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艺术载体

　　林定川先生是我所敬佩的良师益友。他的《汉诗的艺术载体》一文，引起了我的兴趣，因此也胡诌几句。
　　载体一词是“舶来品”。它的英文单词为Vector。最初是分子生物学的用语，指能传递能量或运载其它物质的物体。例如，在基因工程重组DNA的技术中，将片段（目的基因）转移至受体细胞的一种能自我复制的DNA分子。三种最常用的载体是细菌质粒、噬菌体、细菌病毒、植物病毒。后来这个词借用到美学上去，即被称为艺术载体，艺术载体范围很广，无所不至。它用在文学、诗词、语言、绘画、摄影、音乐、舞蹈、手工艺品、日用品等等多种方面。
　　诗词的艺术载体又分为形式的载体与抒情的载体两个方面。诗词的形式载体，是语言文字、句式谱调、平仄音韵等。诗词的抒情载体，亦可称为抒情的客体。即所写的事与物。
　　诗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它源于社会生活，又反作用于社会生活，激励人们改造世界，改造人的自身，从而推动社会发展。
　　“诗言志”，“诗缘情而绮靡”。这是诗的本质。诗的本质存在于抒情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之中，是心与物，情与景的矛盾统一。
　　诗的本质是人的本质力量美的反映。人的主休精神——内心世界的审美理想、审美情感，以及各种审美功能，是通过运载的客体来形成的。这是诗与其它文学作品所不同的地方。
　　于谦的《石灰吟 》：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是一首托物言志诗。于谦以石灰为载体，表达自己为国尽忠，不怕牺牲的意愿和坚守高洁情操的决心。
　　 作为咏物诗，若只是事物的机械实录而不寄寓作者的深意，那就没有多大价值。这首诗的价值就在于处处以石灰自喻，咏石灰即是咏自己磊落的襟怀和崇高的人格。
　　另外，同一艺术载体，也可因为抒情主体的不同，其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亦有所不同。下面举三首咏蝉诗为例。
　　虞世南《蝉》诗：
　　垂缕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骆宾王《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李商隐《蝉》诗：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虞世南的《蝉》是唐人咏蝉诗中时代最早的一首，很为后人称道。
　　“缕”是古人结在颔下的帽带，蝉的头部有触须，形状好象下垂的冠缨。蝉生性高洁，栖高饮露，作者以蝉为载体进行比兴，以暗示自己显宦的身份。“流响出疏桐”，表现了人格化了的蝉所具有的清华隽朗的高标逸韵。三、四两句更是全篇比兴寄托的点睛之笔。它说明了一个真理：立身品格高洁的人，并不需要某种外在的凭藉，自能声名远布。这里突
出了人格的美和人格的力量。
　　虞世南，官至光禄大夫。太宗称其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所以，他这首蝉诗显示了一种雍容不迫的风度气韵。
　　骆宾王，早年生活贫困落拓，先后两次获罪下狱。这首蝉诗是在狱中所写。诗中以蝉为载体，运用起兴手法，点出对家园的深深怀念。颔联以流水对的形式，把物我联系在一起，委婉曲折地表达遭受政治打击后的凄恻感情。颈联用“比”的形式，比喻政治环境的压力，和自己言论受压制的不得意。结句诗人表达自己高洁的品性，不为时人所了解，反而遭冤下狱的痛苦。
　　此诗是诗人在政治高压的环境下，不敢发愤直言，只得借用蝉这一艺术载体，比兴自喻，发出“不平之鸣”。全诗感情充沛，取譬明切，用典自然，语多双关，达到浑然一体的境界，是咏物诗的名作。
　　李商隐诗中的蝉也是他自己的影子。李商隐为人品性高洁，一向清贫，多次求人帮助，总是徒劳无益，因此它紧紧抓住蝉的特点，结合自己的情况“为情而造文，”具有牢骚的意味。朱彝尊认为此诗“传神空际，超超玄著”，为咏物诗之最上乘。
　　以上三位诗人的咏蝉诗，由于各人的地位、遭际、气质、品性的不同，虽同样工于比兴寄托，却呈现出殊异的面貌，构成富有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成为唐代文坛“咏蝉”诗的三绝。
　　清施补华《岘佣说诗》云：“三百篇比兴为多，唐人犹得此意。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
　　这话概括得很好，这说明同一艺术载体（客体），由于抒情主体的不同，其所抒发的思想感情亦是大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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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天楼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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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钱氏的历史贡献及其现实意义

  　近年来，我活动频繁，行踪遍及国内外。当人们得悉我是来自“人间天堂”——杭州时，莫不竖起拇指赞羡杭州风景优美和杭州人素质高。
     有的说：“杭州人知书达礼、谦恭和睦。”有的还举例说：“在杭州，如向老人问路，不但详细为您解答，还可能亲自为您导引。这在其它城市是难以见到的。”我听了之后，心中美滋滋的。
　　杭州风景为什么这么美？杭州的人文素质为什么这么高？其根源由来有自。     
　　远在唐五代之前，浙东与浙西是两个独立的，互不相属的区域。浙东道以越州（绍兴）为中心；浙西道以苏州为中心，。杭州这个夹在两个不同区域之间的边城，只不过是一个排名三等的小郡。它的繁雄不要说远逊于全国一等的经济首府扬州，也远逊于排名二等的浙西、浙东政治重心的苏州和越州。由于唐末长期的军阀混战，大军在杭州这座边城象拉锯似的进进出出，给杭州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再加钱塘潮水泛滥成灾，瘟疫肆虐，盗寇猖獗，赋税繁重，以致人民流离失所，无以聊生。那时的杭州，荒落破败，满目疮痍。著名诗人刘长卿《奉送贺若郎中贼退后之杭州》诗曰：“江上初收战马尘，莺声柳色待行春。双旌谁道来何暮，万井如今有几人？”这就是对当时杭州破落荒凉景象的真实写照。
　　这种凄凉的景象直至钱氏建立吴越国，定都杭州之后，才开始有了好转。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五日：“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包伟民所编的《史学文存》，其中有谭其骧先生的一篇文章，他说：“使杭州从第三等超升到第一等的是五代时的吴越钱氏。”他又说：“唐末五代是一个干戈扰攘，四方鼎沸的时代，独两浙在钱氏保据之下，晏然无事者垂九十年；两浙既然是当时唯一的乐土，因而杭州就成了乐土中的天堂；乐土中的天堂，其繁雄富盛，自非复其他兵乱之余的都会所可比拟了。”这段话阐明了吴越钱氏对杭州发展的作用。所以钱氏吴越既是杭州走向繁雄的转折点，也是两浙走向繁雄的转折的。没有吴越钱氏的历史贡献，就没有杭州乃至两浙今日的繁雄富盛，难怪杭州人一直把钱镠称为“杭州之父”。
　　下面拟综合地说一说吴越钱王的历史贡献及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保境安民、纳土归宋，使百姓免遭兵燹之灾。这是杭州乃至两浙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吴越钱氏最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民本”思想。钱镠常说：“民为社稷之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他不仅自己不称帝，还反对强藩称帝。他谆谆地教诫子孙要恪守臣节，要“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 “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所以，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面对当时的形势，为了保境安民，遵从祖训，决定纳土归宋，将所部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五十五万六百八十户、十一万五千一十六卒，悉数献给宋朝。由此，吴越国的生产力免遭破坏，人民也免遭生灵涂炭，从而稳定和巩固了中国和平统一的政治局面。北宋著名诗人苏轼曾评说：“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这是对吴越钱氏历史功绩的客观评价。吴越钱氏为中国的和平统一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二、扩建城池、构筑园林，奠定了“人间天堂”的千秋基业。
　　吴越钱氏总的治国方略就是保境安民，繁荣经济。钱镠整顿社会秩序，招集流亡在外的杭州人回乡安居，还收容了大量外来避难的百姓。并将他们一一作了妥善的安置，教他们从事多种经营，如开荒拓垦，植树造林，开塘养鱼，种桑织丝，生产茶叶，经营瓷器等。这样一来，杭州的人口从原来一万多户，四万多人，一下子扩充到二十多万户，八、九十万人。经济也日益繁荣。在此情况下，为了适应人口的增多和防御的需要，吴越钱氏先后三次组织城池扩建工程。他把杭州的城区从原先的30里，延长到70多里。城池由钱塘江扩延到西湖，形成至今盛称“三面云山一面城”的基本格局。与此同时，还着手构筑园林，为湖山增光添彩。他不仅在凤凰山添设宫廷式建筑，更在西湖周边，大建楼台亭阁。其景观之规模，相当可观，再加选址适宜，结构合理，造型优美，大大丰富了城市的园林文化，具有极高的观赏性。这些星罗棋布的庭园建筑，至今还留下不少胜迹。例如近年修复的雷峰塔就是吴越国建造的。这样就为“人间天堂”的千秋基业奠定了基础。
　　除了几次修建杭州城外，还修建了余杭城、嘉兴城、睦州城、温州子城、富阳东安城、常州福山城、萧山西陵城、松江城、苏州城及福州东南夹城等，总计不下五十余处。
　　经过吴越钱氏实施扩城改制、广招移民、构筑园林，更新设施等系列工程，使杭州这个原先破败荒凉的三等小郡一跃成为全国一流的大都市，其规模除宋都开封之外，全国其它城市无一可以与之匹敌。
　　所以，今日杭州的繁雄就是发祥于吴越。
　　三、兴修水利、通海经商，为杭州富甲天下奠定了基石。
　　历史上的钱塘江，经常泛滥成灾，人民生命财产不断受到威胁。为
了沿塘控江，消弭水患，钱镠召集杭州有经验的水利工程人员，研究出改土塘为“重壕累堑”，四层结构的石塘的办法，从此根绝了潮灾，使杭州人过上了平安的日子。原先那些经常受淹的地区，逐渐变成良田，出现了村落，有的还拓展为景区，成为观潮胜地。使杭州人观潮的风俗一直延续至今。
　　杭州港出海处原来暗礁密布，商船海舶屡遭倾覆。因其如食人的恶魔，故称为“罗刹礁”。吴越王钱镠为了航运通畅，亲自督率石工下海平礁，炸毁了“罗刹石”，顺利地建成了海港，使出海航道畅通无阻，大大促进了杭州的海外贸易，使杭州成为南来北往的海上贸易的集散地。
　　杭州西湖，自中唐时白居易疏浚过一次之后，80多年来，由于战乱，一直无人管理。到了吴越建都时已逐渐淤塞，湖面缩小，葑草丛生。当时有方士献策，干脆把西湖填掉改建王府，如此则可使国祚延续千年之上。但是吴越王钱镠不愿填湖建宫，与民争利，坚决予以拒绝。三代吴越钱王对西湖多次进行整治，致使美丽的西子湖一直保留至今，成为世界名胜。
　　五代时，沟通南北的大运河，由于疏于管理，河道壅滞，甚至局部断流。为了便利航远，灌溉农田，吴越钱王加大了整治的力度。他专门设置了都水营田使，募卒组成专业的水利工程部队——“撩浅军”有计划地将杭州段运河加宽加深，在沿河开掘塘泾，形成河道纵横分布，相互贯道的网络水系。并组织“营田军”，筑建漫长的“防水护田土堤”，营造了大面积旱涝保收的汙田。此外，还筑堰制水，保护了西溪湿地。
　　以上这些治塘控江、凿礁通海、疏浚西湖，治河护田，保护湿地，合称整治“五水”——江、海、河、湖、溪。这些完善的治水措施，充分发挥了河、湖、港、溪纵横交错的优势，保证了丰产丰收，为杭州成为浙西“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打下了一块基石。
　　四、广建佛寺，弘扬佛教文化，使杭州成为东南佛国，此举措对杭州人澹泊澄虑，慈良乐助的高洁情操有一定的陶冶作用。
　　与中原王朝后周的“灭佛”行径相反，吴越国三世五王虔诚奉行“信佛顺天”的信条。他们出于教化民众的政治需要，提倡信佛，用政权的力量，推动佛教的传播。当时吴越国京城杭州，寺院林立，宝塔遍布、梵音不绝于耳。《咸淳临安志》载：“九厢四壁，诸县境内，一王所建，已盈八十八所，合十四州悉数数之，不能举目矣！”这仅是指钱俶执政的30年而言，且仅限于新建，未包括扩建、改建、修葺的在内。倘若合计三世五王在两浙境内所创建，扩建、改建、修建的寺院的总数，有据可查的寺院多达200余所。
　　佛教文化的弘扬，使人民思想有了信仰，行为有了约束，禁欲制念，谨填言行，大大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杭州人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品质，与佛教文化的熏陶不无关系。而且这种熏陶一直影响到现在。杭州人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事迹，新闻媒体，屡有报导。而杭州关于这方面的报导比全国各大城市要多得多。特别是在今年春节前后这场抗雪救灾运动中涌现了无数感人的事例，看了之后，真是催人泪下。
　　五，向学重文，尊贤渴士，诗礼传家，这是杭州千年来人文鼎盛的渊源。
　　吴越钱氏创业开始，就知道治国必先通文，故于兵戎之外，苦读诗书，博涉经史，沉潜翰墨。据《钱氏家乘》载：“钱镠少贫苦，肩负米以养亲。稍有闲暇，温理《春秋》、兼读《武经》……七岁修文，十七习武。”《宣和书谱》卷五载：“方其与群英争逐，横槊马上，何暇论文墨耶。然而喜作正书，好吟咏，通图纬学。”又《十国春秋》卷七十八载：钱镠“稍暇则命诸子孙讽诵诗赋，或以所制诗赐丞相将吏。亦间能书写，画墨竹。”在钱镠向学重文的言传身教之下，儿孙们更是刻苦自励，故而世代家学成风，人才辈出。许多人在文学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使钱氏成为历史上的“文学世家”。《宋史》载：“宋兴以来，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钱氏一家而已”。据统计，钱氏从唐末至宋初，获国王封号者有五人，北宋获王爵封号者有六人，获郡王封号者有四人，获国公封号者有四人。南宋获郡王封号者一人，获国公封号者七人。钱氏一族中在两宋担任宰相、翰林学士，枢密副使，节度使等高级职务者为数不少，刺史以下者更多。据钱王十三世孙钱国衡统计，宋朝一代，钱氏擢为进士者有三百二十人。元、明、清、民国、直至现代，钱氏一族名贤辈出，而且其多方面的造诣均引人注目。
　　由于吴越钱氏向学重文，尊贤渴士，重用人才，所以天下儒士纷纷前来投谒归附，吴越王对他们均虚心接纳。武肃王钱镠之子文穆王钱元瓘，还专门设置择能院，让丞相沈崧负责选拔人才，使诸多文士担上了宰相之职。当时受宠用的重要文人有罗隐、罗邺、罗虬、皮光业、沈崧、林鼎、元德昭、吴程、裴坚、沈伦、崔仁冀、高英秀、陈长官等不下二十位。这些文士，不但在文学上有高深的造谐，且都精于吏治。这对钱氏的齐家治国均多有助益，使钱氏的“礼治法治”的国策得到顺利实施，也有助于吴越百姓温良恭俭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今天，我们杭州人文鼎盛，民风淳朴，就是继承了吴越的遗风。
　　这种遗风当然也与钱武肃王的《遗训》、《家训》有密切关系。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家族的祖训能够象钱氏《遗训》、《家训》那样完善，那样影响深远。虽然，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衡量，钱氏《遗训》、《家训》也存在着一些封建糟粕，但它那种“以民为本”，爱国爱民的高贵精神，以及所宣传的忠孝仁义的伦理道德是非常宝贵的，也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祖武是绳”这种祖训不但对钱氏后裔的兴旺发达起了引导和保障作用，而且对普通的杭州市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什么杭州人如此知书达礼、温文尔雅，爱好诗书画，且乐于助人，这种人文素质是从吴越开始，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仁民爱物”，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灵魂，也是吴越钱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它与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内涵丰富、历史悠久的吴越钱氏文化，是历史赐予杭州的宝贵财富，弘扬和发展吴越钱氏文化，对杭州构建和谐社会，提高城市品质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进而和平统一祖国，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
　　现在根据市委王国平书记的批示，杭州钱镠文化研究会已经成立。从今年元宵节开始，恢复钱王祠公祭风俗。浙江大学成立了吴越文化研究中心。杭州师范大学成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研究氏族文化的科研机构——杭州师范大学钱氏宗族文化研究所。今年四月廿五日，高档次、高规格、高质量的钱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杭州师范大学召开。我们相信：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杭州的人文素质、文化品质将会有更大的提高。
　　
参考资料：
　　1、邹小凡、邹身城等著《两浙第一世家吴越钱氏》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
　　2、李最欣著《钱氏吴越国文献和文学考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
　　3、陶福贤编著《千古一族》
                                     京华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