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打造精品的思考
     ——在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单位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丘海洲
　　
　　根据学会领导的指示，我在这里就关于打造精品问题作个即席发言，因未作准备，讲得不对之处请各位诗长吟友批评。

　　呼吁精品意识是近年来诗词界的热门话题，孙轶青会长也在去年的全国会议上作过实施精品战略问题的重要讲话。当前，强调精品已是诗词界的普遍共识，我省这次单位会员代表大会以研讨如何打造精品为会议主题，很有见地、很有必要，也具有实际意义。

　　近二十年来，诗词创作日益繁荣，各种诗词报刊遍地开花、各类诗词活动和大赛此起彼伏，一些个体文化商人也趁机迎合某些作者满足虚荣心的需要，发出无数份虚衔以捞取不义之财。当今的诗词作品可谓数量庞大而鱼龙混杂，其中确有不少佳作，但大量的是一些平庸之作。诗词创作经过二十年的复兴，现已得到普及，成为群众文化活动的重要项目，但普及只是初级的，提高是普及的必然阶段，现在是到了强调精品的时候了。不讲提高、不讲精品就不利于诗词创作和发展，就不可能得到历史和社会的认同，也就没有诗词文学生存的必要，我们总不能象全民炼钢铁时代那样，给社会留下无数吨废铁。所以说，强调精品意识是时代的要求，是诗词创作规律本身的要求，意义非常重大。

　　什么是精品呢？许多人给精品定了这样那样的标准，但很难获得广泛认同。古人写了那么多诗，而广为传诵的又有多少？这些至今广为传诵的诗就是好诗，就是精品，这精品的标准不是某个专家定的，也不是说佳作都必然是反映了大主题，都反映了时代心声。不少精品是以小喻大，也写风花雪月。当然反映时代心声、表现主旋律应该是主要方面，这无可厚非，但写风花雪月为什么就不行？我认为只要是美的、健康的、高雅的东西都可以写，爱美是人类的共性，写祖国山水美是表现热爱祖国，而写外国的山水美也是热爱大自然呀！你能说写外国的山水美就有思想问题么？历代佳作既有表现大的主题的，也有反映人们对各类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的，只要心态健康，合规则，有神韵，能营造出鲜明的意象，应该就是好诗，象“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月落乌啼霜满天”这些句子你能说它不美么？所以说，精品应该是内容和艺术手法结合得较完美的、高雅的，但应该又是通畅的、为广众流传的佳作。

　　那么，应该如何去强调精品意识、去打造精品呢？下面结合本人一年来的工作实践谈点人个意见。

　　我认为，打造精品要从组织和个人两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在组织上，我们的学会、社团负有提高会员精品意识的职责，要主动打造精品。就实际工作说，第一是把好刊物质量关，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诗词报刊是一个诗词组织的门面，人们透过刊物可以了解这个诗词组织的基本面貌，可以看出这个诗词团社的整体水平、精神风貌。《深圳诗词》办了十几年，由于在主导思想上没有明确的办刊宗旨，成了不问质量、来者不拒的大家欢刊物，一个作者每期发表的诗作动辄十几二十首，作者数量少，好作品不多，信息相对闭塞，每期仅向省内外几十个单位寄出作为交流。象这样的刊物，其读者肯定寥寥无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刊物必定会给人们所遗忘，为时代所抛弃。我去年12月接手主持日常工作以后，在会长和其他同仁的支持下，决定从抓《深圳诗词》刊物抓起，从刊物内容到装帧版本进行了全面改革，明确了立足深圳、融于四海，力求为弘扬中华诗词文化做出贡献的宗旨；对本会会员虽有照顾，但也是有选择地刊发，每位作者原则上一个栏目只选一、二首作品，同时加大版面选登全国优秀诗人的佳作。此外，针对目前国内诗词理论研究的薄弱点，加强了创作理论探索，刊发一些较有份量的首发文章，并给予稿费。同时，敢于坚持原则把好质量关，成书后向外邮出上千册用以交流。我们的这些改革和做法，得到了学会老领导和会员的热情支持。通过两期的实践，《深圳诗词》受到了诗词界的好评，并有了一定影响，好文章好作品也随之大量涌来。

　　在打造《深圳诗词》品牌这个指挥棒引导下，本地会员的精品意识得到了强化，而随着《深圳诗词》刊物声望的提高，又反过来增强了会员在新《深圳诗词》上发表作品的荣誉感，也对提高会员的写作水平起了一定的引导作用。

　　第二，是组织倡导写作技巧的切磋，提倡不扣帽子的善意批评，使会员能认清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在05年荔枝节举行的笔会中，让写得较好的诗作作者谈写作体会，也让其他会员谈自己的体会和建议，从而使笔会具有了真正的含义；除了举行此类会议外，还提倡会员搞创作沙龙，开展小范围的创作技巧研讨，旨在提高创作水平。

　　以上是本人认为组织方面至少要做到的工作，在个人方面，我认为强化精品意识应朝以下三方面努力：

　　1、必须力求摒弃庸诗、劣诗，力戒无病呻吟，反对急功近利、媚时趋势的创作心态。比如应节之作，有些人是逢七一、国庆之类必叹，年年叹，百叹而无新意。如果没有真情实感又无新意，这种诗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合符格律只是写诗最基本的要求，就象下象棋，马走日象行田是起码要懂的规则，如果刚了解下棋的基本规则就以为自己是行家里手，就会显得可笑和无知。现在诗坛有一种被称之为“老干部体”的诗作，大概与下棋这个例子差不多。古诗“远上寒山石径斜”句式是仄仄平平仄仄平，合格律，有意境，有神韵，而“中国人民站起来”也符合仄仄平平仄仄平呀，但这是诗的语言吗？所以说诗有诗的语言，山水诗和政治诗都一样，最重要的是情、韵、气，写出的诗必须有意象，有诗的神韵，议论也应该在情韵中进行，而并不是用概念化的政治述语和未加工过的口头语填准平仄就算诗。

　　2、要努力提高写作技巧，精心雕琢，在创作中注重炼字，注意结构上的起承转合，注意意象的创造，写出的诗要有神韵，有意境，要一气贯通。写大的主题无可厚非，但写小题材也可以小喻大，象刚才一位诗长举的毛泽东《咏梅》词的例子，就是一个例证。

　　3、要努力提高个人的整体文化修养，这点十分重要。要提倡博古通今，否则写起诗来就会语言干枯，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是正确的。苏东坡的诗词是公认的精品，他写文章又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其书法“寒食帖”被誉为天下三大行书之一，而且还精通其他艺术，从苏东坡的成就可以看出，虽说是诗有别才，但诗词毕竟是作者文化修养的综合体现，这就是所谓功夫在诗外，并不是放下几天时间钻研诗词写作技巧就能造出诗词精品。博学方面，哪怕多看表面上与诗词无关的闲书，都会使人受益匪浅，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一个人胸中的词汇量和整体文化品德修养就决定了他的诗词写作水平的高下。

　　打造精品是诗词组织和诗词作者应负的历史责任，广东诗词界只要能达成共识且努力去实践，就一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因时间关系，就谈到这里。以上观点不一定对，欢迎大家指正。谢谢！
　　　　　　　　　　　　　　　　　
　　　　　　　　　　　　　　　　　
　　　　　　　　　　　　　　　　　　　　2006年11月
　　　
　　　（此文系作者根据即席发言整理）

新 世 纪 传 统 诗 词 发 展 刍 议

洪  柏  昭
一
     传统诗词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解冻后，至本世纪初，已获得长足的发展，各地诗社如雨后春笋般茁生，诗人如潮水般涌现，诗作更如恒河沙数。然迄今尚未获文学主流社会的普遍承认，出现圈内热圈外冷的现象。这是往日被扫地出门遗留的恶果，我们不必惊讶，也不必过分焦虑，随着社会现代化过程的推进，随着文化-文学观念的日益开放、宽容，传统诗词必有回归主流文学的一天。

     原传统诗词被逐步排斥出诗坛之故，乃在于二十世纪之初的反封建政治文化运动。旧文化被视为封建意识的载体，为宣扬民主、科学的新文化所代替；而作为语言代码的文字，也从文言改变为白话，所有文体都改变了以往的叙述方式，旧体诗也就以其“内容陈旧”、“形式僵化”，为白话新诗所代替。二十世纪中叶以后，革命的观念更趋极端，一切传统文化几乎都被目为异己，旧体诗遂被彻底封杀。如今，狂热的政治情绪已趋向冷静，偏激的文化观念已逐步纠正，而传统诗词仍不能登上文学的正殿，其原因一为陈庸内容的思维定势遗留妨碍了对现实内容的新鲜反映与时代质感，二为古奥的文言表达妨碍了思维的沟通，三为森严的格律束缚了思想的自由。要解决这些问题，绝非三天两日就能办到那么容易，故“五四”标榜的以新代旧、“五四”以后所有文体都从文言改变为白话的总格局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要求文学殿堂网开一面，让传统诗词成为它的一员，是有相当难度的。

     于是我们的传统诗词界就在艰难地寻找出路，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应着传播的障碍，寻找解决的办法：一为内容更新，写当代生活，反映新事物、新思想；二为以口语入诗，以新词语入诗，以现代语法入诗，废止今日已觉生僻的词语和用得过多的陈语，尤其反对用典；三为改革诗韵，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标准，重分韵部，减少韵数，废止入声；四为放宽格律，对平仄、粘对、声病、对仗等放宽，对词牌的格律规定放宽，甚至可以自创新调。这些办法，当然不是一个人同时提出的主张，而是集合了改革群体的意见，归纳起来的。这里面每一项又都有很多的内容，很多的差异，各各可构成为一个规模可观的子系统；限于篇幅，本文对此无暇一一细说。总的认为，“突围”的思路是煞费苦心的，抓住了进入主流文学的瓶颈，抓住了构建新一代诗词模式的雄心，也抓住了诗词大众化的良好动机。作为一种尝试，作为诗词向大众普及、拓展诗词用途的一条路径，可以提倡，并应鼓励更多的创作实践。那些鄙薄这些意见以为不足道，以为以浅陋文无知的看法，都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必须面对诗词与时代同步伐的问题，必须突破脱离大众的困境。

     然而这种循大思路、动大手术的改革，有可能产生一种崭新的诗体，却扼杀了传统诗词的生命。

　　　　　　　　　　　　二

     先说第一个问题。

     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文体的发展历代有变，且不断的丰富。无定形的前诗变为四言诗，衍生为骚（杂言），又变为五言、七言，再从格律宽松的古体变为韵律森严的律体，又变为词，变为曲，其演变规律无不随社会生活的演进与语言文字的变化而律动。从文体特征的角度来看，诗和词有所不同，诗是字数整齐的律句，词是字数不规则的律句；但在押韵、平仄、对偶等方面，却是基本相同的；且语音根据都是平上去入四声齐备的平水韵系统。曲和词在长短句形式方面相同，但语音根据有很大差异：曲使用的是取消了入声的中原音韵系统，一些字的读音与平水韵亦有差异；而其艺术表现特点则与诗词大异其趣：一是大量使用口语，市谈巷说，方言俗语，充斥字面；二是格律上有很大的放松，虽有曲牌作规范，却可以随意增加衬字，与词的严守格式大不相同。元曲可以说是顺应生活与语言变化而产生的新诗体，叙事、抒情畅快淋漓，极能抒写元代失范社会中的愤世-避世心绪，故一时曾受到热烈追捧。

     元曲与现代新诗颇有相同之处，对传统形式的破坏相当剧烈，引起当代的反响亦相当的巨大，而结果又都有点后劲不继，风光难久。笔者是研究散曲的，早年也曾与王起（季思）先生合作，出版过一些著作，深深了解散曲衰败的原因正是其兴起原因的异化：语言的提炼不够和俗化太甚防碍了内涵的要眇宜修，格律的松散和失范防碍了音乐美和建筑美，先时的优点变成了后来的缺点，所以从元代中叶起，就出现了雅化的倾向，明清以后，就逐渐为词所溶化，沦为附庸了。

     回到我们的本题：传统 诗词若是走彻底改革之路，必须重视散曲的经验教训，扬其长而避其短，与新诗互相携手，深入研究新诗的历史与现状，成就与不足（新诗因过度排斥传统而崇尚外域，未能构建起一种定型的有深厚审美价值的新诗体），找到互相契合的切入点，逐步走向融合，形成一种语言新、内容美、有格律、有韵味的新诗体。这种诗体由于受到传统诗词的哺育，必将成为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

                         三

     再说第二个问题。

     动过大手术后的诗词，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词了，其理由不言自明。那么，传统诗词就让它这样消亡下去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是数千年积淀下来的艺术规范，是前人经过了无数的实践、观照、思考、提炼而保存下来的精粹，其体裁、格式、用韵、平仄、粘对、对仗、谋篇、布局、炼字、炼意、章法、句法、比兴、用事、意象、意境等艺术要素，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处于系统内的各要素互相联系，互相引发，互相制约，若是将其中的任一要素分离出来，都将影响系统的完整功能发挥，从而减低艺术魅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传统诗词艺术系统是一个超稳定的结构，轻易动不得的，动了就不是传统诗词。这正如京剧的一整套唱做念打艺术程式一样，改掉了就不姓京。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以为，原汁原味、古色古香的那种传统诗词应该存在下去，就像古代诗、词、曲相继出现后的情况一样，新的产生了，旧的还保留着，并行发展。

     但保留原艺术范式首先应注意一个问题，即不能一味模唐仿宋，制造假古董。我们保留的应该是形式层面的东西，也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个抽象出来的艺术技巧系统。艺术品是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但两者又是相对独立的，同样的内容可以选择不同的形式，同样的形式也可以容纳不同的内容。艺术作品的与时俱进，主要应体现于内容的更新。内容是随时空变化而变动不居的，形式是相对凝固而滞后的。处今日物质生产丰富、文化精神多元、人际交往密切的时代，人们的生活内容与古代相比已有质的变化，故诗词的内容也应该有一个质变：它应该是二十一世纪的诗词而不是中世纪的诗词：这一点与主张大改革者的意见是相同的。

     在反映时代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响应国家的方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宣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等，都是正确的；但具体进行创作时，则应力避机械的理解，以为只有大题材、社会政治题材才有意义，陷入“题材决定论”的泥坑。要知道，文学是人学，人类因生活环境而引发的思想感情，有很多共通之处，故古今文学也有许多共通的题材。如命运主题、爱国主题、爱情主题、历史主题、自然主题、乡土主题等，都可以贯通古今。且各类主题又都有许多分支，如爱情主题就可分为亲情、恋情、友情、泛爱情等；乡土主题又可分为乡情-亲情、乡情-爱情、乡情-故土情、乡情-爱国情等；其丰富性是无限的。这些“永恒的主题”都可以写，只要具有真情实感。我这里强调“真情实感”而不强调“时代精神”，不是不要“时代精神”的意思；“时代精神”是绝对需要的，但要避免勉强装出来的扭曲；而一般来说，真情实感就有时代的烙印在内。社会政治大题材可以写，但更重要的是写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写自己强烈冲动的思想感情。写政治题材，要避免大而空，避免公式化、概念化地堆砌豪言壮语和政治术语。古典的陈词滥调是令人讨厌的，现代的陈词滥调也令人讨厌。

     有一种意见认为：诗词的语言应该现代化。比如古代的交通工具马、舆、辕、帆等，应改为汽车、火车、轮船、飞机，古代的计时工具更、漏、箭、晷等，应改为石英钟、电子表；古代的灯台、蜡烛应改为电灯、光管；古代的耒、耜应改为拖拉机、收割机；古代的鼎、鬲、釜、甑应改为电饭锅、微波炉；。。。。。。理由是这样才符合生活真实。我们不反对甚至鼓励新词语入诗，但有一条原则必须记住：新词应能构成意象、意境。意象是诗词魅力的根源，很多传统意象，经过了历代的提炼，内涵深窈多义，具有递相沿袭性，它一出现，人们就知道其情思所指，而演绎出无穷的诗意诗味，西方指这种现象为“集体无意识”。像杜鹃、碧血、鹊桥、青鸟、红豆、蓬山、仙槎、云雨、鸿雁、哀猿、折柳、梦蝶、黍离、铜驼、浮云、落日、夕阳、残照、鸳鸯、鸥鹭、落花、转蓬、芳草、逝水、蜡烛、春蚕、琴剑、琴瑟……等等，都能使人产生许多联想，使作品获得强大的艺术生命。新出的词语比较陌生，很多未经过意象的优选考验，不易使人产生更多的联想，其审美魅力自差一筹。试想，“蜡烛有心还惜别”，若改成“电管有心还惜别”，那“替人垂泪到天明”就无处着落，味同嚼蜡了；同样，“鱼雁传书”或“青鸟衔笺”，改成“电波传信”或“鼠标寄情”恐也有与全诗意境格格不入之虞。所以，主张实事实说，废止已经消失了的事物的语言符号，应该慎重而行。人们使用那些好象已经过了时的词语，好象不适合当前情景的词语，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在运用一种象征、比喻、借代、暗示手法。诗应该是含蓄的、富于暗示性的，而不应该是实话实说、一览无余的，因此，富于暗示性的传统词语应该保留。这里还牵涉到用典用事问题，因为很多有意味的意象是与历史或神话传说有关的，内涵十分丰富，可以增加诗词的深邃美、含蓄美，故用典用事不能一律废弃。还有，传统诗词使用的是以单音词为主的文言词，现代词语若掺入其中，不能有过多的双音词，更应力避多音词，否则就会很不协调，又会破坏诗句的音步。

     这里还想就声韵问题谈一点看法：要写出原汁原味的传统诗词，就必须让平水韵通行下去。平水韵是以有特殊韵味的入声字为特色的，某些仄韵古诗，某些平仄互换的歌行体，某些词牌，缺了入声字，读来就会感到乏味。平仄、粘对之间，缺了入声字，有时也感到不协调。此事关系到传统诗词艺术系统中的音乐美，故不能轻易废弃。

     最后，我认为新世纪的诗词应该提倡风格的多样化。诗词应有独特的个性，对于作家来说，开放思维，张扬个性，是使作品达到个性化的重要途径。在众多的作家群中，豪放、婉约、端谨、清丽、旷放、典雅、悲壮、超逸、沉郁、冲淡、粗  、感伤、诡异、  丽、谐  、豪辣、清空等各种风格，应该应有尽有。牡丹是美丽的，但如果一座园林里只有牡丹，就会单调而缺乏缤纷的色彩。基于文学上有过于重视思想性的现象，有意或无意地提倡“文以载道”或“高台教化”，我甚至呼唤唯美主义的诗作。唯美主义反对功利主义，反对市侩作风；重视艺术美，重视意象的营构，画面的组合；重视象征、隐喻，追求言外之意和味外之旨；重视叙事时空手法的多样，追求结构的错综美和新异美；重视炼字炼句，重视字句的声音美和色彩美。这些，对于艺术性的提高，都有很大意义。这类诗词，或许只是少数人的事业，或许只是象牙塔中的零雕碎刻，但其审美意义值得重视。

     新世纪是个开放的时代，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扩大了人们的眼界与胸怀，今天的诗坛应该容得下多种并存的审美价值追求，容得下趋向各异的求新探索。本文提出了诗的分流设想：一为彻底改革的与新诗结合的“大众文学”，二为保留传统稳定艺术结构的“小众文学”。期待有兴趣的人来参加讨论，期待诗词在宽松的环境下取得跨越性的发展。
　
　(作者洪柏昭系暨南大学教授、广东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
    

 回忆父亲马茂元（上）

深圳大学 马家楠
　　
　　我的父亲马茂元于1989年12月12日逝世，屈指算来，于今已届第十七个年头了。当时，噩耗传来，我立即携妻女由深圳飞回上海。父亲工作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了马茂元教授治丧委员会，精心准备了追悼会。龙华殡仪馆弔唁大厅正墙两侧悬挂着大字挽联：万卷诗书嵇古典，一生心血育英才。大厅内外，花圈拥簇，挽联缤纷，哀乐回漾，人潮涌动，而我父则静静平躺在鲜花丛中的水晶棺里。呜乎！是其一瞑不视而撤手尘寰也矣！而今而后，只能是见于墙而睹于羹的景况了。

　　我家是安徽桐城翰墨世家，合张、姚、方三姓而为当地四大名门。明朝太仆公马孟祯、清汉学家马宗琏、考据学家马瑞辰，是我家先祖。曾祖父马其昶（1855-1930），字通伯，号抱润翁，是桐城派古文名家，光绪三十四年任学部主事和京师大学堂（即今北京大学）教习，民国五年任清史馆总纂。父亲马茂元，字懋园，乳名贺宝，1918年旧历9月13日诞生。其后八个月，祖父马根硕即以肺病夭亡，年仅二十。父亲系由祖母一手抚养成人。

　　祖母郭静宜，湖南湘潭人，十六岁远嫁安徽，十八岁居孀，尔后母子相依，直至1964年寿终于上海。自我记事，祖母已是中年，慈眉善目，略显富态，裹小脚、衣着整洁。她卧房里有许多带盖子的瓷坛瓷罐，内中小零食，如蜜枣、糖藕、糖莲子、山楂糕、花生酥、茯苓饼之类，似乎取之不竭。我动不动就跑过去。当然，有得吃，还可以听故事。卧冰哭竹、囊萤映雪、岳母刺字、包公断案，莫不娓娓动听。父亲小时候的一些情事，大多也是在这种场合听来的。

　　父亲虽然襁褓中不幸失怙，却幸而得受曾祖父抱润翁的亲炙。启蒙教材，常例之外，还有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曾祖父自编的《抱润轩读诗钞》。父亲自幼聪悟过人，酷好读书，一卷在手，目不旁瞬，形同朽木，兼之记忆力极佳，所学几乎过目不忘。父亲日后学问有成，实在得益于幼年扎实的基本功。

　　然而，一旦放下书本，父亲好象立时变成另外一人，调皮捣蛋，远逾常儿。父亲小时养猢狲，养过山羊，还养过小虎。小虎出生未久，樵夫在山上砍柴时拾得送来，父亲哭闹百端，终于买下。其时商店并无牛奶出售，父亲逼着女佣日日外出寻觅人乳喂虎。小虎逐渐长大，时作扑噬之势，家中不堪忍受，终于趁父亲外出，由曾祖母出面，派人送走处理。父亲返回，慑于长辈尊严，也不敢如之何。父亲曾要人买来细蔴三斤，着女佣搓成绳索，再编制成鞭，然后自持些物，选定园中老枇杷树，日笞三百，曰“练我浩然之气”。又特制毛笔一枝，取紫铜为实心笔杆，持以练字。然而父亲书法并不见佳，晚年为桐城文史馆题辞，舒笺濡翰，临案犹豫，终于请人代笔。表叔舒芜（原名方管）《挂剑集》有文记少小时与我父相处情事甚生动，惜乎此书毁于“文革”，已不复可得。

　　好在父亲不常玩闹，家规又严，所以，还是读书的时候居多。不久，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名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唐文治先生是古文名家，亲自主考，阅及我父试卷，不觉拍案而起，叹赏不置。执教名师陈衍先生十分器重我父，尝曰：“后继桐城文派者，必在斯人！”父亲在校时即以诗文并优而腾誉远近。日后，同班同学姚奠中教授尝赠诗我父曰：“风调依稀抱润翁，清词丽句更谁同？桐城诸老传灯录，都在先生著述中。”我的姑父、国学大家吴孟复当时与我父一同考入无锡国专，后来在安徽大学任教授。他曾多次对自己所带的研究生说：“茂元先生得桐城文派真传，在现代，是继承并发扬桐城派文统的第一人。”

　　父亲从无锡国专毕业后，先后任教桐城中学、安徽省立第一中学，后又担任安徽省中小学教材编审会编审，后又调任安徽省教育厅秘书。期间父亲进入旧诗创作高峰期，吟诗酬唱，声名鹊起。其作多发表于《学术世界》、《新学风》、《安徽日报》、《皖报》等报刊。

　　父亲二十岁与母亲金佩芳结褵。后有子女六人。我是长子。

　　1949年，父亲离乡谋职，家中生计断绝，唯能靠变卖什物度日。有一幅祖母手制的湘绣三羊开泰图，竟然换来大米数石。

　　未几，父亲得以在南京市立师范任教，家中窘况稍解。1951年，父亲到上海，在同济中学教书。我家先由桐城迁至芜湖，此时又迁入上海，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这座城市。全家连祖母共计九口，仅用父亲一人工资开销，难免拮据。为此，父亲在多所学校兼课。往返的交通工具只是街头脚踏车。横坐在车后狭窄的架座上，一手紧揑着骑车人座垫下面的铁杆，很是惊恐。

　　不久，父亲到华东师资速成学校执教。两年后，该校发展而为上海第一师范学院，由上海东北部的江湾迁至西南部的漕河泾。我家亦随之而往，尔后再也没有离开这所学校。但是，这所学校却在不断变化。先是发展而为上海师范学院，继而“并吞”上海音乐学院原址而为东西两部，最后又发展而为现在的上海师范大学。

　　自从迁居漕河泾，家庭开始稳定。接着父亲升为教授，薪酬大增，而且时时有丰厚的稿费收入，住房也比较宽裕，生活明显好转。其时在上海有一房亲戚：父亲的堂兄马谦正，字益仲，在向明中学教高中语文，我和弟妹叫他为“伯伯”。伯母是我母亲的胞姊，行二，我们叫她为“二姨”。他们住在市区，常常在星期天到我家来。父亲和伯父互称“仲二爷”和“茂大爷”。父亲正在研究《楚辞》，伯父精于园艺花卉之道，《楚辞》中的花草成为他们久久的话题。母亲和二姨一见面就絮絮而谈，没完没了。伯父的长子马朕树（后改名为晨曙）与我们更是感情融洽。

　　那时我家住宅是联体别墅式的二层小楼，南面有花园，北面有菜圃。校外是大片农田，绿际云天。父亲和伯父畅谈之馀，每每外出漫步郊野，或者游览园林（“康健园”正与校园毗邻，不远处还有“黄家花园”）。晚餐总是母亲和二姨联袂入厨，有时还在“天香楼”叫几个热炒，两家人亲如一家，吃得极香。

　　 这一段惬意的日子，正是父亲勤奋治学，著作繁盛的时期。先是其专著《古诗十九首探索》和《楚辞选》因教育部长马叙伦先生激赏和推荐而出书。接着《唐诗选》问世，好评如潮，一再增印。《楚辞选》和《唐诗选》同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继而于1961年与郭绍虞、夏承焘、钱钟联三位名教授一同入住上海国际饭店，共同编写《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和《中国历代文论选》。二书同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然后父亲又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的编写。同时，父亲还将自己对于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的若干作家、作品和文学观象的研究心得写成单篇论文，分别发表于《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中国社会科学》、《人文杂志》、《江海学刊》、《文艺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等报刊。后来父亲自选取其中十八篇，汇为《晚照楼论文集》出版。为普及唐诗，父亲用优美的文字和精到的见解分析具体唐诗名作二十馀首，总称《说唐诗》，付《新民晚报》连载，并且频频在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演讲。一时之间，父亲的名字，在全国高校和上海市民中几乎无人不知。  （下期待续）

　　被郭沫若奉为“民族英雄”○3的曹操呢，他不仅生前四处掠夺无数歌舞美女，置之特建的铜雀台寻欢作乐，死后还“遗令”：“吾婕妤妓人”，每月初一、十五日于铜雀台上，安置八尺床，下挂繐帐，酒食齐备，“望吾西陵墓田”“作妓”（歌舞）○4。地下的曹阿瞒仍要享受“娼优在侧，常以日达夕”的活人“待遇”。真是“玩妓”的新花样！又，《世说新语·忿狷》记载：“魏武有一妓，声最清高，而情性酷恶。欲杀则爱才，欲置则不堪。于是选百人，一时俱教。少时果有一人声及之，便杀恶性者”。这样作，当然不是“爱才”，而是“残暴奸滑”。后来他从培养的百名歌女中选出一人，便把“声最清高”的歌女杀掉了，这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

　　这种对艺妓任意污弄、打骂、虐杀，荒淫纵欲甚至到禽兽不如的地步的，晋代更罄竹难书。晋平原王幹（干），“前后爱妾死，既敛，辄不钉棺，置后空室中，数日一发视，或行淫秽，须其尸坏乃葬之”○5。这是藉僵死尸体来发泄兽欲的一例。西晋的“世族国戚”王恺，一次在家中宴客。命妓吹笛，妓偶有小忘，王恺令人将她活活打死，“颜色不变”○6。晋豪富石崇每次宴客，常用美女劝酒，凡客人喝酒不尽量，便处死美女，一次接连杀了三个美人○7。如果把这些人“玩妓”的种种花样都写出来，那真是有污纸面了。
　　时代嬗递，当历史进入中国封建社会全盛的唐五代两宋时期，艺妓们的命运有何变化呢？这里抛开豪门贵族，看知书识礼的诗家又如何？概言之，文人对艺妓，逢场作戏者多，真正视作“红颜知己”的有几人！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善）天下”，“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向被视为现实主义大诗人的白居易，他交往的名妓数得出名字来的便有商玲珑、谢好、陈宠、沈平、容、满、蝉、态等十几人。豢养的家妓有善吹笙簧的菱角、善弹琵琶的谷儿、善歌的紫娟、善舞的红绢、青草，还有最爱的口如樱桃的樊素，腰如杨柳的小蛮！直到他去世前瘫痪在床才“卖骆马”，“放杨枝”给这些青春少女以自由。

　　宋代对艺妓的恶行从二事可以看出。一如洪迈《夷坚志支乙》卷九载：

    杨政在绍兴间，为秦中名将，威声与二吴埒，官至太尉。然资性惨忍，嗜杀人。元日，招幕僚宴会，李叔永中席起更衣，虞兵持烛导往溷所，经历曲折，殆如永巷。望两壁间，隐隐若人形影，谓为绘画。近视之，不见笔迹，又无面目相貌，凡二三十躯。疑不晓，叩虞兵，兵旁睨前后无人，始低语曰：“相公姬妾数十人，皆有乐艺，但小不称意，必杖杀之，而剥其皮，自首至足，钉于此壁上，直俟干硬，方举而掷诸水，此其皮迹也”。叔永悚然而出。

   作者藉友人李叔永所亲见，道出所谓“秦中名将”杨政对“皆有乐艺”的姬妾们杖杀后，剥其皮钉于墙上的暴行，何其令人髮指！

二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曰：

    （贾）似道居湖上，一日倚楼闲眺，诸姬皆从。有二人道装羽扇乘小舟游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曰：“汝愿事之，当留纳聘”。姬笑而不言。逾时，令人捧一盒唤诸姬至前，曰：“适方为某姬受聘”。启视之，乃姬之首也。诸姬股栗。

     这位姬人仅仅无意中说两陌路少年“美哉”，便被蓄养妾侍、娼妓、尼姑无数的“师臣贾公”如此酷烈的“斩首示众”真是命不如蚁！明清以降，类似的例子仍时有所闻，所谓“八娼、九儒、十丐”的娼的命运，并没有改变。

     当然我们也看到，明末清初像货物一样被皇亲国戚买进京城的陈圆圆，或自愿嫁给官人的顾眉生等，穿金戴银，生活十分优裕，但仅就个人所见这两人的全部材料，对汉族人作皇帝的明朝，或满族人作皇帝的清朝，她俩均无所褒贬，只不过改变了原来的艺妓地位罢。但南京丁帆教授在其所著《江南悲歌》○8以《陈圆圆：明末“祸水”悲剧丑角的扮演者》为题云：“倾城倾国的陈圆圆以其绰约风姿与殊色秀容几易其主，却被千夫所指为亡国的‘祸水’”。从行文看，这‘千夫’中有丁教授。他又以《顾眉：是媚是侠或是“两面狐”》这别出心裁的题目，大肆咀咒秦淮名妓顾眉生（即顾眉），“其文化人格只在下下品”。并说清代名学者大诗人袁枚（字子才，号简斋，世称随园先生）“有失道德水准”。对此，我在本书中作了较详的论述。

                         （二）

　　这本书的建构是由两大版块组成：艺妓写的作品；文人写艺妓的作品；以诗词为主，曲赋辅之。赋大多篇幅长，只取其写艺妓的片断。艺妓诗而成“史”，是首创，能否名实相副，还是个尝试。我崇拜胡适先生的至理名言：“自古成功在尝试”。古代封建统治者倡导“女子无才便是德”，不知戕害了多少巾帼才华，不知湮没了多少名诗佳作。众人欣赏的是她们的“色”，她们的“艺”（歌舞）。像柳永那样收到精于翰墨的瑶卿寄来“小诗长简”，他“宝若珠矶，置之怀袖时时看”，也是因“似频见、千娇面”○9。以“色”“艺”事人的艺妓，“色”总是人家摆在第一位的。至于文人写艺妓的作品，长期以来视作“风花雪月”，建起一座无形的道德高墙。

    艺妓的诗，唐代以前鲜有所闻。自薛涛一帜高悬西南山城后，瞬即远播中原，元稹、白居易、王建等均有诗唱酬。她十六岁时，韦皋镇蜀，召侍酒赋诗，遂入乐籍。三十八岁时，武元衡继镇西川，因重其才，奏为校书郎，虽未实授，但后来也以女校书称之了。徐渤《红雨楼题跋记》云：“唐有天下三百年，妇人女子能诗者不过十数，娼妓诗最佳者薛洪度、关盼盼而已”。其实在唐代以至历代“妇人女子能诗者”，亦首推薛涛（洪度），她与词家李清照可称“双璧”。十分遗憾的是其所著《锦江集》五卷已佚，后人所辑，《全唐诗》所存，几无歌行体长调，公允地说我们今天尚未看到她的“全貌”。聪明俊秀、多才善辩如巧言鹦鹉的薛涛，曾经使多少才子倾倒，她似乎有过自己春风得意的日子。“万里桥边独越吟，知凭文字写愁心”（《和郭员外题万里桥》）。自韦皋，“凡历事十一镇”，在周旋于达官显宦之间，侍酒宴乐的生活之余，她用文字写出自己的“愁心”。晚年，她离开创制深红小笺的成都浣花溪，迁居城内西北角的碧鸡坊，建“吟诗楼”，面对锦江玉垒的水色山光，度着平静的岁月。王建诗云：“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寄蜀中薛涛校书》）大和六年（八三二年）她六十岁时，悄悄离开人世，葬于成都东郊。“渚远江清碧簟纹，小桃花绕薛涛坟”。（郑谷《蜀中三首》其三）可惜，她的作品很多散佚，但仅从流传下来的诗篇，还是可窥到这位“女校书”的灵心慧性的。

　　在以男性为中心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里，像薛涛这样“身为下贱”的艺妓，道德先生们躲之惟恐不及，对她的诗自然也视而不见。她散佚的诗为现存的五至六倍，我想和这是有关系的。但令人不解的是：一九七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上下册），共选诗人一百三十余家，诗六百三十多首，却一首也没有选入薛涛的诗！同样，一九七八年北京出版社仍是社科院文研所编《唐诗选注》（上下册），“经过反复讨论和广泛征求意见，决定入选作者一百零七人，诗三百六十七首”，但只选了薛涛一首《筹边楼》！这是为什么呢？坦白地说，我认为薛涛诗的缺点只在于她未涉及国计民生社会疮痍（那四百余首散佚诗中不排除会有的），若只就山水诗论，未必在王维孟浩然之下。

   艺妓的“界定”应是看其是否入了“乐籍”。《汉语大辞典》只说：“以歌舞为业的女子。如歌妓、舞妓”。未免简单了一些。本书将皇帝的嫔妃婕妤宫女以及女道士李冶等也包容进去，前者是因为“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在那个“不得见人的去处”○10，贵为天子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被认为是合理的，何况对女人？后者是因为，这些女道士确是“风情女子”，故将二者与艺妓并而言之。

   李冶字季兰，是唐代一位著名女道士，姿容秀美，六岁作《咏蔷薇》诗，以“经时未架却，心事乱纵横”，被其父怒斥“此必为失行妇也”。曾出家为女道士，并被召入宫，居月余。公元七八三年十月，朱泚叛唐攻入长安，称大秦皇帝。唐人赵元一《奉天录》载：“时有风情女子李季兰上泚诗，言多悖逆，故阙而不录，皇帝再剋京师，召季兰而责之曰：‘汝何不学严巨川有诗云：手持礼器空垂泪，心忆明君不敢言’？遂令扑杀之”。李季兰今存诗十八首。从诸诗标出的名姓中便可看出，她交游广泛，与诗人陆鸿渐常有诗唱酬。而与诗僧皎然及刘长卿、陆羽、阎伯均尤善，时人目为“风情女子”。辛文房《唐才子传》称：“形气既雄，诗意亦荡（按，荡者放纵也），自鲍昭以下，罕有其伦”。总之其诗运笔清爽简洁，抒情真切，往复回旋，古风犹存，看来她接触生活还是较宽泛的。

　　唐代另一位著名诗人女道士鱼玄机，字幼微，长安里家女也。孙光宪《北梦琐言》称：“唐女道士鱼玄机，甚有才思。咸通中，为李億补阙执箕帚。后爱衰下山，隶咸阳观为女道士。……自是纵怀，乃娼妇也。竟以杀侍婢为京兆尹温璋杀之”。鱼玄机十五岁为李億妾，十六岁“爱衰”，大约十七岁后便出家为女冠了。被杀时约二十四、五岁。今存诗五十首，以其年龄计并不算少。可惜这位“色既倾国，思乃入神”，“形气幽柔，心悰流散”的才女，因怀疑婢女翠翘与自己“相惬者”私通，竟笞婢至死。无怪陈振孙感而叹曰：“余尝言妇女从释入道，有司不禁，乱礼法，败风俗之尤者”。○11那么她缘何而至此呢？这从表现她性格的两首诗可以看出。一曰：《赠邻女》：“羞日遮罗袖，愁春懒起妆。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枕上潜垂泪，花间暗断肠，自能窥宋玉，何必恨王昌”。皇甫枚《三水小牍》称这首诗写于狱中。首言生之痛苦，由侍妾而女道士而囚徒，二十三四岁的青春年华，是非常短暂的。“遮罗袖”，“懒起妆”而成了她短促一生生活的写照。“无价宝”，何足惜！而苦苦追求的“有情郎”却难得一见！但一结振起全篇，显示出美女、诗人鱼玄机不同凡俗的嶒崚傲骨：我自是宋玉所赏的东邻美女，何必再去恨旧日情人！由怨意弥深到奋身而起，这是卑为侍妾者的人格化身。二曰：《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清人黄周星《唐诗快》感而叹曰：“嗟乎！世间至难得者佳人也，若佳人而才，岂非难中之难？乃往往怫郁流离，多愁尠（鲜）欢，甚至横被刑戮，不得其死”。实际这个社会拒绝她“榜中名”。与男人比，处处受着不平的待遇。上诗“其意激切”（辛文房语），正是她难能可贵的性格，是值得称赏的。

     跨越时间的长河，经历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直到明末清初的另一位以“妓”名更以“艺”名的艺妓柳如是来到风尘澒洞的人间。她生于“左苏右杭，负海控江”的江南著名水乡嘉兴。她本姓杨，名朝，字朝云。当她长至十岁左右的时候，家庭发生巨变，父母相继去世，她被人拐卖到与苏州毗邻的嘉兴盛泽镇。人称“十间楼”的一家妓院里，从此开始了传奇一般既有欢乐也有辛酸的生活。

   不久前一位女作家写了本小说名《一代名妓柳如是》，那是为了“卖点”，多赚几个钱而已。不过柳如是这位艺妓，倒是“艺压群芳”，和唐代的薛涛可称诗坛上“双峰并峙”。她十五岁那年的十一月初七日在松江佘山陈继儒七十五岁寿辰祝嘏会上，识“几社领袖”、创“云间词派”后以身殉明王朝的陈子龙。两年后作《男洛神赋》并序，献与陈子龙以示爱。陈以《采莲赋》答之。次年春两人同居，首夏被迫仳离。在此前后，陈、柳俱诗兴勃发，写下不少爱意缠绵的诗篇。后，崇祯十四年（公元一六四一年）六月初七日，二十四岁的柳如是与五十九岁的江南巨儒钱谦益“行结缡礼于芙蓉舫中，箫鼓遏云，兰麝袭岸，齐劳合卺，九十其仪”。（钮琇《觚賸·河东君》）她与陈子龙、钱谦益等唱酬的诗篇，可于本书概见。未久，清军入关，柳如是劝钱谦益殉国，从而引出一些激动人心的“故实”。此后柳携钱投入抗清复明的激流中。

     总之，我认为在几千年来的艺妓中，具有柳如实这样才、胆、识、力的人，既“空前”，也不妨说“绝后”。一代宗师陈寅恪尽十年之功成八十余万言巨著《柳如是别传》，似有感而言曰：“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多厚诬之人哉”！○12

     那么我们应如何对待柳如是呢？

     在薛涛、李冶、鱼玄机、柳如是之外，本书尚论述了许多艺妓的诗词曲。“人贱言微”，她们的作品直到今天仍被忽视，她们冰清玉洁的人格仍被诋毁，是应该“男女平等”对待的时候了。

　　　　　　　　　　　　　  （三）

　　在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我便说“大抵艺妓的存在，可以追朔到秦以前的夏、商、周三代”。文人写艺妓见之于韵文的“赋”，我首先引用的是宋玉的作品以及汉赋多篇。但远非全豹，只是节录有关艺妓美妙表演和艺妓风采的片断。大量出现咏妓的诗词是从第三 章《蓄妓成风的魏晋时代》始。此后历代诗词家写了众多咏妓作品——有一些我取自徐陵编《玉台新咏》。它“虽皆绮丽之作，尚不失温柔敦厚之旨，未可概以淫艳斥之”（清人许梿语）但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对其恰是“以淫艳斥之”的。我总的看法是，过去我们夸大了这类诗的“肉欲”色彩。如果在咏妓诗中去寻求“发乎情，止乎礼义”，再具体到“经夫妇，成孝敬，序人伦，美教化，移风俗”，○13那自然南辕北辙，大失所望。但在曼声柔调，意态曲尽，温情脉脉的描述中，我们也尝感受到人性的强化，以至如痴如醉的艺术佳境。“咏娈童诗”，首见于晋代张翰《周小史诗》“翩翩周生，婉娈幼童”，仿佛今天的“同性恋”，但用“娈童”（被当作女色玩弄的美男子）、或“男风”、“男色”更恰当些。汉兴，男风大盛于历代皇帝中，如高祖的籍孺，惠帝的闳孺，文帝的邓通、赵谈、北宫伯子，景帝的周仁，武帝的韩嫣、韩说、李延年，昭帝的金赏，宣帝的张彭祖，元帝的弘慕、石显，成帝的张放、淳于长、哀帝的董贤等等。真是数不胜数。到魏晋南北朝，这种“风”越吹越大，“祸”延豪门贵族，中国男风渊源甚早，旧有“娈童始于黄帝”之说。《韩非子·说难》记载：弥子瑕有宠于春秋卫灵公，“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啗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又，《汉书·董贤传》：“（董贤）为人美丽自喜……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褏（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褏（袖）而起，其恩爱如此”。后来清人钮琇称“分枕断袖，莫逾其宠”○14但这种古代的同性恋，双方大多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说穿了是强权的统治者玩弄俊男，被宠的一方，多没有好下场。正史野史往往津津乐道，实际是很污秽的。陈后主（叔宝）最受谴责的所谓“亡国之音”是《玉树后庭花》，亦不妨说是：“咏妓诗”代表作。其词曰：“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妓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南史》卷十二《后妃下》称“大抵所归，皆美张贵妃、孔贵嫔之容色”。则起二句写“丽宇芳林”中美人晨妆。妆后出门凝娇含态欲进而徘徊，满脸生春，笑颜迎人：好像清新的露水滴在鲜花上，好象流泻的月光照在后庭的玉树上。娇嫩、清鲜、润泽、美艳，俱从这形象的比喻中传出，用笔细腻柔婉，如诗如画。《南史》写张贵妃“髮长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鉴。特聪慧，有神彩，进止闲华，容色端丽。每瞻视眄睐，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尝于阁上靓妆，临于轩槛，宫中遥望，飘若神仙”。诗中绘出的恰是这样一个美人。“妖姬”，美女。宋玉《神女赋》：“近之既妖，远之有望”。梁简文帝《春日》诗：“歌妖弄曲罢，郑女挟琴归”。另外还传下来两佚句：“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说是什么不祥之兆，果然不两年间，陈便亡国。杜牧《泊秦淮》诗：“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一来，这首诗更成了亡国的靡靡之音了。但这类诗，由于作者亲历亲感长期沉迷陶醉其中，故写来真切细腻，形象生动。如用鲜花喻美女，古今文学皆然，而这里却说如花儿含着清露，倍觉娇嫩、清新、润泽、诱发着青春气息。这美人便别有一番韵味了。后来，李白以“一枝红艳露凝香”（[清平调]）喻杨贵妃，想来并非偶然。

     唐诗宋词中携妓、赠妓、念妓、狎妓的琳琅满目，我们尤取富逸闻轶事者。迨明末清初，“宗匠儒林”又是“风化教主”的钱谦益，暨“一代诗史”又是“予本恨人，伤心往事”的 吴梅村，都为柳如是、陈圆圆、卞玉京、寇白门和秦淮诸名妓写了不少“才思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15的佳篇，更是美不胜收。

     我这本《艺妓诗史》与“娼妓史”之类的书迥异其趣；与电视、小说中的柳如是、陈圆圆、李师师等天差地别！既没有“戏说”，更没有“胡说”。我首据正史、名家诗文；次据稗官野史笔记小说；三据我的“良知”。我不奉艺妓为“女神”，更不会像今天丁教授骂她们是“祸水”、“丑角”、“两面狐”！为使这本书广传四方，我扬弃万余元的酬金，节衣缩食，宁愿作赔本生意，如果我能还这些何其不幸生为女儿身何其不幸为艺妓者以“清白”人格，使她们受到世人的爱怜同情和尊重，那我就谢天谢地了。

　　注  释：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2、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九《外戚列传》。3、《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载《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八卷。4、见《昭明文选·陆士衡〈吊魏武帝文〉》与《邺都故事》。5、《晋书》卷三十八《平原王幹（干）》。6、事见《世说新语·汰侈》引《王丞相德音记》。《晋书》卷九十三《外戚传·王恺》。7、《世说新语·汰侈》。8、《江南悲歌》。岳麓书社一九九九年四月版。9、柳永[凤衔杯]词：有美瑶卿能染翰。千里寄、小诗长简。想初襞苔牋（笺），旋挥翠管红窗畔。渐玉箸、银钩满。    锦囊收，犀轴卷。常珍重、小斋吟玩。更宝若珠矶，置之怀袖时时看。似频见、千娇面。10、《红楼梦》第十八回：半日，贾妃方忍泪强笑，安慰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 1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补妒记》。12、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上四页。13、《毛诗·周南·关睢》序。14、见钮琇《觚賸·姜郎》。15、《四库全书总目》论吴梅村。

（作者系暨南大学教授，本书将于今年七、八月间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

         诗? 情? 德
　　　　　　　　　　　　张昌言
　　
　　诗乃人之心声。朱熹云：“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是故，诗与人生具有与生俱来的不解之缘。从儿童时起，人人都可能爱诗、诵诗、欣赏诗、学作诗。各地的民歌、山歌也都是普通民众的心声。

　　　　　　　　　　　　　诗美人生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之所以天生自然地会爱诗，实源于诗之美。如古典诗词，不仅内容方面有真情美、意蕴美、含蓄美、理趣谐趣美等等，而且形式上还有词语美、造型美、精约美、和谐美、对仗美、声韵美等等诸多美学要素，特别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和习惯以及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以致许许多多的婴幼儿和目不识丁的老奶奶也会背诵诸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等等古诗且传诵不绝。

　　什么是“美”？从来就存在不同的标准和审美观，有高下之分、雅俗之分甚至正邪之分。孔子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中华传统诗词，从诗经开始，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虽然总是存在不同审美观念和情趣的表现和斗争，而人的理性思辨必然要融入诗词艺术中，以致弘扬正气抑制邪气，歌颂真善美抨击假恶丑的诗风始终会占据主导地位，形成了“思无邪”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的优良传统。

　　仅举几首咏物诗词的摘句为例。如李钢赞美病牛：“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于谦赞美石灰：“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碎骨粉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郑燮赞美竹子：“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袁枚赞美秋海棠：“小朵娇红窈窕姿，独含秋气发花迟。暗中自有清香在，不是幽人不得知。”

龚自珍赞美落花：“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毛泽东赞美梅花：“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些诗词都是从直接吟咏物美来暗喻对人的某种品格之赞美。推而广之，诗人们把一切纯真的、善良的、正气的人和事都看成是美好的，从而通过诗词作品弘扬正气和真善美品格。这样的诗词佳作比比皆是。例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陶潜）；“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鲍照）；“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挺然直节庇峨岷，谋道从来不计身”（苏轼）；“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等等。

　　由此可看出，学习和写作中华诗词的过程，也是接受高品位审美观念的熏淘，发展辩别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理性思维、锻造正确人生价值观和高尚品格的过程。有人说：“真善美是素质教育的最高境界”，“古诗词是中国孩子的维生素。”苏东坡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海德格尔说：“诗是真正让我们安居的东西。”可谓言之不谬也。

　　　　　　　　　　　　　情深诗美

　　孔子早就提出：“诗言志。”以后陆机又指出：“诗缘情而绮靡。”但言志之诗毕竟不多，而几乎所有的诗都蕴含一个“情”字。且志和情实际不可分。如岳飞《满江红》词下阕，众所周知抒发的是其精忠报国之志，但渗透于词之字里行间的则是其深切爱国之情。所以郭沫若说：“诗是强烈的情感之录音。”别林斯基说：“没有情感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白居易则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把植物的根、苗、花、实分别比作诗的情感、词语、声韵和意义，而情是根，无根即无植物，无情则无诗。诗人写诗只有在触景（人、事、物）生情，且情动于中而得到了感触、感悟并产生不可抑制的冲动，即所谓灵感时，才可能写出好诗来。所以好的诗人多是重情或富于情感的人，是具有热情、激情和深情的人。

　　情有多种多样，决不仅是爱情，还有亲情、友情、热爱生活之情、爱读书爱嗜好之情、恋乡土恋山川之情、爱国家爱人民之情、爱所从事专业或事业之情等等。情也有公私、大小、高下、雅俗、正邪等之分。伟大的诗人多富有伟大的情操。如从上列一些诗词作品中，可以清晰地体会到这些诗人们忧国忧民的深厚情结。我们走近中华诗词必然也会淘治合理合法的真善美的情操，并进而增强对诸如恋权好色、爱钱如命等等有害于国家、社会和人民的丑恶情愫的识别，憎恶和反对的自觉性。

　　诗美缘于情深。饱含着诗人的热情、激情、深情的诗，才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才能激起读者的心灵震颤和情感共鸣。例如，陆游临终作为遗嘱的《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表明诗人临死前自知万事皆空，但唯一放心不下国土沦丧之辱，而梦寐以求收复失地的愿望尚未实现而而悲痛不已，以致死不瞑目。因此嘱咐儿子在宿愿能实现之时到坟上来告知乃父一声。甚至死不渝之爱国深情能不催人泪下？再如苏轼《次韵刘贡父公择见寄》诗：“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绿蚁沾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此诗极言其在知密州时蝗虫、盗贼、饥馑等灾害之苦。虽一方面抱怨：谁让我到这鬼地方来，没有歌舞，无酒少食，讨贼救灾，心力交瘁。另一方面却也表达了虽为郡鲜欢，却还觉比做京兆推官好些而自慰的心情。而“洒涕循城拾弃孩”一句尤其感人至深。据注云：“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这既是苏轼惠民之一大业绩，而他怜惜弃儿以致涕泪交加到处觅拾弃孩的情状，正反映他爱民如子的深情。委实感人至深！

                       诗美德馨

　　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胡锦涛指出：“学校教育、育人为本，德智体美、德育为先。”当今社会虽然品德高尚或德艺双馨者不乏其人，但总体说来，不少人特别是关系到祖国未来的一些青少年中思想品德缺失的现象，着实令人担忧。江泽民还指出：“中国的古典诗词博大精深，有很多传世佳作，它们内涵深刻，意蕴高远，也包含很多哲理。学一点古典诗文，有利于陶治情操，加强修养，丰富思想。”指明了诗可以促进品德素质的培养。

　　德育建设主要涵盖了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十六大报告》），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规范的道德品格等政治思想素质。中华诗词是民族精神和传统道德的重要载体，这从上列诗词已足可说明，不用更多举例。诗言志的“志”，也属于理想信念的范畴。古人诗词中这方面的内容也很多，如“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李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等等。当然，古人和当前我国人民的理想信念还有较大差别。今人中通过诗词抒发理想信念者也不乏其例。如怡安《咏崖上松》：“1991年国庆节，偕庐山诗会诸友登秀峰。时东欧巨变后苏联刚解体。观景而思国焉。兀立悬崖百丈松，云寒雾重更雍容。引来天下风流士，慢步长吟上秀峰。”从诗序可知此诗蕴含的深意是：在当时国际风云巨变之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已历史地转移到了中国，并坚信中国能坚定不移地长期坚持（长吟）且科学地一步一个脚印地（慢步）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一直到达理想的社会。

　　正确而高尚的思想品德的培育，仅通过一般的学习和论理或说教是不够的，因为这只可能达到使人们理性地认识到应该怎样。而通过诗词的熏淘则不同，它不仅通过解读诗词的理性思维达到以理服人的效果，而且可以通过诗词的以情感人而潜移默化地淘治自觉追求高尚品德的感情。只有从“要我怎样”转化到“我要怎样”才能牢固地树立起高尚的品德。极而言之，席勒曾说：“道德的人只能从审美的人发展而来，不能由自然状态中产生”。通过诗词培养审美的人进而淘治成道德的人也是不言而喻的。

　　可见，诗能美化人生，并使人生高尚。人人都希望自己的人生美好而高尚，那就走进诗的国度吧！让我们艺术地对待人生，让人生充满诗意，甚至成为诗化的人生。一个人如果没有诗意，他的生活肯定是不够完善的，他的品格也很有可能是不够完美的。

　(作者系教授、原西北师范大学校长，著有《中华诗词基础》一书)

    说“辞美”

         魏 新 河
　　
　　寇梦碧先生曾有作词的八字标准：情真、意新、辞美、律严。其中“辞美”十分重要。用美丽的词汇、和谐的音律去抒写新颖的真情，不论怎么说，总要比用普通的语言强得多。但并不是说“天然去雕饰”的句子不好，那毕竟是少数。韦端己的“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可以说是淡白到了极点，也美到了极点。少陵的“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不饰铅华，娓娓道来，多么沉着，不可谓不美。但这样的句子到底是少数。诗词毕竟是美的艺术，它的词汇（当然也包括技巧、情意、音律等）的美也当然应该是主流。朴实无华是一种美，但绝不是诗词美的唯一或主要成分。譬如一块原始质地很好的玉，经过雕饰，就更美。“清辞丽句必为邻”，所以遣词之时，必要有选择，求其美，不是一切词汇皆可随意入词的，起码要与题目协调。

　　我体会，辞美主要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字型。就是字本身的结构和形状。比如“簾”字，不论它所包含的字义，单就外观字型来看，由于纵横交叉之笔较多，如玲珑的精巧编织，望之而觉有视觉上的工艺美。（同时自然而然地让人想到那娟娟的细竹，或者是更富有诗意的潇湘斑竹等。）又如 “影”字，笔画有正有斜，景字方正，其中日口上下错落，有宫室园囿之形，三撇平行，如丝如弦，有欹斜之美，如国画中梅兰枝叶的偃仰横斜之态。每个字都有其不同的个体形态美，由这些不同视觉效果的字组织起来的一首词（或用书法写出来），本身就具有丰富多样的图案美，宛如一幅画。

　　二、字意。就是字本身的含义及与其相关的意义。比如“小窗”这个词，就让人联想到那玲珑的窗棂，窗户里或是一丛柳丝、或数竿修竹、或一抹山痕、或一弯新月、或潺潺细雨、或飞飞玉雪……再比如“春痕”这个词，就会让人联想到蒙蒙的草绿色、淡淡的桃红色、霏霏的小雨、隐隐的忧郁……把这样的一些词汇精心地安排在一个合适的情境里，会使人遐思无尽，生发出字义以外的效果。

　　举一个反面的例子。记得玉田有一首词，通篇典雅，忽出“山鬼暗啼风雨”一句，我每次读到这一句，都觉得很刺眼，虽然山鬼是一个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就是这个“鬼”字让人想到那些面目狰狞恐怖的东西，所以就不美了。意美也要辞美。

　　三、音色。这个意思包含得很丰富，主要是字的色彩、气味、温度、音效等，揣摩其色彩之深浅、气味之浓淡、形义之疏密、温度之寒暖、音效之软硬等。我有一首小诗：作诗不矫真情易，得句自知工拙难。更有一般微妙处，色香气味发毫间。字有色香味，这不是故弄玄虚，必须如此揣摩音色，审辨情景，搭配合理，虚实有度，才能字字精工整雅。历代诗文及史书中的美丽词汇浩如烟海，但以诗经楚辞等先秦典籍中的原始词汇为最佳。

　　白石爱用冷色调的字，如翠、碧、青、绿、冷、寒等，又多用去入声字如“旧时月色、又片片、二十四桥犹在、苔枝缀玉”等，所以营造出一种清空瘦硬的劲峭之境，清凉爽利。

　　但是由于各家选辞习惯和审美情趣的差异，所以虽然同是醇雅又各有风格上的不同。浓丽如梦窗，非唯其意蕴迂曲，即其字面已笔画繁琐，直观浓密。实字又多，所以音节繁复跌宕，如二黄之慢版，一唱三叹，一波三折。疏淡如玉田，字面淡白干净，虚字又多，旋律流畅，如京戏之二六流水。白石、碧山则在浓淡之间，特白石清凉爽利，偏于冷硬，碧山高古厚重，偏于温和。梅溪、草窗亦在浓淡之间。

　　这里有一个分寸尺度的问题，习久则徐徐得之矣。况蕙风云：“读前人雅词数百阕，令充积吾胸臆，先入而为主，吾性情为词所陶冶，与无情世事日背道而弛。其蔽也，不能谐俗，与物触，自知受病之源，不能改也。”这里要说明的是，最好是南宋词，因为北宋词还只是以意胜，于字词的审定音色方面还不够精妙，所以朱彝尊说“词至南宋始极其工”。重点可取白石、梦窗、碧山、梅溪、草窗、玉田数家，于清代可重点取竹垞、樊榭等人。细心体会，自可得其举典链字之法度。

　　关于字词的音律就不多说了，多体味名家之作自会得之，必求音节谐婉。比如领字宜用去声、仄仄相连宜用去上、平仄相连宜用阴上、阳去等。

　　四、适境。根据题目、环境选择字词。就是苏辛一体也要讲究词汇的选择，这一点，很多人没有足够的重视，以为只要意好，一切词汇皆可随意入词，事实上决不是这样。当然，苏辛二家在这方面还没有做得很好，这也给人以误会。陈其年学苏辛，就已精于揣摩字色了。比如他的怀古一类的作品，所选词汇都是苍莽雄伟、古意茫然而又少经人用的，所以大声嘡嗒，大气磅礴，波澜壮阔。同时也注意了豪霸的风格的多选开口声韵，多胸脑腔共鸣音。用典多先秦，显得高古。加上不时的以文入词，又兼备了古文的庄重典雅，以及口吻语气的凝重。再调节长短句的气脉，复用虚词承转链接、活跃情氛。所以浑厚，重而大。

　　五、精整。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讲究词性，动词就不说了，必要精炼成“词眼”。要说的是，名词（尤其是地名、人名）和数量词、方位词的使用得当，于句意上易得其“整”，不可不知。如“绿杨城郭是扬州”，除了一个“是”字，都是整齐的名词，再如“二十四桥明月夜”都是很整齐的名词，所以句子非常干净利索。否则篇句就会显得很散，梦窗有此嫌。在诗中王渔洋深得此法，它的小令也得益于此。但不是说一首之中句句如此。

　　六、用典。最好尽量选用两汉以前，显得有沧桑感，厚重、大气。有一幅旧联“书不读秦汉以下，意常在山水之间”，有一定的道理。

   七、忌俗泛。不用或尽量少用常用词汇，但这并不意味着追求生僻。若果俗泛，即使恰切，也不醒目，不能警人眼目，所以要力求新颖醇雅。要说明的是，常用词汇如果安排得巧妙，也可收到新颖的效果，如“指挥岁月入琴箫”便是。

　　以上仅说的是遣词的问题，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达意，舍此，则皮之不存矣。

　　有些初学写诗的同志，往往好堆砌词藻，结果华而不实，并不能感动人。原因何在？主要是作者缺乏生活实感，东凑西拼些华丽的词句，当然谈不上感染读者，引起共鸣了。

　　让我们看一看唐人刘方平的《月夜》：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

　　诗中提到的月色、星光、虫声、绿窗纱等等，都是一些极普通的事物，我们经常遇到也习以为常；可是，经过诗人独具匠心地安排，一幅大地春回、静穆幽丽的画面，就历历如在读者目前，使人如闻其声，如历其境，觉得神怡心旷，妙趣横生。如果我们信手打开一本唐宋诗词，这样的感受是会纷至沓来的：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作者给我们展现的是一幅草长莺飞、色彩鲜明的江南春景；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又仿佛置身于鸟啼花笑、流水潺潺的江边；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春光灿烂、蜂蝶纷飞的生动景象跃然纸上。

　　“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这些诗句的艺术效果其所以如此之佳，是由于诗人满怀生活激情，通过细致的观察，抓住自然景物因季节转换而出现的新的特征，以十分精炼的语言，创造了优美、清新的意境，给人以生意盎然的情趣。

　　写景是如此，状物、抒情也是如此，也要把握住它们各自的特征，要画“眼睛”，而不能画“头发”。

　　艺术形象是文学艺术反映现实生活的特殊形式，是具体感性的、概括的、能够唤起美感的生活画面。这就要求我们在动笔之前，要进行细致的观察与思考，从丰富而又繁芜的事物中，提炼出最能表达自己具体感受的典型形象。

　　记得有人曾以“雄鸡一声”和“蛙声一片”来比喻写作上的精炼与繁冗，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雄鸡一声”可以唤醒千家万户，而“蛙声一片”却只能使人觉得杂乱无章。

“动人春色不须多。”善哉斯言！

徐中秋
　　
　　古代文人骚客，临秋风而落泪者，举不胜举。最早的要算“悲秋”之鼻祖宋玉了。他的《九辨》开篇就感叹：“悲哉，秋之为气也”。此后，老杜有：“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他们创造表现羁旅行役、离愁别恨的意境总喜欢选在秋天。荆轲去燕，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白傅“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琵琶行》）。柳永多情伤离别，正值“清秋节”（《雨霖铃》）。马致远穷途末路，见是“枯藤老树昏鸦”，行是“古道西风瘦马”（《天净沙 秋思》）。王实甫“长亭送别”时选在“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西厢离人泪染霜林醉的季节（《西厢记》）。

　　自然，诗歌中也有写伤春的。如陆游的“语燕似催春事去，游丝不似客愁长”（《残春》）。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浣溪纱》）。秦观的“春去也，飞红万点愁似海（《千秋岁》）”。

　　也有与悲秋相反，写“喜秋”的。最著名的要算毛泽东的“不似春光，胜似春光”（《采桑子 重阳》）。还有美成的“秋景如画”（《塞上春》）。明 陈子龙的“丹枫锦树三秋丽，白雁黄云万里来”（《秋日离感》）。明 高士奇的“昨夜梧桐飘玉井，碧天初冼银河净”（《天仙子 七夕后一日寄内》）。

　　喜怒哀乐，人类所独有。自然物包括时令本身不带感情色彩的。诗文中的自然物的感情色彩是人赋予的。用王国维的话来说是“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颜色”（《人间词话》）。即用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眼光去观照客体，使客体亦染上了主体的浓重感情色彩。这就是所谓的“有我之境”（王国维《人间词话》）。但不能否认自然物与人类情感确有着某种微妙的联系。“落

木萧萧、梧桐秋雨”，容易触发人们固有的悲凉情绪；“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容易使人发出人生无常的喟叹；而“花红柳绿”、“明月清风”则令人心旷神怡。可以说，自然景物同人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应关系。所谓“触景生情”、“借景抒情”正好说明了自然之景与人类之情间本来就有着某种联系。

　　当然也有一些客体所表现出的思想感情纯粹是主体赋予的，主客体间本来是无联系甚至是负对应的，如子美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溅泪干肠断溅2”（《春望》）。后主的“春花秋月何时了”（《虞美人》）。这是融情入景的手法。这类情思只是借助于自然物表达而已。

　　尽管春景中也有使人伤感的，秋景中也有使人赏心的，但毕竟只是局部的，只是春秋景物中的一小部分，由此触发的情感也不是构成这两个季节性的主旋律。就总体而言，春秋景物所唤起的“喜春”、“悲秋”情绪才是主调。这是因为秋天是个衰落的季节，是扼杀生机的季节。与此相反，春天是个奋发向上的季节，草木日见其茂盛，万物日显其生机，它给人以希望。夏天则是个鼎盛的季节。即使是冬天 ，虽严酷，却毕竟还孕育春之希望。唯有秋天，给人的简直是绝望！因而，诗人在其寻找表现主观情感的对应物时，常常以秋为悲、以春为喜。

　　至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岳阳楼记》）。那是达人的旷语，是对自然景物和个人功利的超脱，又当别论。

　　因此，愁是秋天情绪的本色。怪不得史达祖说：“愁与西风应有约，年年同赴清秋”（《临江仙  闺思》）。连“愁”字之字形，会其意亦可知是秋之普遍心理。可见，在造字之初，我们的祖先已经体会到了季节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了。

伍师元

　　《深圳诗词》第二十二期刊登了徐宗驹先生一首五言绝句《谒深圳莲花山邓小平铜像》，诗曰：“不畏崎岖路，何愁雷雨天。小平还在走，一笑过莲山。”这首不起眼的小诗，从表面看，似乎只是写景，初读感觉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但深入琢磨，字里行间，含意较深，并非简单。据了解：作者是外省来深圳的青年打工族，难得有个休假的日子，从横岗镇赶到市内，除饱览了这座花园城市的市容市貌外，就是爬上莲花山瞻仰了大步流星向前走的邓小平铜像。世界上大多数名人，伟人的塑像，或立或坐，安静端详者居多，大步向前走的少见。因此诗人就围绕着“走”做文章。全诗二十个字，没有多馀的重复字，却句句不离“走”。

　　小平同志从青年时候起，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走出四川，走出国门。在建立、建设新中国的漫长征途中，走了一辈子，几度沉浮，百折不挠，其道路不可谓不崎岖。中国人历来把统治者比作天，把皇帝叫天子，邓小平就是敢和天斗，半生戎马，终于推翻了蒋家王朝；对于党内的左倾路线也是毫不含乎，从井冈山武装斗争时起，就背其道而行之。“小平还在走”是实用语，并非诗家语，但暗喻颇深，用在第三句上，可谓妙极。党内的极左倾向，对邓小平的走向耿耿于怀，指责他走得不对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将其打倒。当第二次复出的时候，小平为了挽救频于崩溃的国民经济，顶着高层的压力，大搞整顿，而又受到批判，说走资派还在走，险些被开除党籍。打倒“四人帮”之后，小平第三次复出，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时至今日，中国的国力已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人民过上了小康生活，年青人梦寐以求的小汽车，已满街都是，使全世界刮目相看，这都是走出来的。“小平还在走”也体现了作者对邓小平同志的无限情感：小平还活着，还活在我们心中，还在指引和带领我们走强国富民之路。

　　最后，用“一笑过莲山。”这句诗家语作结，也是妙极。莲山，当然是指小平塑像的所在地莲花山，同时也暗喻为一个理想的境界，是通向富裕的一个平台。而“一笑”便是成功者微笑，胜利者的欢笑，欢笑我们的国家已欣欣向荣，空前强大，足以让世界上那些曾经欺侮过我们的敌人，再也不敢小视。

　　此诗有意境，读后对小平同志革命的一生产生回顾，如历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