立和经济上的发展，许多非西方国家迫切的感觉到文化重建的重要性，这样就必然会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下，导致一种文化多元化甚至文化保守主义的前景。

    但是在冷战时代结束以后，两大政治阵营的对垒不复存在，人们也不再按照政治意识形态的区分来进行认同了，而是重新以传统的宗教-—理论价值系统作为心理认同的标准。非西方世界的人们纷纷转向了自己的文化根源，试图从中发掘出建设现代化的精神支柱。如何把自己的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化事业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放在所有非西方国家和地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面对这个时代性问题，中国两岸三地的人民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大家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中国文化的传人，于是儒家思想出现了复兴的迹象。

    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落在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与联合国政府的气候变化专家小组（IPCC）身上。这说明全球变暖已在国际社会取得共识，如果要追究罪魁祸首的话，西方文化难逃其责。

    西方的有识之士都肯定古老的中华文化能够为世界纠偏，是人类未来的福音。着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人类命运的问题上对中华文明特别寄予厚望，他曾指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2000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2007年6月，比利时王储菲利普率团访华，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表示：在认识自然、与自然相处方面，西方应该向古老的中国学习。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中国的古老文明能帮助人类找到解决之道。

    美国《经济学家》杂志大胆提出，2008年是全球政治和经济“脱美入中”的第一年，也就是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转变为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开始。

    “好风凭借力，扶摇上青天”。奥运的东风已经劲吹。2010年世博会的东风也已渐起。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契机大力推广中华儒家文化。

    再说，儒家的伦理思想与发展现代的市场经济有重大的关系。它们彼此存在着同构和可以契合的方面。

    首先，儒家提倡的互助交往精神与市场经济的互利交换原则是可以相互融通的。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人际关系原则可以说就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互助交往的原则。“礼尚往来”，“推己及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简要的说来，就是爱己及人，利己利人。这当中就包涵着人与人之间互助的内涵。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各种生产要素只有在交换中才能获得，商品的价值只有在交换中才能实现，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各种利益也都只有在交换中才能变为现实。在这种交换经济中，生产者与生产者，生产者与消费者处于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中，离开对方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就不能实现。所以，这种市场经济的互利交换原则与儒家伦理的互助交往思想有着某种同构因素。儒家互助交往精神可以融通于市场经济的互利交换原则之中。儒家“推己及人”，“爱己达人”的互助原则有利于培养和形成人们遵循商品交换的原则和等价交换原则的自觉性，规范人们交换行为，保障市场交换的正常运行。

    其次，儒家伦理注重规范与秩序的意识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一致的。儒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强调这种交往必须在“礼”的规范下进行。市场经济既要求人们有自主、自由的主体意识，又必须有自觉的规范和秩序意识。可见，对规范与秩序的强调是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所共有的因素。弘扬儒家伦理思想，有助于人们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规范意识的形成和对市场秩序的遵守。

    第三，儒家思想的某些伦理精神可以成为促进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儒家提倡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宁俭勿奢”的自律精神和“重群克己”的合作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家所需要的精神品质是可以融通的。

    儒家伦理精神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还突出地表现在对培养和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精神。这对促进企业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儒家伦理重视群体价值，强调人们对自己所属的群体要有归宿感和责任心，要求把为群体尽力当成是自己的职责和荣耀，提倡群体中人们之间忍让协调，合作互助。儒家的这种群体合作精神对企业内的发展起着突出的积极作用。

    第四，儒家的某些伦理规范更是可能直接与市场经济某些伦理要求相通的。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儒家“诚信为本”的伦理规范与市场交易中信誉至上原则的一致性上。诚信是儒家为人处世的一个根本准则。讲求信用，注重名誉，是市场经济对企业行为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企业获得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美国早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本杰明·富兰克林说：“信用就是金钱”，“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

    显然，对儒家诚信为本的道德准则的提倡与弘扬，将有利于培养和形成人们在市场交易中的信用意识，同时也将有利于使企业基于功利目的的信誉得到升华，成为一种更加自觉的主体伦理精神，从而使企业信用更加稳定和持久，更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发展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完善。

    综上所述：所以我们说：儒家伦理思想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参考资料：
1、 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4日韩方明撰《推广中华文化的契机》
2、 唐凯麟、曹刚着《儒家思想地现代价值评估》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