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我国三千年来的古典诗歌发展史，从屈原、陶渊明到李白、杜甫、苏轼、陆游乃至黄遵宪、丘逢甲、王国维、梁启超，没有一位是专业诗人。现当代人作传统诗词同样是馀事为之，无一人藉此养家糊口。在高等院校与科研机关，有教授诗词、研究诗词，撰写诗史诗论者，以此为一生职业，若专写诗词，水平再高也不算成果，不能作为评职称的依据。拿国家工薪的诗人是有的，那是写新诗的专业作家，工资以外，还有稿费、奖金，其中不乏“宫廷诗人”、“御用诗人”。传统诗词的当代作者各有其本身职事，“嗜痂有癖”，劳者自歌，如何看待诗词及如何写作诗词，尽有其个人自由，不可能像政府要求机关工作人员一样，绳之以律令。因此，论题中“工作”二字的含义，只是诗词作者的一种义务，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文化之存亡，正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大事。诗词既然是传统文化的精华，我们当然有珍惜维护、并使之繁荣发展的责任。

就作者本身而言，继承为第一要务。诗坛在当前尚处于一个过渡的时期，一个孕育的时期，新诗是“迄无成功”，旧体诗更是人为的退化了。要发展它、革新它，首先必须弥补建国后几十年来诗词质量严重下降的差距。诗词作者在写作的同时，要尽量多读古代乃至近代大家、名家的专集及有关论著，含英咀华，融会贯通，方能在此基础上神明变化，宏开新境。

当代人写传统诗词，首先是一种文学上的复古。西方的文艺复兴，首先是恢复古典文化精神，唐代陈子昂、李白等高举诗歌复古的旗帜，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同样是复古。钱钟书先生在分析中国文化史上的复古现象时指出：宋道学家或唐古文家以古昔圣贤之作为标准，原则上并非复古，因为永久不变的道(如柏拉图所谓“理式”)或永久不变的美才是他们真正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宋道学家或唐古文家的复古思想，与法国新古典主义者布瓦洛所谓法古即是法自然之说，在思路上极为相似。

钱钟书推论说，由于复古思想往往包含着借标举永久不变的道与永久不变的美以改造当前文化的用意，因此，复古本身就是一种革新或革命(《钱钟书散文·论复古》，第502—509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诗词之所以要“复古"，是因为当今作品缺乏古典作品中那种博大深邃的思想内涵和绚丽芬芳的艺术风采，流于庸俗浅薄，面目可憎。强调师法前贤，继承传统，并非是一味摹拟古人，食古不化，而是古为今用，知古通今，“复古”或曰“继承”，只是一种手段，一个过程，跟内容和目的无关。事实上当代诗词中写当代题材，表现当代人的生活与情感，不可能与古人雷同，但是作品中永久不变的道和永久不变的美，应该与古典诗词一脉相承，生生不灭。其中的辩证关系，值得深思。

当代诗词作者应该高度重视读书积学，这与上文所言继承传统密切相关。读书，当然不是仅指读古人的诗集、词集，而是博览古今中外的文化典籍，诗人即学人。所谓积学之“学”，有双重含义：一指学养，即书本知识、理论知识；一指习学，指刻苦锻炼写作的技能、工力，不断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唐宋大家如杜甫、韩愈、李商隐、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无不学富五车：有清一代学术昌明，自钱谦益、顾炎武、王夫之、朱彝尊到龚自珍、魏源、郑珍乃至沈曾植、王国维，都是诗人兼学人的典型。民国期间成名的诗人词家，诸如马一浮、吴梅、谢无量、黄侃、汪辟疆、刘永济、汪东、陈寅恪、胡先骕、邵祖平、顾随、王蘧常、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詹安泰、缪钺、钱仲联、苏渊雷、钱钟书、沈祖棻、程千帆、饶宗颐等等，皆为杰出的学者，其中多有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诗词的思想内容重在反映现实，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艺术上则重承传，重学养，故而文质兼美，精深博大，如果离开艺术性去空谈思想，必将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近二十年来，老成凋谢，健在者寥寥，后起者纵负时名，其总体成就甚难与诸多前辈大家比肩。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作者普遍缺乏深厚的学养和工力，甚至连基本的文字、格律都未过关，却偏偏急功近利，媚俗趋时，必然难以产生传世的经典之作。“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前贤早有明训，而当今诗词界或主张音韵改革，或提倡“大众化、通俗化”，都未曾从根本上去考虑并解决问题。漠视继承，不学无术，违背几千年来诗词发展的艺术规律，如同国家在一穷二白时期大炼钢铁，高喊“超英赶美”一样，留下来的只是成千上万吨废料而已。

当今诗词作者还有重要的工作，是应该负起薪火承传的教育之责。由于建国后观念、体制的改变，中小学只教读少量的古代诗词，大学中文院系无诗词写作课，专家教授从事研究却不擅创作，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诗词界近几年倡言“中华诗词走进校园”，开了几次研讨会，但得不到政府的有力支持，流于形式化的空谈。各行各业的诗词作者，理应弘扬风雅，绵延绝学，使后继有人。各级学校固然是传道授业的主要基地，但不能以此为限，必需面向全社会，广育英才，蔚成风气。家庭教育是至为关键的因素，幼时学诗，毕生难忘，诗词作者对儿孙的薰陶引导，将使其终身受益。笔者童年承家父教诵唐诗与古文，少年时代又从父习作律诗与词；中年师事孔凡章先生，并向缪钺、施蛰存、钱仲联诸公通函问学。庭帏之训和前辈名家的关爱扶持，使我对诗词情有独钟，步入写作之途，迄今以诗词研究为业。若无父师教导这一良好的客观条件，即使喜爱诗词，必将跋涉艰辛而不得门径，遑论升堂入室。当今有一定造诣的中青年作者，除极少数自学能成的天才外，大多离不开良师的导引、益友的切磋，例证甚多，不烦遍举。

总之，我以为当代诗词作者必需花大力气、下苦功夫充实本身的学养，不断提高创作的水平，同时向后辈尽心传授诗词的知识与技能，这二者都是重要的工作，应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