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诗词的爱国主义传统》自序

杨 柄（北京）

    本书的主题和目的是宣传中华诗词的爱国主义传统，用以帮助读者培养热爱和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思想，繁荣社会主义爱国诗词的创作与研究。所以四篇诗文中，主要的一篇是《中华诗词的爱国主义传统》，并拿它作书名。
    本书对所论及的诗词的分析，既作政治性、思想性分析，也作艺术和美学分析，分析不一定都恰当，但力求兼及两面，而不是片面。
    以毛泽东诗句为篇名的《江山如此多娇》是从作者创作的两百多首诗词中挑选出来的歌颂祖国山河的二十九首。我采用了且吟、且叙、且议的方式(不一定每首诗都如此)，不是光秃秃的诗。这种方式没有先例，请允许试验。本书涉及很多历史问题，而作者并不是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很容易搞错。但有些问题直白地讲了自己的看法。
    例一，自秦至清两千多年，中小型农民起义和暴动数千次，全国性农民革命战争八次，四胜四败。这期间国家统一的时间占百分之八十，国家统一对社会历史的进步是有利的。其中，西汉、东汉、唐、明这四次统一时期，国家尤为繁荣强大，它们恰恰是反秦、反新(王莽新朝)、反隋、反元这四次全国性农民革命战争胜利为之奠定基础的。农民革命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是光照青史，不可否定的。
    例二，我中华民族现在五十六个兄弟民族是历史地形成的。各个民族的祖先都是我们共同的祖先，都要尊敬。祖先们之间，友好相处、和平融合的情况是有的，彼此压迫、兵戎相对的情况也是有的，都应该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以内，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确定具体的是非，不以今天我们自己属于何族作为标准而定是非。祖先阅于史正是我们和于今的理由，而不是我们破坏团结的理由。
    例三，满清掌握国柄两百六十八年，我不笼统地提清朝的诗词如何如何，而以道光二十年即公元一八四O年中英鸦片战争为界，这以前是封建社会，这以后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下限不是止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而是止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这样划分，爱国诗词的意义就比较容易说清楚。如果笼统地说清朝的诗词如何如何，那是很难说清楚的。
    例四，唐朝由盛转衰，完全是由于唐明皇的腐败无能，所以安禄山、史思明在天宝十四年即公元七五五年打到国都长安，将他赶到四川，唐帝国从此一蹶不振，直至国亡。千佘年来一直将这个转折点归之于所谓“安史之乱”，我根据历史实际叫“唐明皇之乱”。
    关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范文澜在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绪言》第九节里作了专门的论述。
    范文澜重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国家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依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而言，“国家建立在祖国的土地和被压迫阶级上面”，而代表国家的是君主和他的朝廷，似乎超然地站在社会之上，“因此也似乎代表了被压迫阶级”，把“祖国、国家、君主三者常混为同一的事物”，只有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把是非讲清楚。
    “衰朽的朝代，残暴的君主，都是祖国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农民起义摧毁它，不论成一不成，实际上都是“爱祖国的一种实际表现”。统治阶级为了保护它而疯狂地镇压农民起义，则是“祖国的罪人”。至于铳治阶级中的个别人，虽然动机是怀才不遇，仕官失意，但同情并参加农民赵义又无中途叛变行为的人，“也应该承认他们是祖国的爱护者”。
    “在反抗外族侵略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爱国行动，一般都表现为爱本国的朝代和君主。但其中也有区别。被统治阶级在阶级压迫以外又加上民族压迫，所以反抗是广泛而持久的，它常常以恢复前朝为号召，实际意义是借前朝作象征来恢复祖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于剥削劳动人民，当旧朝大势已去，不能保护阶级利益的时候·统治阶级中的人便纷纷投降外族统治者，反过来攻击旧朝代，镇压人民的爱国行为，以求得外族统治者的信任和保护。当然，统治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坚持不投降，采取各种形式，对外族统治者作积极的或消极的反抗。这种反抗基本上是出于对旧朝旧君的忠爱，但和祖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应该承认他们也是祖国的爱护者。”
    还有一些爱国的表现。例如夏朝的关龙逢，商朝的比干，楚国的屈原，“他们敢言直谏不惜杀身，要求君主改善政治”。又如蜀汉的诸葛亮，唐朝的魏微，“他们或鞠躬尽瘁，或犯颜直柬，目的在于改善政治”。这两类人所爱的当然是他们的国家，但对人民是有益的，至少是无害的，所以他们也还是爱国者”。
    “此外，凡法施于民（创造发明，有利于民），以死勤事（民事），以劳定国（治国安民），能御大灾，能捍大患的人，依据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实际贡献，都可以称为爱国者。”
    我们认为，范文澜关于爱国主义思想的分析又具体，又细致，又带有很强的原则性，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神的。
    本书所探讨的范围侧重在直接抵御外来民族的侵略侵犯这个方面，在这个方面也只是探讨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所以论述并不详备，还难免错误。
    再者，本书论述的只是自己探讨范围内以诗词形式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而不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全部。即令对诗词爱国主义传统的论述也只是粗浅条地勾画脉络，何况勾画也难免疏漏不准确。
    因此，从爱国主义思想这个意义上评论诗人就有详有略。
    杜甫与李白，都是忠于唐朝的，都是爱国的，并无不同。但是，在唐明皇之乱这个特大历史事件中，杜甫处在矛盾旋涡的中心，紧紧抓住“国破”这个最现实、最惨痛的主题创作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一系列作品，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历史的矛盾本质。后来流落三峡，又创作了杰作《秋兴》八首及其他一系列作品，念念不忘的总是“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迟”，总是“每依北斗望京华”，总是不忘“国破”!
    唐明皇之乱之际，李白在长江，这时候，这以后，都没有抓“国破”这个主题写什么东西，他的实际行动如此，我们并无责备之意，更不因为这一点就否认他的伟大。他有他的伟大之处，不在本书探讨的范围以内。
    又如白居易，他的《长恨歌》倒是写了唐明皇之乱，而且直接地写了唐朝皇本人。怎样写的呢?他把“国破”这种矛盾本质变成只是唐明皇与杨贵妃“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目标没有实现，所以“此恨绵绵无绝期”，《长恨歌》不是天下苍生的《长恨歌》，而是唐明皇与杨贵妃的《长恨歌》。
    白居易对唐明皇之乱的看法是不对的，《长恨歌》的主题抓偏了。这一点，比杜牧的诗，比李贺的诗，都不如。《长恨歌》语言流畅，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流传非常广泛，它的不对之处尤其应该明确地指出来。   
    我们决不拿了一首《长恨歌》的不对就否定白居易的一切。这位诗人忠于唐朝是不容置疑的。他的《折臂翁》对于唐明皇镇压西南少数民族的行为是持批评态度的。尤其是他的《琵琶行》，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我们认为这也是白居易的殊荣，他是当之无愧的。
    中华民族爱国思想发展到一八八0年鸦片战争出现了一次质的突变：遭受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列强、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侵略，整个民族在陷入空前深重的灾难的同时进入了前赴后继的反抗从而不断地提高爱国觉悟的渐变过程中。发展到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登上历史舞台，便总结为民族主义，基本内容是：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国内各兄弟民族平等联合以反对满清封建专制的统治，并将民族主义与民生主义、民权主义构成他的理论体系一三民主义。孙中山的理论总结是前无古人的。
    但是，孙中山的世界观(也叫民生史观)属于资产阶级唯心史观，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属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这是不科学的理论，不能对中国的民族解放、社会解放问题作出科学的理论说明。即令单拿解决民族问题而言，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作指导，至多可以获得民族独立，而不能获得民族解放。
    能够作出科学的理论说明的，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新民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著作中作出了精辟的阐述：中国革命是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中国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必须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前途；中国革命有三大法宝：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因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社会主义江山出现，社会解放与民族解放两大历史课题同时获得正确的解决。在国际大局和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民族解放问题只有与社会解放问题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正确的解决，不与社会解放问题结合起来，民族解放问题是单独解决不了的。
    因此，我们的爱国主义不是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而是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相结合的爱国主义。
    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一1895)当年是怎样治学的呢?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是二．-八六七年他四十九岁的时候出版的。它的前身叫《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八五九年他四十一岁的时候出版的。他在《序言》中说，“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却是（我）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
    也在这一年，三十九岁的恩格斯在评介马克思这部著作的专文中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尽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
    “多年诚实探讨”，“多年冷静钻研”，这种严肃的治学态度是学者们，尤其是共产党员学者应该很好学习的。
    我必须承认，我的学习是很不够的。在中华诗词的爱国主义传统这个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样的大话我是无论如何不敢讲的。何况这也不是一个“单独的”实例，而是一个时期长、涉及面很广的重大科研课题，我就更加不能夸口了。我只能说，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自己先拿出一点粗见，以便引起注意和讨论而已。欢迎批评，欢迎继续讨论。

----------------------------------------

     ★   侠骨琴心剑如虹
吴淮生

    放在我面前的，是刘剑虹的诗集《剑如虹》。这个书名起得很好，一方面，吻合作者的名字。另一方面，和集子里的诗的总体形象也很谐调。剑者，剑气也，代指诗的意蕴，即思想性；虹色彩也，赤橙黄绿青蓝紫，也就是指诗的艺术性。这种艺术性不是“小桥、流水、人家”式，而是“大江东去”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即人们通常说的剑胆琴心，或侠骨琴心。
    《剑如虹》的思想性的主要表现是鲜明而浓郁的时代色彩。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时代色彩呢？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时代色彩。诗集的第一辑的辑名，开宗明义就是《时代风采》，其义不言自明。他如《塞上初咏》、《感事抒怀》、《情系河山》、《田园新曲》……诸辑中的诗章，也莫不呈现出我的时代的色彩。甚至旅游、怀古之作亦然。如《沁园春·游银川金水园》，现仅录其上半阕。
    天路迢迢，滚滚飞车，急驶迩遐，桥跨虹斜。飞光流彩，金园两岸，     桥跨虹斜。大树葱葱，危楼隐隐，澄澈清池戏泳娃。惊涛岸，有击球儿女角逐平沙。
在“黄河古渡”的自然风光的背景上，绘出了“飞光流彩”，“桥跨横斜”；在“大树葱葱”的绿色丛中，点出了“危楼隐隐”。这些都是凸现时代特征的画龙点睛之笔。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著名画家董希文的油画《春到西藏》，于西藏高山峻岭的自然景色中绘出了很小的一点——汽车，从而显示了青藏公路通车的时代特色。
    那么，《剑如虹》中，怀古诗是怎样表现当前时代的呢？请看《昊王渠》前6句在写了昊王渠自古以来的灌溉功能以后，尾联两句接到了现代：“风光当数今朝好，绿染沙洲流更长。”从而“撷古为今用”（笔者旧句）了。
    《剑如虹》的时代色彩，并没有停留在单纯地对新事物的浅层次的歌唱上，而往往在唱颂歌的时候，把意蕴引向发人深思的深入一步的层次。在《赞风机厂新办砖厂》的颈联和尾联中诗人写道：
    “不见秋风吹茅屋，唯观广厦矗蓝天。   早知黄土当金买，何用民间血汗钱。”
前两句（颈联）是正面赞砖厂产品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暗用了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典故。旧体诗词适当用典，使典自然地融合于所要表达的事物之中，切合无间，可以增加作品的艺术美，这首诗的用典收到了此种效果。后两句（尾联）笔锋一转，发出感慨。这感慨具有模糊性，读者可以有不止一种的理解，从而使作品的思想更进一层。《旧楼换新楼》也是一首引人深思的七绝：
    “城区岁岁矗危楼，拆旧换新何日休？
    高价购来高级宅，几家欢乐几家愁？”
旧楼换新楼，一方面是城市化、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标志，但诗人在肯定的同时，却从一方面看出了由此带来的问题，并以问句出之，以见其忧民之怀。在上两个例子中，作者都是用尾联表现其题旨，这是“卒章显其志”的手法，也是我国诗歌传统的艺术方法，起自唐代诗人白居易。
    文艺作品的思想性总是通过艺术性来表现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的命题。只有思想性而无艺术性，便不是文艺作品，标语口号式的“诗”便是如此；反之，只有某种艺术性而缺乏思想性的“作品”也只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
    《剑如虹》的艺术性，上面已经谈到了用典和“卒章显其志”。这些也都是我国古代诗词经常运用的艺术技巧，《剑如虹》继承了。现在再谈几点：
    构思。这是创作任何体裁的文艺作品都需要的一种艺术思维，以奇巧取胜。以唐朝诗人贺知章的七绝《回乡偶书》为例：诗的前两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平平淡淡，第一句完全是抽象的叙述，没有意象；第二句虽有意象，也是平铺直叙。第三四句却奇峰突起：“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于是整首诗全活了，遂为传世名篇。此诗之妙，全在于第三四句构思的情节新颖独特。李清照的《如梦令》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也是如此。
    《剑如虹》中也有构思很巧的诗，如《军民座谈会》的第一首：
    “葵花籽小友情长，粒粒颗颗觉味香。
    今日依依话鱼水，来年花绽向朝阳。”
这首七绝构思是很巧的。作者抓住葵花籽这个物体，将它化为诗歌意象。来象征军民友情，这就将这种情谊具象化了。尾句更暗示出军民友情年年不衰之意。比较起来，《军民座谈会》的第二首就逊色多了，既乏意象，又平直而无精巧的构思，难为上乘之作。
    前面提到意象，现在就来谈谈《剑如虹》中的诗歌意象。“象”是物象，也就是客体，这种客体是具体可感的，而非抽象的。“意”就是艺术感觉、灵气、意蕴，即诗人主体。诗人用主体的光芒照耀着客体物象，使物象活泼起来，诗化起来。主体和客体相融合，就构成了诗歌意象。
    从总体上说《剑如虹》是注意到了创造意象的。像《破阵子·赞新住宅小区》：
    燕子难寻旧屋，群楼又缀新亭。圃内花招飞蝶舞，树上枝悬鹂雀鸣。随风柳絮轻。   最喜喷头洒水，更观珠露滋英。润活嫩茸添胜景，惹得翁姑醉绿坪。不知白发生。
这首词几乎全是意象。篇中所有物象均着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读来使人感到明丽可喜。诗集中的许多篇章，都有可触可感的意象。但也有少数缺乏意象之作，前面所说的《军民座谈会》的第二首便是一例。《军民座谈会》的两首诗，第一首可以法；第二首应引以为戒。
    写古体诗词是不能不讲格律的。《剑如虹》大体上做到了格律严整，如上面引的《破阵子》下半阕的第二句中，不说“露珠”，而写成“珠露”，就是为了适应平仄规律。集子中也有少量作品平仄不大谐调，也许是诗人一时的疏漏和笔误吧。
    最后，让我以一首《七绝·读<剑如虹>》来结束本文吧：
    “歌诗一卷剑如虹，侠骨琴心气亦雄。
    窗下兴来吟唱罢，情听流韵润春风。”     

------------------------------------------------------------

     ★   祝贺 “塞上清风”全国廉政诗词大赛成功

晨  崧

    今年四月二十七日，我受特别邀请和中华诗词学会的委派，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塞上清风”全国廉政诗词大赛颁奖活动，代表中华诗词学会，也代表中央纪委的观园诗社向大会表示了衷心的、热烈的祝贺，祝贺大赛获得了圆满成功；恭喜所有得奖的诗人、词家获得这样美好、有特殊意义的奖励；并向为举办这次大赛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有关领导、诗人、工作人员表示了诚挚的感谢和亲切的问候。
    廉政，是中华民族最优秀、最美好、最光辉的道德传统，也是中国自古至今当官的、执政者应有的、最起码的道德素质，是中国的老百姓最崇尚的做人的基本道德品质。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诗词学会共同组织这样的大赛活动，是一件极大的好事，有着特殊的、不同寻常的意义。这是在为反腐倡廉、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反对不正之风而鼓与呼，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从纪律检查部门来说，举办廉政教育是从教育的源头上抓廉政事业，这是正面地、主动地、积极地去加强廉政工作。如果只抓检查、惩办、治罪，尽管也很重要，但那终究是被动地、置后地、或者是被迫不得已地抓廉政工作。这里绝不否认杀一儆百的典型教育作用。然而从源头上抓起，加强防范，比起问题发生后的惩办更为重要。因此，我认为，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这个教育活动为全国开了个好头，做出了样板。这次大赛活动将载入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历史的光荣史册。
    廉政教育也是人文素质教育的一部份，而且是重要的部份。尤其是和中华诗词结合，开展社会性的廉政教育则更为重要。因为中华诗词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传统文化，是国粹，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十分璀灿的明珠，在民族凝聚力形成的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江泽民同志说过，“中国的古典诗词博大精深，内涵深刻，意存高远，也包含很多哲理，学习古典诗文有利于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丰富思想”。那么以诗育人，提高人文素质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中国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同志十分重视廉政工作和道德建设，提出了“八荣八耻”的代表中国人民意志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文明的一个极好的基本教材，廉政事业的成败对民旅凝聚力的形成和构建和谐社会起着主导作用。因此抓廉政教育的意义和作用是极其深远、极其重要的。
    中华诗词界的诗人朋友们，一贯关心和支持各地诗词组织，为弘扬祖国历史文化和建设精神文明与构建和谐社会而举办各种诗词活动。我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纪律检查工作多年，对“廉政”二字特别敏感，对廉政活动有着特殊的感情，对廉政事业的成败特别的关切。去年我曾参加过中共河南省三门峡市纪委和河南省诗词学会举办的廉政诗词大赛的颁奖活动，今天我又参加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这次大会，所以心情特别的不平静，我想在这里向全国的诗词组织呼吁，应当在各地党政机关和有关部门的领导支持下多举行这类的诗词活动，为提高中华民族的人文素质、创造社会主义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尽到诗人应尽的责任。
    宁夏回族自治区诗词学会成立比较早，这些年来作了大量的工作，领导班子成员兢兢业业、淡薄名利，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全自治区积极开展多种多样的诗词活动。并且培养了许多有造诣的诗人、词家。学会的刊物《夏风》也有较好的水平，读者遍布全国，不仅推动了宁夏回族自治区诗词事业的繁荣发展，也为全国诗词事业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贡献!
    最后我用一首小诗表达我的心意：
    塞上清风唱韵来，警钟响处百花开。
    贺兰山掠黄河浪，春色千重任意裁。
2006年4月27日 

----------------------------------------

     ★   诗词创作的八大误区
朱靖

    一、不要格律的误区。这是最大的误区！格律是旧体诗词创作要过的第一关，没有了格律，律诗就不成律诗，绝句就不成绝句，词也就不成词了。当然，古风和古绝是不拘格律的。现在写诗词的人很多，但是不懂格律或不肯学格律的却占很大部分。有许多人认为格律束缚太严，不肯学，还以“突破格律”自诩。事实上，这些“突破”的背后，往往隐含着无知和无能。汉语里同义词、近义词相当多，这给了作者很大的选择余地，同一意思完全可以用平仄相反的词来表达。如果词汇严重匮乏，自然无法适应格律的要求。
    有人认为格律可有可无，实际上他根本没有领会格律的作用。格律是古人总结了上千年经验才制定的，它使得诗词在歌唱时优美动听，在朗读时抑扬顿挫。所以，即使乐谱失传，歌词仍然可以流传至今。有些现代歌词，虽然歌唱时很动听，但是一旦用来朗读，顿时觉得拗口——正是因为没有了格律的缘故。
    二、格律极端化。与第一种误区相反，有的创作者走向了相反的极端。格律虽然严格，却仍然有许多变通的地方供作者自由发挥。无论律诗、绝句、词、曲都有许多字是可平可仄的。但是仍然有少数人为了追求绝对的完美，填词竟然要求一个字的平仄都不许变通，甚至连四声都要限制。例如宋朝的方千里，把周邦彦的一百多首词全部和了一遍，不但韵脚，连每个字的四声都一样。还有一些词谱工具书没有用多首作品校验，仅把例作的平仄、韵脚、句读标了一遍，也属于这种情况。
    三、多填词牌。据《钦定词谱》，词牌有800多个，加变体共2000多个。但是常见的仅100个左右。有的作者，誓将全部词牌都填一遍。今天填一个，明天填一个，后天再填一个，这也是一大误区。古代名家词人，作品虽多，词牌并非很多，除了少数创调大户（柳永、周邦彦等），所用词牌很少有超过100个的。
    四、步韵、回文等文字游戏。在韵脚全部被限定的情况下，作者组织词汇将受到比格律更严的限制，因此自古以来，少有绝世名篇出现。众多名家的传世名篇，多是靠自由发挥创作的，即使是苏轼、秦观等步韵高手，也多是靠自由创作的作品，而非靠步韵作品闻名于世。宋朝的方千里可谓步韵专家，可是作品多数是文字垃圾。现在的诗词作者也有把文字游戏当作艺术创作。为炫耀自己的学识，热衷步韵者颇多。自由创作尚没有佳作，况步韵乎？无异于舍本逐末！至于不懂格律的人写步韵诗词，更是东施效颦了！
    此外，回文、鹤顶、辘轳体等大都属于文字游戏，偶一为之，本无不可，如果借以炫耀自己的“才华”，那就不足取了。
    五、贪图长篇。诗词贵精不贵长。由于受现代文学长大之风的影响，有的人偏好写长调和长古，结果语言拖沓，内容空洞，又臭又长，令人反胃。长调和长古的创作，必须有足够的内容作基础，还要考虑整篇结构的平衡，难度实际上比律诗、绝句、小令、中调更大。有人说绝句和小令易成不易工，这没错，但是长调和长古既不易成也不易工，易放难收，弄不好会结构失衡，虎头蛇尾——绝非字数多了就好！
    六、贪图量大。诗词贵精不贵多首。李白留下的作品有700多首，杜甫有1000多首，佳作只是一部分，绝世名篇更占少数，其他名家亦类同。名家尚且如此，何况我等？清朝乾隆皇帝写诗几万首，可是没有一首佳作。我们的作品又能如何？有的人只重数量不重质量，只怕连乾隆都不如。
    七、追求华丽辞藻。有人喜欢华丽的辞藻，写的作品虽然漂亮，实际上却做作得很！古人的许多名篇，并没有什么华丽辞藻，反而浅显易懂，语言流畅，浑然天成，并广为流传。当然，“浅显易懂”、“浑然天成”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绝非信手得来。
    八、自创词牌。有的作者喜欢自创“词牌”。请问：你对诗词格律真正了解了多少？格律的许多规则你熟练掌握了没有？常见词牌的词谱你能熟记多少？可平可仄字的位置有什么规律？律句和拗句转换又有什么要求？已有词牌是否都已掌握并能够熟练运用？如果做不到，那你还没有创造词牌的资格。还有一条非常重要：你创造的词牌能否流行？如果不能流行，还是不要轻率创造为好？柳永、周邦彦、姜夔等人创造了那么多词牌，多数都没有流行起来。况且，常见的词牌已经有很大的选择余地，没有再造词牌的必要了。偶尔玩玩还可以。（摘自《中华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