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史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伊波利特?丹纳所著《艺术哲学》，以形象生动的植物学理论，阐述了西方艺术的发展和规律。本文尝试以丹纳的解剖方法，将中国传统诗词和现代诗词比作一株千年繁衍的临风玉树，它因地层、气候、环境作用而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美学观象，并由此探及它的审美渊源及趋势。

一  地层

“原始的花岗石，是经历了时间的刮、刨、挖掘后，依然存在的本来面目，是构成民族的审美特性，他融入了民族的血液里，和血一同继承下来。”丹纳认为：每一个艺术品种，都有其深厚的独立的美学渊源，并由此形成其坚不可摧的审美根基。

在《荷马史诗》表述的人与神关系中，神也被赋予了最本质的人性。直接的感官感受及情欲描写，激烈的现实冲突，苦难悲惨嫉妒神秘等等强烈的负面情感因素，使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带有重自我、重写实、重悲剧效果的艺术倾向。中国诗词的文化现象，历数千年，渊源古老，经典辉煌，流风至今。在儒道释的先后交相作用下，它始终跟随政治和哲学，强调群体感受，主张和谐文雅为“言”的最高形式。

1）儒家对诗词文化的影响：早在《礼记?中庸》里，就有这样的记载：“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人的情感表达应该是含蓄而有节制的。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仁”者：从人从二。孔子也强调“和而不同”。它表明：个体的情感虽然存在，但它只有在群体的和谐中才被文化主体认同。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举凡人际关系及情感关怀，是儒家文化表达的主题，形成了它的话语体制。它掩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人们的社会情感在这样的群体关系中不断被交流、加深、延续，而它的表现形式又是温情脉脉含而不露的，正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它排斥过分强烈的哀伤、愤怒、忧愁、欢愉，所有的激烈对抗、感官情欲在此退避三舍无影无踪，自然情欲的泛人化、社会化特点非常突出，感官感受成了社会认同的感受。因而，它形成了“温柔敦厚”的美学标杆。在这样的诗词作品里，家仇国恨、感时怀旧成为基本主题，即使有着关于生老病死、人事无常的况味叹息，其中流露的仍是具有社会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2）道家对诗词文化的影响：《周易》说“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道家这种对于动态的认识，形成了中国美学关于运动、力量、韵律的世界观基石。然而，“天下至动而不可乱也”，使道家在此又回到儒家的群体和谐中去。孔子十分讲究人际关系和秩序的协和，庄子追求自然的协调。“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是与宇宙天地相同于一的自然的人。繁华短暂自然永存，宫阙兴替江山常在，精神贵在高于物质。他的“忘物我”、“同天一”、“超利害”、“无思虑”并不是要否定现实的人际关系，而是要在此中寻求超越和发展。这一过程是淡泊而和缓的，它仍然排斥苦难、罪恶、战事等等负面情感，避开了现实冲突中惨烈痛楚的一面，正如宗白华所说：“中国人感到宇宙全体是大生命的流动，其本身就是节奏和和谐，一切艺术境界都根基于此，人性由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发掘出的深度，往往被和谐的愿望所淹没。”因而，就这个意义上说，道家学说在这里与儒家学说水乳交融互补其缺。魏晋以后的知识分子广泛接受庄子的思想，出现了引道入儒、儒适其道的宗教学术奇观，在自然中渗透、积淀社会的人际和表述内容。

3）释教对诗词文化的影响：释教又称佛教。佛教诸宗传入中国，经过数百年历史的选取洗汰，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中，中国自创的顿悟禅宗成为最终的优胜者，并日益浸淫了士人学子的心灵。禅宗强调感性即超越、瞬间可永恒、佛我同一、物我两忘，宇宙心灵融为一体的精神境界，但是它并没有否认儒道共持的感性世界和人的感性生活，依然融化和归依到肯定生命和人生中去，在偶然性的点悟中理解生命的意义，因而在空幻中仍水天明媚，寂灭下却生机宛如，在妙悟禅义中带着人生情趣和世间温暖。“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这样的感悟宁静而淡远，它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指向超具体而又灵动的永恒。世间的任何事物在解禅中都可过而不可留，它追求的是某种彻悟的心境。无论是政治斗争的激情怨愤，还是人生感伤的情怀意绪，在禅的世界里都被藏埋起来，而这又是暂时的，正如苏轼参禅而仍然忧国忧时亦儒亦道，由禅而入儒道，是中国诗词的又一特点。

儒道释就是这样相互补充相互砥砺，将审美不断引向深入。寄情自然亦不忘世事，悠然南山中猛志常在。在肯定生命、秩序、群体的同时，使艺术对一草一木一花一鸟的欣赏和创作都蕴含着、表现着对人生和人性的超越。它既没有极端抽象的思辨玄想，也没有狂热冲动的生命挣扎，它们都被消融在人与自然和谐同一的理想中了。儒道释构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哲学，作为士大夫主流文化的中国诗词的审美渊源由此而来。“虚白”和“中和”是中国诗词无所不在至关重要的美学特质，是一种充满想象力和理解力的艺术表现。

二  气候

“每种植物在适当的天时地利中生长，艺术的品种和流派只能在特殊的精神气候中产生。”

丹纳认为：一个民族传统的精神习俗，构成了其总体的精神气候，并形成其特有的艺术特色；因时代的变迁，而产生的局部精神气候，又使艺术形式和派别出现相应的变化。

古希腊人好战和蓄养奴隶的风气，造就了社会普遍对体格强健的崇拜。在他们的雕塑中，肉体和骨骼协调平衡被视为艺术最高境界。中国自秦汉文官制度设立以来，诗词艺术成了反映士大夫知识分子审美趣味和道德修养的主流文化。而这些士大夫知识分子长期在儒道释之间徘徊进出，他们既现实又超脱的人生态度、温和含蓄的审美观念，使多种意象并存一诗，诗词想象空间因之伸展，诗词成了深情与熟练并重的艺术，在此基础上，因时代的不同，诗体和诗风也会呈现不同的变化和趋势。

1）想象真实大于感觉真实：陆机在《文赋》中写道：“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在“虚无”和“寂寞”中凭想象的真实而生出画面和音乐来。在中国诗词中，常见风花雪月、山水云烟等等字眼，然而关于什么山、何色花、哪边水、多大风？它们的形状大小气味颜色等具体描述却并不多见，这种意象的模糊和朦胧，需要创作者和阅读者依照自己人生体验境遇去想象和填空，依赖于现实的经验，因而想象的仍然是可见的生活场景，是曾经经历过的情感体验，这种想象必然是真实的，随着时代环境个体不同，那并不确定的包装形象被赋予了更为个性化的具体感受，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变异性和普遍性。“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不同时代不同个体，可以注入更多不同的具体感受。这种自由想象的空间，使得诗词作者往往更加主观地处理时空、因果、事物、现象，通过虚拟而扩大缩小增添补足，甚至改变时空因果的本来面目，展示感性的偶然。“惜墨如金”、“点到为止”，任何情节景物只起到点染启发的作用。

2）深情与熟练并重：儒家坚持重视群体感受，道、释的寻求超越现实，都使诗词中有一个强大的超我出现，从而压抑了个体的人性表达。被抑制的自我需要找到另一个出口，“言外之意”、“象外之象”等诗词内涵的不断发掘，使自我在写作方法及无限寓意中寻求表达，艺术技巧的锤炼因而备受重视。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出色而本色”、“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律诗不难于凝重，亦不难于流动，难在又凝重又流动耳”、“词要放得开，最忌步步相连，又要收得回，最忌行行愈远，必如天上人间，去来无迹，斯入为妙”，从刘熙载对诗词艺术技巧大量丰富的总结里，看得出诗词是一门高度复杂而完备的艺术；而在这样的艺术中，当情欲成了人际间含蓄的群体情感，官能感受成了社会感受，社会性的内容和感情被一再重复，细致微妙含蓄深远就成了它最好的表达方式，“情景交融”、“余音绕梁”，真情和深情是中国诗词的总体情感表征。

3）诗风诗体的变化：人们的生活、风俗、观念之变，引发客观形式和精神状态的更新，进而引发艺术表现形式的更新。无论什么时代，理想的作品，总是现实生活的缩影。中国的诗词形式流派因时代的不同而衍变：古体、古风、歌行、乐府、律绝、杂言、杂体……变化的诗体带来不一样的诗风：梗概多气、志深笔长的建安风骨，着力雄浑、气象浑厚的盛唐之音，摇曳多姿、以意见胜的北宋诗词，晚明的浪漫潮流、诗派林立，有清的诗话迭起、各适其趣。其中尤其作为近体格律诗全盛的六百多年间，宋词元曲仍然突兀成峰。在内容上，汉代的反映事功行动、魏晋的精神思辨、唐诗宋词的襟怀意趣、明清的世俗人情……形式与内容的多样，反映了迥异的时态风貌，它们表现得越充分，人类的精神面貌也就越新颖，不同的形式和流派，是不同时代人类精神的自觉表现，是变化的时代气候影响艺术面貌的结果。应当看到，在上述的种种变数中，仍然缺乏人性自然的尽情导泻和翔实客观的真实记录，它只是在总体中呈现的局部波峰变化而已。。

中国历代文人的仕隐人生，使诗词始终与荫庇祸害、政治生命相连，形成了中国诗词几千年来总体的精神气候。含蓄和谐的情感表达，将宇宙天地自然都伦常化情感化。想象不仅是心理问题，而成为某种心理模式，诗词的创作和鉴赏都要在想象中完成。言尽而意不尽，无限深情与熟练技巧共存一体；因时代精神和审美观念的变化，诗体诗风也会产生相应的局部的调整。

三  环境

“我们隔了几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在艺术家四周齐声合唱。只因为有了这一片和声，艺术家才成其为伟大。” 丹纳认为：经过时间的沉汰，当一种新的艺术样式、作家和作品成为独响者，站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其背后一定有社会思潮和大众应和的基础，构成其不可或缺的人文环境。

莎士比亚是天才，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奇迹。在他的身边，韦白斯忒、福特、本?琼生……一批优秀的艺术家，他们有着同样的戏剧结构、同样的感情冲突、同样的社会表达，组成了莎士比亚周围广泛的和声。中国诗词每一次的诗风诗体之变，都是社会变革和大众审美趣味的反映，它呈现出由社会情感表达向主观感觉倾述、从道德规范秩序而逐步走向追求其艺术本身美感的过程。

1）优秀的诗词样式和作品，离不开时代风气和受众基础：作为中国传统诗词史上璀璨的明珠、伟岸的高峰，唐代诗歌的表现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边塞诗是中国诗史上的传统题材，汉代以降时有佳构，但真正以此大放异彩的却是盛唐诗人，他们以雄健清越的笔触彪炳于诗史。这是因为唐代士人仕进之路并非科举一途，投笔从戎奔赴军幕，亦是建功立业的绝好路径。唐代国力强盛，但边事不断，许多人因此而显名立身。恢宏的时代造就一批慷慨豪放之士，他们执着功名，关注时事，以旷世的笔触描绘人生理想。李白杜甫被誉为盛唐时代的“双子星座”，他们处于中国诗歌热情洋溢的时代，身后是初唐近百年诗歌创作实践与理论的深入探索，身边是灿若星河的众多诗人。《全唐诗》五万多首，作家两千五百多人，卷佚浩繁。唐诗选本至今尚有五百余种，其中还有大量不见姓名已经散失的作品，其中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品皆以百千计。不惟如此，盛唐还创造了中国诗史上最为理想最为典范的诗歌审美范型，这些都形成了李杜周围嘹亮的和声。

2）每一种诗词流派和风格的产生都是社会审美趣味的发现和补充：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会存在审美趣味的某种偏狭，它呼唤着不同的风采加以补充，有时候需要经过一个时代的酝酿审视，来重新证实或修改。东晋时期“玄风独振”，诗歌“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然而，它以观察自然来体悟哲理，从而诞生了山水诗的萌芽，到了陶渊明这里将山水生活田园风光开创为一个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这种审美趣味的发现和改变，为中国诗歌史中的田园诗发展铺平了道路。全盛的唐代诗歌，造出了一个浑融完整的审美境界，如宋代诗论家严羽所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即便如此，宋诗虽然步随唐诗，但能独开生面，且又多方意象，从而显示了入而出、出而新的一代美学风貌。在唐诗中，诗人很少一味自省主体的心态，而将情感外射到物想之中；而宋诗则更多地剥落客观物象，更多地省思主体的心灵。“皮毛落尽，精神独存。”在立意的深隽警醒中，给人们带来另一番审美感受。在社会意识形态较为平缓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年代，这种互补还表现在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参差流动：徐志摩的新诗，尽管披上了舶来西化的外衣，然而它在不断叠加的意象中一唱三叹，自有东方的音律美和意境美；近年来，一些含蓄柔美韵味深远的歌词作品，加入了节奏明快的美国R&B音乐，极大地展拓了国人的审美感觉。

3）诗词逐渐走向自我走向本体：中国诗词符合社会群体情感和谐的表达方式，以及相对固定的审美模式，使意象容易概念化典故化，带有太多的哲学道德意味，并且常常以政治读诗法代替美学读诗法。明清以降，中国诗词显现出艰难地向自我和本体的方向迈进。明清曾到过一个高潮：由于小商品手工业的繁荣发展，市井文化、社会服务的兴起，使诗词创作与其他艺术样式如小说戏剧等等一起在理念上出现了萌动的倾向。汤显祖说：“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如必按字摸声，即有窒滞并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袁枚说：“做诗不可以无我。”“有诗无我傀儡也”。他甚至对“诗言志”进行重新定义：“言志必本乎性情也。”诗与私心情欲、与本能欲求、与感性的生理存在，自觉不自觉地联系更为紧密起来。心灵的自由和解放，使诗词逐渐挣脱道德意志和归化利用的桎梏，愈来愈显示出其独立的美学价值。在这一回归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段性反复。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诗词走出重围、回归本我曾到过的另一个高潮，诗词从内容到形式都获得了较大程度的解放和突破。之后，却是几十年的枯寂，内乱外患加上不断的意识形态革命斗争，使诗词又成了为利益驱使的服务工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兴起的“解放思想”和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并获得广大呼应的社会实践，给中国诗词的发扬光大表露新声提供了一定的舞台。“朦胧诗”以跳跃的意象、激情的表达冲击了“只见大我不见小我”的模式，即使以舒婷为代表的热情讴歌的作品，也洋溢着意象变幻、不同凡响的真实而深沉的色调，它渐渐地催生着来自民间和自我的声音；九十年代以来，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各国的文化传播交汇，特别是泛概念的国际范围华人汉诗的影响促动，各类诗词人口得到空前扩大，作品集、出版物、诗词组织大量涌现，新词语新手法新气象层出不穷，诗词创作和理念呈现出一派多元化民间化个性化的态势。从历史发展过程看，应以科学人文之心对待各种似乎相反的艺术形式和派别，把它看作不过是人类精神领域不同时期的正常表现而已。新的诗词流派、创作方法或作品，要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应符合社会的审美心理，又要有大众响应的市场环境。人文历史发展的趋势，常常是一个时代的审美局限，需要下一个呼之欲出的时代来拓宽。诗词回归本体和人性表达，是社会经济使然，也是审美发展趋势。

古今中外，人们对于艺术规律的探求常常不谋而合殊途同归。一百多年前，西方学者丹纳的艺术史观，似乎也适用于像常青树般已延续繁荣至今的中国诗词。

中国诗词从发展之初，就与道德规范紧密联系。儒道释的哲学观美学观，构成了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的艺术观人生观。在诗词为主流文化的千年长河中，形成了其坚实的精神地层、特有的人文气候和相应的生态环境。它表现出：重群体而轻个体，重精神而轻物质，重含蓄而轻直白，重想象而轻写实。随着现代社会经济飞速的发展，它已不能满足社会各阶层多元化的审美需求。在时代的变迁和形式的衍变中，中国诗词不断顽强地寻找本体――它正在走向民间、走向人性、走向自由。

在相对稳定的审美传统和不断丰富的艺术活动中，怎样构建当代诗歌的和谐精神，展现尊贵的人性和真实的自我呢？“无论你们的头脑和心灵多么广阔，都应当装满你们时代的精神和感情。而文学作品的力量和寿命，就是精神地层的力量和寿命。”―――丹纳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