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贺敬之诗歌创作的思维空间

秦中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一些盲目崇拜西方的诗论者，为标新立异，在与“世界接轨”声中，发动了一阵阵对我国民族化新诗的冲击。由于贺敬之是我国当代民族化诗歌的杰出代表，自然就被首当其冲，其诗歌也就被说成是“政治化强，艺术思维空间小”，意即审美功能差，但笔者却一直不敢苟同。

    关于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敬之同志在他的文论中有多次精辟的论述，笔者完全赞成他的观点，此文不再聱述，只结合他的诗歌创作，辨明艺术思维空间与审美的关系问题。

    作为反映生活的艺术思维空间是即客观世界的反映，也是靠激情促动想像、用语言描绘形象和艺术境界的的审美意识活动。所以毛泽东同志才说：“诗歌要用形象思维。”但也不排除逻辑思维的灵魂。形象思维总在胶粘着合乎规律的逻辑思维在进行，思维的过程就是对艺术空间的开拓，是动态的。其空间大小不是孤立、静止的，既受客观世界制约(如江海奔腾的激情，天马行空、鲲鹏展翅的想像，与自比杯水、小桥流水的情流，蜗牛的想像不同)，又决定于诗人主观能动性的正确发挥。所谓正确就是主客观统一，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统一的过程。作为诗则思想情感内容与表现形式的统一，和谐是美的存在状态。离开客观生活的主观想像空间，只能是空洞虚无，谈不上大，也谈不上美，美是附丽于生活常青树枝的花朵。

    形象的统一和谐与否，也非单凭动机与主观愿望，而是要受实践和效果的检验，检验也是对空间的开拓。不同时代社会生活、不同诗人生活经验感受，不同思想艺术修养艺术、个性，反映的艺术空间也就不相同。这种不同既表现在作品本身，也表现为风格和流派的境界差异。“有境界则自成高格。”格是艺术思维高度的标志，也是思想水平与思想境界深度的体现。只有反映社会政治生活的思想才有高度，只反映生活琐事、个人心灵秘密的思维，空间狭小而低下，谈不上境界。古今中外的大诗人，如我国的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陆游、辛弃疾等人，俄罗斯的马雅科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德国的海涅、智利的聂鲁达等人，无不因为反映时代、社会生活，才成为大诗人，其作品无不有博大空间崇高的境界，豪放阳刚之美。

    贺敬之就是这样的大诗人，就连反传统的先锋派诗人寒东也不得不承认“贺敬之是我国豪放派诗的集大成者，把豪放阳刚之诗推向了极致(《文论报·断层》)。事实也是如此。只要不抱偏见，只要对贺敬之的全部作品认真地加以具体科学地分析，就不难证实此言不虚。

    “诗以意为主”，“诗贵立意”。立意是诗的构思、思维的起点，也是贯穿思维过程的灵魂。“立意贵高远。”高远才有广阔的空间、艺术境界。敬之的诗立意就很高远。

    他写诗开始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期。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处于内忧外患、水深火热之中，民族命运到了生死存亡“最危险的时候”，全民奋起抗战，“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这时候有的诗人徘徊于后方雨巷，或独依异国桥栏，苟且偷生，思维的触角只伸向恋情的洞天穴地。诗人贺敬之却情系祖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思索的是民族的痛苦与反抗斗争，民族的前途，在“夜”的黑路上与《北方子孙》一同投入生与死较量，“为争取光明的进军行列，”并以“跃进”战斗姿态、浴血谱写着“迎春之歌”(《新诗卷·上编》)。八千里路云和月，亿万人民思与情，其艺术思维的空间与描绘的境界何其远大!当共和国春天来临，一些人沉醉与花前月下、象牙塔中，只思一己之得失，一家之安乐，忘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此时，贺敬之却清醒地坚守信念，意气风发地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鼓与呼。从《回延安》到《回答今日世界》，思维的触角进而伸向时代高度、历史的深度，既反映亿万革命儿女怀念延安母亲养育之情，鱼水相依的革命传统，又“放声歌唱”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丰功伟迹、豪情壮志、“东风万里”大好形势。他既歌颂共和国建设者向秀丽、雷锋等英雄个人，又歌颂豹子湾战斗等英雄群体，还歌颂“三门峡”、桂林山水等祖国英雄壮丽山川。因其思想高远想像丰富，塑造的形象才高大，使诗的空间、境界才壮阔而崇高。崇高壮丽正是社会主义时代诗歌的基本审美特征。

    再就这些英雄形象的塑造来说，也比同类题材的诗对空间开拓得更深广。以雷锋而论，诗人不是孤立地把他作为个体英雄来写，而是放在“广大世界”、“风云变幻的天空”、中国革命的“长征途中”、“脚步纷纷的道路上”来写，写出的不仅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汉子，而是从伟大祖国“母亲怀中”升起的“新一代的太阳”。雷锋来到人世“不是只为洗雪＼一家的仇恨＼不是为了＼治好伤疤忘了疼，也不是为“学少爷们＼从此醉卧高楼＼做花天酒地的荒唐梦，”而是以“对生活如饥如渴的憧憬＼全部投入＼我们阶级的＼革命进行军＼攀登革命———真理的高峰”，在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之中”实现“壮丽的人生”———人类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雷锋的形象多么丰满!《雷锋之歌》艺术空间、境界何其博大崇高。这是那些单写生命体验，只开挖个人生命细胞诗的空间难以比拟的。

    就是描绘三门峡、桂林山川的诗，敬之也不像一些山水、田园诗人，思维触角只伸向山石泉水、花草树木等自然表层，而是将敏锐的思维触角伸向历史的纵深、时代的高度与山水的灵魂，从而写出了当家做主的人民让“天上的黄河手中来”，“展我治黄河万里国”英雄气概。描写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敬之也没有像一般人通常用“母亲”、“太阳”的雷同比喻(雷同是平面的叠加，谈不上艺术空间)，而是以“党＼正挥汗如雨＼工作着＼在共和国大厦的建筑架上。”这种崭新比喻塑造社会主义祖国的光辉形象!

    敬之写于新中国成立后的诗思维空间、艺术境界均为博大深宏的，从来没有一个诗人能像他那样，把历史、现实、人民、革命、个人和党和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关系表现得那么广泛、深刻、准确而又形象生动。这也正是敬之思想水平高，艺术视野开阔，想像丰富，开拓能力强的表现。敬之无愧是时代的大手笔!

    十年文革，举国动乱，中华民族遭殃。悲愤出诗人。但许多新诗人写粉碎“四人帮”，歌颂十月胜利的诗，思维触角多只伸向个人的痛苦与欢乐层面，有的虽伸向国家民族命运，但也毛毛糙糙；更有人为痛失年华而伤悲，怨天尤人，失去了对社会、人生理想的信念。而敬之的诗《中国的十月》则把文革灾难看成“善变妖魔”造成的历史挫折，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又一伟大战役”，“为真理而斗争新的光辉一页”。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党和社会主义仍大有希望。”《八一之歌》则从另一个侧面(空间的一个纬度)写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长壮大的历史过程和伟大作用，同样反映和表现了对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必胜的信念。

    总之，敬之一贯站在时代高度，以历史的目光高瞻远瞩、高屋建翎地思考人生，以浪漫主义思想和饱满政治热情艺术地表现社会人生。他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大诗人。

    “不怕不识货，单怕货比货。”相比之下，那些离开革命与建设中心，躲到“边缘”地带，窃窃私语着如何颠覆母语、崇高，瓦解意识，实际上丢失民族精神，唯形式主义的诗人和诗的思维空间显得多么狭小。至于那些追求感官刺激“下半身写作”的下流玩艺，思维空间不仅狭小，境界又是多么卑劣低下。

    艺术思维的空间当然也表现在形式方面，即诗的意象及组合方式、语言运用等方面。比起唯形式主义追求的形式，敬之诗的形式空间也更宽大。这既是由他描写的宽阔豪迈情感深厚内容决定的，也是他执著追求探索的结果。

    先说意象。意象是诗的核心，诗人情感的对应物。敬之的诗因立意高远，所以取象也大，建构的意象自然也大。如他写黑夜追求光，不是用飞蛾，而是用“进军行列”；抒思念延安的革命之情，不是用小小花草，而是“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写开国后大好形势不是用空乏的梦而是用“东风万里”；写壮丽山河，不是一座独秀峰、一泓清溪，而是“天山、昆仑；”“天公明镜梳妆台”、鬼斧神工的三门峡、“中流砥柱”、“云姿仙态桂林山水”。“西去列车”则是开发大西北进军的典型象征意象。他的诗所有意象，都是我们时代民族精神的体现。这些粗犷雄伟阔大的意象都是敬之同志构筑自己的，也是我们社会主义时代博大诗歌艺术殿堂的砖瓦基石。

    “观意象而用斤。”敬之对意象的运作，采取了非同蚂蚁搬家，屎壳郎滚蛋、蜘蛛织网、燕子衔泥筑巢的方法，也非简单的线形思维，刻板式的平铺直叙，而是从宏观着眼，小处落墨，如以春风、秋雨、晨露、夕阳，“五月一麦浪、八月一稻香、桃花一南方、雪花一北方”等这样大开大合、大跃动、大省略、大写意，用时空交错的组合方法和众多电影蒙太奇式的组接、及东西方、真善美与假丑恶鲜明对比的多种方式，围绕抒情主人公中心，将意象加以组合，让“再现”变为“表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成为浑然一体无比宽广壮美的艺术境界，创造出了亦真亦幻，虚实结合，空灵有致新的崇高和谐美。《回延安》、《豹子湾战斗》、《西去列车的窗口》、《放声歌唱》、《东风万里》、《十月秋雨》、《八一之歌》 都是这样，用绘画的术语讲就是“散点透视，”以点带面，以情带景，思想深刻，画面广阔，气势磅礴，成为时代历史的画卷。《桂林山水歌》更是飞驰想像的组合。它不像一般诗人只作具象的细部工笔描绘，而是用“云姿仙态”中国画式的大泼墨、大写意，又浓墨重彩地写出了桂林山水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神境仙界，极富朦胧美。此诗也可以说是我们朦胧诗的开端之作。

    语言是意象的外壳。敬之诗的语言粗犷豪放，不加华丽词藻修饰，通畅明白又不直白，色彩明丽。其运用方式直率豪迈，如直射直升的火箭与读者直接交流，其效果比一味的婉转含蓄有更强感染力。

    在语言修词上，敬之的诗还大胆用了夸张手法。这也是他扩大艺术思维空间、创造大境界的重要手段。例子处处可见，举不胜举。可惜这种手法新时期以来的新诗用的太少，甚至排除。敬之这种诗的艺术形式及表现的效果，为那些只单纯用花花草草、雨点雪片，空洞梦等意象和拐弯摸角、七扭八歪、晦涩难懂语言等形式望尘莫及。他们的诗因思想水平低、艺术思维空间小得可怜，充其量只能说是意象有些密度，即意象派诗常用的意象的叠加、意象群的运用。

    由于他们立意低、取象小，无大胆想像(他们认为那是夸张，而加以排斥)无激情(他们认为那是滥情)，故意象自身的空间就小，运用的密度再大，开拓的空间自然小，如有限的库房堆满杂物，有限的纸上涂满色彩，留不下多少空白，读者想像的余地。虽然显得细腻，也只能表现阴柔之情，如小家碧玉，不可能有大家子气。这也就是我国近年来新诗魂瘦的重要原因。相形之下，贺敬之的诗意象因疏朗，满装海洋般激情而显得气势雄浑磅礴，流动着豪放阳刚之美。这也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也最能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建设现代化中国各族人民所需要的优质精神食粮。

    当然新诗也要多样化。但“化而不失本调”的主旋律，才能穿起多样化的珠子。对此敬之同志在谈诗中多次说到：“决不能否定中国新诗的成就，”又说“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诗歌和整个文艺战线一样，成绩很大，是第一位的。”“即是是对新诗潮中的诗人诗作，他也采取分析的态度，认为：约定俗成为(朦胧诗)的作品中，情况是颇为复杂的，其中也有好的，如舒婷、顾成(后来的情况属于另一回事)，梁小斌等人早期的一些作品(转引自丁国成为《贺敬之谈诗》一书所作的序)。这是实事求是、科学的态度。

    这种宽容开阔的胸怀，又是他开拓诗歌艺术思维空间的动力。贺敬之的诗开一代革命与民族化、大众化诗风，拓宽了我国五四以来新诗的道路，也代表了我国当代诗歌的创作方向和水平。科学地研究他的诗作和诗歌理论，对促进新诗沿着刚柔相济的美学轨道和谐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而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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