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更要重修身

丁国成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我国育人树人的百年大计，是民族振兴昌盛的千秋大业，需要全社会各行各业共同奋斗，身体力行，持之以恒。我们诗人词家不能袖手旁观，置身事外。

    诗人是教育者，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教育者必须首先受教育。正人必先正己，己所不正，焉能正人!自己灵魂卑污丑陋，有才无德，那就无法塑造出高尚美好的灵魂。而且言教辅以身教，身教重于言教。诗人词家率先垂范，带头践行“八荣八耻”。这种行动本身，就是对广大读者、普通群众最有说服力的一种教育，让人口服心服。

    “人类灵魂工程师”的口号，已经多年不提了，有人甚至公开加以否定。2006年2月23日，在中国作协六届六次全委会上，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金炳华同志郑重明确地指出：“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具有较高政治素质、良好文化素养、优秀文化传统，应当成为全社会团结和谐的表率……”在举国上下认真学习、努力实践“八荣八耻”的今天，作家包括诗人，理所当然地也要成为树立并且躬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表率。

    诗人是作诗者，主要以其诗作教育世人。其诗好坏，对人影响巨大。诗人要作好诗，必须先做好人。好人不一定能写出好诗(因为并非人人都能作诗)，但要写出好诗，必定须是好人。因为“诗如其人”(清·施润章)，“诗品出于人品”(清·刘熙载)，所以有其人，必有其诗；其人品德，决定其诗品格。古人在这方面有过许多精辟论述：“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清·徐增《而庵诗话》“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清·沈德潜《说诗  语》)“爝火不能为日月之明，瓦釜不能为金石之声，潢污不能为江海之涛澜，犬羊不能为虎豹之炳蔚，而或谓庸人能以浮文眩世，乌有此理也哉?使诚有之，则所可眩者，亦庸人耳。”(宋·陆游《上辛给事书》)这些话说得非常深刻，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过去有个口号，叫做“表现自我”，曾经引起争议。实际上，这个口号并没有错，关键在于“表现”什么样的“自我”：是高尚的“自我”，还是卑鄙的“自我”。社会主义诗歌，理应着重抒写具有社会主义道德情操的诗人自我，从而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作用。

    不错，诗人与诗并非总是一致，两者相悖的现象确实存在。但那不足为训，而应引以为戒。文人无行，古已有之。虽然明代李梦阳有“端言者未必端心。健言者未必健气(《林公诗序》)一说。然而，“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清·叶燮《原诗》)。弄虚作假，必然流于矫情，破绽百出。“文章美赡而人多卑污者”，“其文必无超拔之气”(明·徐树丕《士先器识》)。“言高于青天，行卑于黄泉，此与能言之鹦鹉何异?”(明·屠隆《文行》)鹦鹉尚能使人愉悦，此等诗人则只会令人作呕，徒留千古笑柄，成为人们訾议之资，因为，“勉强造作，而为欺人世之语”，也只“能欺一人一时，决不能欺天下后世”(清·叶燮《原诗》)。尽管“不以人废言”有其片面的合理性，却难以成为德行欠缺者的挡箭牌。

    诗歌同一切文学艺术作品一样，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美刺作用、认识作用和娱乐作用。将诗歌的社会作用无限夸大，固然不对，但完全否定，也同样欠妥。因为诗言志，歌缘情，诗歌总以高尚的心态和纯洁的感情去打动人，感染人，所以它在注重情理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能够发挥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诗人词家因此负有不可推卸的崇高而又重大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我们要尽职尽责，就“必洗涤俗肠而后可以作”诗，也就是“欲治其诗，先治其心”（清·吴雷发《说诗营蒯》），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创作。谁想做个优秀的诗人词家，谁就必须德才兼备，缺一不可。正如明代谢榛所说：“非德无以养其心，非才无以充其气。”（《四溟诗话》）

    其实，岂止诗人，所有文学家、艺术家、宣传家、编辑家、出版家、教育家乃至一切舞文弄墨、网站媒体等的知识分子，都应特别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因其属于特殊的关键人群，处于重要的社会位置，自身道德修养完美，不仅自然而然地成为知荣明耻的公民楷模，而且势必极大地强化其在良好道德建设中的价值导向。“先道德而后文辞”(明·彭时《刘忠愍公文集序》)，“德成而先，艺成而后”(《札记》)，真正达到德艺双馨。唯其如此，方能出色地做好各自的工作，所谓“德弥盛者义弥缛，德弥彰者人弥明”(汉·王充《论衡》)。(此为作者在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树立社会主义荣辱现座谈会”上的书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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